20世纪中叶,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变革, 资产阶级的权力统治日益渗透到“主体”的日常生活领域。从文化、意识形态、技术、空间等各个领域和维度对资本主义崭新的权力形式和权力技术进行分析, 成为很多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共有的问题意识。而斯大林体系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决定论式的教条化理解, 也是左翼知识分子试图克服的理论障碍。在这一背景下, 很多学者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宏观历史逻辑及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微观社会现象之间建构一种理论, 解密资本逻辑如何现实化、具体化的复杂机制, 并进一步从中寻找主体解放的当下可能性。作为其中的佼佼者,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身体规训等微观权力技术领域所做的贡献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 而他在谱系学的方法论基础上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学界往往将福柯的治理概念局限在权力关系分析的框架内, 而未从抽象规律的现实化与社会实践的能动性这样的社会历史维度理解其治理范式的方法论意义。
一、治理范式下对“天真的自然主义”的批判
《生命政治的诞生》是福柯在1978—1979年于法兰西学院开设课程的标题。在这半年的课程中, 福柯主要围绕治理理由、治理技艺、治理术、治理实践这一系列概念, 分析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缘起、基本特征及其现实类型与表现。笔者在此将这一系列概念建构起的研究范式统称为“治理范式”。福柯竭力指明, 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天然的、自发的历史事实, 而是治理实践的现实结果。在这一点上, 福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的批判不谋而合。
福柯指出, 从18世纪中期开始, 一种新的现代治理理由和治理技艺开始出现, 被称为“自由主义治理术”。它的基本特征包括“经济真理问题和市场的真言化问题”“效用估算对治理术的限制问题”以及“国家间的平衡问题”。自由主义治理术不是从法律等外部限制中寻找治理的合法性问题, 而是关注治理的内在限制, 福柯称之为“节制的治理”或“较少的治理”。这种治理通过“市场”而发生作用。18世纪的市场构建了一个“真言化”场所。通过对市场内的价格等自然机制的揭示, 政治经济学为治理实践提供了真理原则:“这种能够使治理理由进行自我限制的知识工具、估算形式、合理性形式……就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所发现的, 不是一些先于治理术运转的自然权利, 而是治理实践本身所特有的自然性。”
“自然” (nature) 是自由主义治理术探讨的重要话题。福柯指出这种“自然”的相互关联的两个层面:其一指“放任自由原则”这种“自然状态”;其二是指市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揭示的某种“自然法则”。按照惯常的理解, 自由主义意味着对市场的“放任自由”, 而福柯指出, 自由主义治理术中遵循的“自然”, 其实质并不是放任自由意义上的“自然状态”, 而是某种“自然法则”:
这种自然概念将围绕政治经济学的出现而完全发生改变。对政治经济学来说, 自然不是一个原初的和预留的区域, 权力的运行不应该侵占这个区域, 除非它是非法权力。自然是在治理术运行的底部, 穿越它, 进入它之中来运转的某种东西。自然是治理术必不可少的皮下组织。
这种“自然”, 指的并不是某种不加干涉的原初状态, 而是政治经济学理论揭示的市场机制的自然必然性。换言之, 这一“自然”正是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的对象和揭示的真理。这种自然性是市场自发的, 是人力不可改变的, 是为治理提供真理标准, 以区分出正确的治理和错误的治理。这种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 最基本的特征正在于遵循自然主义的原则:“如果我们走得再远一些, 从它们的起源来看, 你们会看到我所谈论的新治理技艺的特征更多是自然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18世纪中期出现的是治理的自然主义。”而它之所以又被称为“自由主义”, 是因为这种“自由”是遵循这种“自然”的必要前提:“新治理技艺要被迫将自由生产出来, 被迫将自由组织起来。”为了遵循市场和政治经济学的自然法则, 必须每时每刻保证自由。可见, 就自由主义而言, 其治理技艺的重要原则正在于将“自由”生产出来, 以利于自然法则的顺利通行。就此而言, 自由主义的“放任自由”与“天然合理”完全只是一个虚假的表象。
如果说18世纪的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基本原则还是“这个放任自由的市场、这个在不干涉主义管理下的市场将成为国家富足、经济增长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力增强之本”, 那么, 20世纪中叶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则具有新的内涵。市场“放任自由”的虚假表象被进一步打破。
福柯以诞生于纳粹背景下的德国秩序自由主义为例, 阐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对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发展和倒转:不再是由国家监督和维持下的市场自由, 而让市场自由成为国家的组织和调控原则。同时, 福柯认为, 这个市场原则已经从18世纪的等价交换发展到19世纪以来的竞争和垄断。秩序自由主义的观点是:“从竞争作为市场的组织结构形式这个原则中,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得出放任自由的结论……当你们从市场经济中得出放任自由的原则时, 从根本上来说, 你们仍然陷入我们称之为‘自然主义者的天真’之中。”
在此, 福柯指出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根本机制。如果说在自由主义治理术中, “自然”是有待揭示并必须遵循的原则, 那么, 在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中, “自然”则是需要被实现出来的理念。秩序自由主义者认为, 竞争绝不是自然地呈现, 不是自然现象, 也不是自然的结果, “竞争是一种本质。竞争是一种eidos。竞争是一种形式化的原则”。福柯在此处揭示了胡塞尔的思路对秩序自由主义者的影响, 即将竞争的自然机制理解为一种本质的, 然而也是抽象的经济逻辑。而这一逻辑发挥作用, 并不是一种先在的自然状态, 而是“要经过人为的仔细布置”。因此, 纯粹竞争是治理技艺希望达到却永远无法真正达到的历史目标, 而“不是一种要加以遵守的自然呈现”。对秩序自由主义者而言, 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性不同于历史现实分析的真实性, 两者是相互交织的。而这种存在于经济理论中的抽象的市场机制的形式化原则, 必须通过治理实践而实现为现实。“应该为了市场去治理, 而不是因为市场去治理”。由此, 福柯指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总原则是“必须成功地在治理中产生出市场”。
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 就是通过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哲学, 揭示出资本主义并不是天然永恒的自然状态, 而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 并终将被扬弃的历史阶段。脱离具体的、特定的生产方式而谈论人类历史, 必将陷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中, 而资本主义之所以呈现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状态, 正是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历史阶段使然。在这一点上, 福柯与马克思不谋而合, 甚至走得更远。通过对不同阶段治理术的历史分析, 福柯揭示了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伪自然性”。首先, 市场的自由运作与主体的自由状态, 并不是先天存在的自然状态, 而是对市场自然 (自发) 机制的客观遵循的必要条件, 这是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核心逻辑。其次, 随着资本主义历史的新变化以及对这种历史变化的理论反思, 新自由主义进一步瓦解了“自然”的表象:自由放任的市场原则也不再是一种自然 (自发) 机制, 而是需要通过治理实践为其创造条件的本质形式。在此意义上, 资本主义既不是历史的自然永恒状态, 也不仅仅是自发存在的历史阶段, 而是通过治理实践实现和建构的某种“理念”。
二、“治理实践”与马克思“社会实践”的方法论异质
福柯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基本机制的阐述, 并不仅仅打破了资本主义“天然永恒存在”的意识形态幻象, 更为重要的是, 新自由主义的“治理范式”为我们提供了勾连本质经济逻辑与复杂社会现实的中间理论层面。福柯反对黑格尔与斯大林体系下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与机械决定论的“历史主义”宏大叙事, 批判将历史理解为自发的、决定性的、唯一的本质逻辑进程, 他关注的理论重点是, 当下的新自由主义的现实是如何通过“治理实践”而建立并实现出来的。
福柯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治理实践, 还有对治理实践的自我反思或自身意识, 福柯称之为“治理技艺”。他并不否认治理实践有某种能动的主体, 比如国家治理或作为治理者的君主。然而, 福柯恰恰反对的是, 国家、王权等普遍概念未经考察而预先建立。在他看来, 国家是复杂多元而又不断变动的, 是不同时期治理实践的不同结果, 同时也是治理的某种目标。就此而言, “治理”就成为一种历史分析的结构性力量。与马克思建基于“生产”的历史不同, “治理”的历史并不探索某种决定性的本质力量在时间序列中的展开, 似乎这种本质力量是根本的, 而其展开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治理”的历史, 恰恰关注某种特殊的、具体的现实是如何组织和建构起来的。但这种建构也并非本质或逻辑自身的自动展开与实现, 而是另有其原则和秩序。
与福柯一样, 阿尔都塞致力于批判黑格尔式的同一性逻辑以及相应的“历史主义”叙事。阿尔都塞虽然否认历史具有同质性的结构, 却依然肯定整体中各类异质结构的决定秩序:整体“是由某种复杂性构成的、被构成的整体的统一性, 因而包含着人们所说的不同的和‘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 相互联系, 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而在福柯看来, 问题既不是从某种决定性的本质逻辑实现为某种现实, 也不是存在某种基础性的层面决定其余层次的秩序, 而是这种本质逻辑本来就不存在, 它只是某种“知识”形态的理念存在。它的实现则是治理实践的结果。治理实践并不受制于某种自身以外的本质逻辑的规定, 恰恰相反, 治理实践有其自身的反思和逻辑。
早在《词与物》中, 福柯就研究从财富分析到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型变迁, 他此时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认识论领域。而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 福柯通过对治理历史的研究, 揭示“知识-权力”的具体运作。市场作为“真言化”场所, 将知识与权力勾连在一起。政治经济学对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的规律研究, 是治理应当遵循的真理。如果说市场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 那也是因为我们预先按照“看不见的手”需要的条件而将市场建构起来了。在现代性的思想家努力揭示各种客观规律的地方, 福柯看到的只是知识-权力的实践运作。当然, 福柯并不否认这些规律的必然性, 但他强调的是, 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和环境并不是自然存在的, 而是治理实践的结果。福柯不仅破除了自由主义者的幻觉, 即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天然永恒的, 也在某种意义上破除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幻觉, 觉得历史存在某种自发逻辑, 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发展阶段。福柯通过对历史的谱系学研究和知识的考古学研究, 充分强调了社会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的建构作用。
众所周知,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新哲学的创立以实践范式为基础。这一实践并非指抽象的个体实践, 而是社会实践, 只有从这一实践范式出发, 将人类社会理解为人们的感性活动的结果, 才能破除思维与存在之关系的认识论视阈局限, 从而走出历史唯心主义的桎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即是物质生产 (实践) 。此后, 马克思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结构与资本逻辑的运作规律。而“实践”本身并不是马克思后期研究的关注点, 由此, 很容易造成对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化解读之误区。福柯在此强调的观点是, 实践的能动性并不只在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运动中扬弃自身的能动性, 实践本身具有将理论介入现实的积极作用。这一功能通过“治理实践”而表现出来, 即通过治理, 为某种理念的实现创造条件。当然, 福柯此处的治理实践已经明显溢出了马克思的实践范式。虽然福柯谈的也是某种社会实践, 而非单个人的主体实践, 但是“治理实践”并不决定于经济基础, 而是作为组织历史叙事的一种独立维度 (并非“相对独立性”) , 有其自身意识与自我反思。毕竟, 当福柯破除了历史具有某种本质逻辑的一元化叙事之后, 历史的多样性被充分解放出来。
福柯对社会历史研究始终抱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20世纪70年代初, 福柯就探讨谱系学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区别于形而上学的宏大历史叙事的方法论自觉。在20世纪70年代末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中, 福柯将研究限定在以治理术、治理实践的视角剖析历史发展, 这实际上正是福柯出于谱系学的方法论自觉, 将抽象的权力关系分析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中的研究范例。治理范式是福柯“用权力来研究主体客体化”的历史进程中重要的方法论中介, 《生命政治的诞生》一书虽然通篇谈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历史, 但其真正落脚点则是通过治理范式的视角, 剖析当代新自由主义生命政治中权力关系的源流。
主体和权力是福柯整体思想中相互关联的两大轴心。由于两次世界大战, 以及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所处的特殊时期, “权力”成为左翼思想家共同关注的理论与实践母题。在福柯等人看来, 历史并没有什么本质逻辑, 只有基于当下实践需要的各种解释维度。他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批判马克思的黑格尔式历史叙事。而从当下的社会现实出发, 更为迫切的命题是对权力关系的研究与剖析, 因之, 才有了谱系学用“历史感性”解放“实际的历史”。在这一意义上, 治理实践不同于马克思历史观中的社会实践。前者充满着偶然性、断裂性、竞争性、经验性, 福柯正是要通过对于各种各样治理实践的经验性描述, 表现历史的冲突与丰富, 从而突破一元论的历史神学叙事的霸权, 强调现实资本主义的被建构性, 而非被决定性。也正因为如此, 当我们仔细辨别现实资本主义生活中的种种权力形式与权力策略时, 各种权力关系中的斗争可能性也被充分解放出来。对福柯而言, 这其间正存在着某种主体解放的当下可能性。
福柯和阿甘本都是从当下的现实出发而回溯历史。福柯的谱系学研究将当代问题追溯为历史上的多元权力斗争和权力关系/策略的结果 (权力维度) , 他承认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历史性的绵延, 虽然它并非单一的、连续的、必然的 (因果) 逻辑性历史, 而是多元的、斗争的经验性历史。阿甘本则直接受到本雅明的影响, 将历史理解为当下的“阴影”:“就好像这种无形之光———即当下的黑暗———把自己的阴影投射到过去, 在这种阴影的触碰下, 过去也就获得一种能力来回应现在的黑暗。”它进一步破除了客观历史的残余, 而将历史理解为一种服从于现实需求的主观叙事。在福柯那里, 谱系学研究的“历史感性”的作用是反讽, 这已是对传统同一性历史之伪客观性、伪自然性的解构, 而在本雅明“辩证意象”的历史研究范式下, 阿甘本的“赤裸生命”则更是一个超“历史” (这个“历史”是指物理学意义上的线性时间绵延和累积及其事件堆砌) 的权力结构之意象, 是直接为开启当下的救赎之目的而存在的政治-神学叙事。当阿甘本把神圣人及其赤裸生命当作解码现代性政治的钥匙的“辩证意象”时, 正是基于这一方法论的合法性。意象归根结底是一种能指/象征, 而辩证意象的特殊之处在于, 它是古代和当代碰撞的产物, 是一个“星象”“理念”“原初现象” (它拥有亚当式命名的确定性, 能够摆脱语言堕落之后多义性的弊端) 。在当下, 这一古老的辩证意象得到一次次的复兴与实现, 具有越来越高的现实程度, 从而使其救赎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阿甘本通过本雅明的历史观之中介, 试图将福柯对现代性生命政治权力的批判更深化为整个西方政治传统的根基性结构, 从而表达某种更根本的拒绝姿态。奴役从历史的起点开始, 救赎则要彻底摒弃整个西方历史的节奏和步履。
三、治理范式的历史解放维度与社会主义治理术
列斐伏尔说:“生产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具有某种空间性存在时, 它们才具有某种社会存在……否则, 社会关系就将永远处于‘纯粹的’抽象的领域之中。”[7] (P129) 福柯则说, 如果一种社会制度缺乏内在固有的治理术和治理合理性, 也只能停留在抽象领域, 他在谈到新自由主义诞生的同时, 也提出了“社会主义治理术”的问题。在福柯谱系学的历史研究思路中,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基于历史必然性的前后相继的序列, 而是处于竞争关系中的治理实践及其建构的社会现实。这就为突破新自由主义的统治权力提供了某种现实可能性。
对当时的福柯而言, 社会主义或许存在, 却“并不存在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 而在现实中, “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到各种治理术的类型之上才能运转”。社会主义嫁接在不同的治理术中, 结出不同的果实。比如, 当社会主义嫁接到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上, 就扮演了“平衡力、缓和剂、镇静剂”的作用。当马克思主义者追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时, 福柯指出:“社会主义所缺少的不是一套国家理论而是一个治理理由, 所缺少的是对社会主义中的一个治理合理性的界定, 也就是对治理行为的目标和样态之范围进行合理的、可计算的衡量。”在福柯看来, 马克思主义者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从来都只存在于文本及其阐释中, 并用对文本的契合关系掩盖治理合理性的缺乏。文本阐释越兴盛, 治理实践越无力, 这是当时社会主义实践的有趣悖论:
人们提出一种阅读和阐释方式, 这种方式应该奠基社会主义, 应该向它指出哪些是它的各种可能性和可能行为的边界, 而实际上它所需要的是为自己界定出行动方式和治理方式。我认为社会主义文本的重要性与社会主义治理艺术的缺乏是相对称的。因此,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下, 对于整个在政治中已运作的社会主义, 不应该去问:你参照的哪个文本, 你背叛了文本没有, 你遵照了文本没有, 你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不能从社会主义及其文本中推导出这种治理术。我们应该把这种治理术创造出来。”
福柯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反思是振聋发聩的。他通过对治理实践与治理术的历史梳理, 一方面揭示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种种意识形态特征, 另一方面始终强调治理实践的能动作用。按照福柯的思路, 社会主义同样应该通过遵循社会主义特有的治理术而运转。这种治理术与文本的合法性无关, 而仅仅在其治理实践中被探索与创造出来。福柯对社会主义治理术的探讨只是一个零星的思想火花, 但他再次将实践纳入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阈中, 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实现提供某种原则性的启发。求助于文本而奠基其合法性的社会主义是虚弱无力的, 甚至只是一种虚幻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既不奠基于文本, 也不会通过与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嫁接而实现, 却必须创造其内在固有的治理合理性与治理术, 并通过治理实践将理念变为现实。
与其他左翼思想家不同的是, 福柯在打破历史的必然规律性叙事后, 并没有走向寻求当下解放的美学-宗教救赎, 或者是暴力革命的乌托邦话语。对福柯而言, 一元论历史的瓦解和断裂为实践和解放留下了实现的空间。对社会主义而言, 首要的不是历史合理性, 而是治理合理性。当主体在自由主义治理实践的活动中被资本逻辑征用与奴役时, 或许只有社会主义治理实践才能实现另一种命运?福柯并没有给出答案, 却给读者留下了反思和希望的空间。
（原文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杂志2019年第1期，作者为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讲师翁寒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