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快演进，科技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主战场，对许多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科技上落后的国家，若要与现代化国家同行，必须首先走技术追赶的道路。由于国家的要素禀赋不同，以及所采取的技术追赶策略不同，最后的结局也大相径庭。如果仅仅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那么只能实现效率收敛，达不到技术收敛，并不能真正赶上发达国家。中国必须走一条在技术追赶中努力实现超越的发展道路，超常规地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方向和新兴领域重点布局，努力掌握一批新兴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构筑非对称竞争优势，以形成无法回避的大国科技博弈的均衡态势。
【关键词】技术追赶；技术超越；科技竞争；非对称优势；颠覆性技术
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是一个技术追赶和超越的进程。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往往都是在技术上处于领先的国家，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也都经历了一个技术追赶乃至超越的过程。
现代化的历史就是由一系列技术追赶和超越的国家发展故事所构成的。当今世界，一方面，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快演进，新技术、新产业层出不穷，对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科技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主战场，技术扩散发生重大变化，对后来者提出了新的挑战。科学总结历史经验，采用更好的技术追赶模式，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成为中国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策略。
一、现代化、四次工业革命与国家实力起落
总体上讲，现代化就是一个工业化及其不断深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学者把现代化分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视野下的现代化,但无论从哪种视角去看现代化，工业化都是现代化的核心，因为二者在时序上高度一致，工业化的进程基本决定了现代化的结果。尽管有学者把现代化的启始阶段追溯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期，甚至早至12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和中国的宋代②,但这些研究多少有些泛现代化的味道。当人类还没有从自身和牲畜的肌肉中得以解放的时候，人的基本生活状态与1000年前的祖先没有大的区别的时候，言及现代化难免过于抽象空洞。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把现代化进程与器物变迁联系在一起，减少一些随性的想象，这就自然地以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考察维度。如果把第一次工业革命看作世界现代化的开端，迄今不过200多年的时间。有学者明确指出，世界现代化进程从工业革命开始，以大工业的兴起为标志，由工业化推动和引导。更有专家考证得出，“modernization”（现代化）出现于18世纪70年代，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年代。
工业革命是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都有力推动工业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使一些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始于18世纪60年代，延续约100年，其重要标志是蒸汽机和铁路的应用。借助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率先进入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紧接着，法国、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也相继掀起了工业化浪潮，成为世界上较早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一批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端于19世纪下半叶，核心标志是电气化，磁场电流的发现，电的广泛使用，电灯、电动机、内燃机、生产流水线的出现，使工业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因此，这次工业革命也可以称为电力革命。一个世纪以前，电气化或电力革命就是最具有颠覆性的崭新技术，所以当年的俄国苏维埃政权用最大的热情制定了国家电气化计划。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最高领袖列宁把俄国电气化远景计划称为第二个党纲。当时俄国流行的一个口号是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尽管如此重视电气化，俄国并不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在这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德国等后进入工业化的国家有更好的表现。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要代表性科技成果很多，因为20世纪下半叶正是新技术、新发明爆炸式涌现的时期，但核心标志是电子计算机以及与之关联紧密的微电子技术的出现和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催生了许多新产业，其中一些产业极为重要，一直影响着今天世界经济的发展，如半导体产业、现代通信产业、新材料产业、软件产业等。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大大缩短了现代化的进程，在某些领域实现了技术和产业的一定超越，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
当今世界处于一场新的重大产业变革之中，正在兴起新一轮工业革命。引起学者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本，不是当前是否正在经历新的工业革命，而是第几次工业革命。著名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把当前的产业变革称作第三次工业革命，其特征是由旧的能源模式向可再生能源模式转化。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其基础是数字革命，以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为主要特征。显然，里夫金是根据能源的使用方式把人类历史所经历的工业革命划分成三次，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也仅仅刚刚开启。施瓦布则是从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线索出发，结合蒸汽机、铁路、电力、生产线、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广泛影响，引出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将过去200多年的经济发展史分为四次工业革命。里夫金的三次工业革命论主要聚焦能源，施瓦布的四次工业革命论则涉及科技进步整个领域，关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科技创新和发明，对产业变革的反映更加全面。因此，把当前的产业变革称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更为合理。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是唯一的胜出者，是先进技术的策源地。蒸汽机、铁路都诞生于英国，然后扩散到欧洲大陆和北美地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不仅让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而且塑造了一个全球性帝国，在长时间内主宰天下。1851年，世界第一个博览会在英国伦敦举办，其正式名称为万国工业博览会，伦敦专门为此设计建造了壮丽辉煌的水晶宫，引人注目的展品有蒸汽机车、起重机、机床、汽船等工业时代产物。通过这场博览会，英国向世界展示出辉煌灿烂的工业文明和不可一世的综合国力。英国对世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并没有随其地位的下落而很快消失，直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国家还是采取将本国货币汇率钉住英镑的政策，包括当时的中国。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采用起源于英国的靠左行驶交通规则，可见一个科技强国所产生的长远世界影响。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美国、德国是共同的胜利者，但胜利的天秤已更多地倾向于后两个国家。英国依旧是这场工业革命的中心，但已经不是唯一的中心。虽然磁场电流的发现、电机的发明这些标志性的科技创新成果依旧诞生在英国，促进那场革命的最伟大的两位科学家——法拉第和麦克斯韦都是英国人，但美国和德国已在这场革命中显示出更强的竞争力，并最终超越了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刚爆发的1870年，美国就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英国，又用了大约40年时间，人均GDP水平也超过了英国。更重要的是，在一些新兴的产业如汽车、机电等，美国从一开始就占据优势地位。德国虽然到20世纪初人均GDP还没有超过英国，但在化学工业、光学工业等代表新工业革命发展方向的产业上，已在英国之上。
第三次工业革命无疑是美国的主场，美国几乎全方位地取得了这场新工业革命的胜利。从电子计算机到人类登月，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从大型宽体飞机到互联网，半个多世纪内最为重要的科技创新成果，几乎都先出自美国。在高科技产业，美国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拥有独霸全球的超强实力。虽然苏联一度与美国形成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但主要是在军事领域和外交领域，在科技和经济领域，苏联的实力与美国相差甚远。在这场工业革命演进的后半场，日本、德国、韩国在一些产业上显示出很强的竞争优势，如消费类电子产品制造、机器人、精密仪器设备等，但这种优势是局部的、非体系化的，尚不构成可以抗衡美国实力的整体能力。
经历三次工业革命后，世界的国家实力版图发生巨变。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强国，科技、经济、军事实力雄霸全球，其中科技实力是核心。英国优势荡然无存，虽然在科技上仍有一定实力，但已失去领导者的地位。欧洲在科技和经济方面依旧保持发达水平，但已不是世界的中心。日本、韩国迅速崛起，一些领域的技术创新后来居上，制造业竞争力世界领先。
时代翻过了历史的画卷，来到了又一次新的科技革命面前。启动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必将再次改写历史，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科技创新成果正在或即将涌现，一场影响深远的新产业变革正在逐步形成，又会有一些国家脱颖而出，也必然会有一些国家随之沉落。
二、技术追赶与技术超越：两种模式的比较
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科技进步，科技创新始终推动着产业变革。当科技创新呈现爆发性突破时，就会产生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经济发达的国家首先是在科技创新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以先进的技术支撑了强大的产业。除了极少数国情特别的小国，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走了一条科技现代化的道路。科技上落后的国家若要与现代化国家同行，必须首先走技术追赶的道路。
从历史的维度看，除了古代希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过技术追赶的经历，包括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英国在内。英国虽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故乡，但也经历了科学技术和综合国力落后于欧洲大陆的历史。自1066年法国人威廉征服英格兰以后，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中，英国受法国的影响很大，就连上流社会的交际语言也是法语。现代英语中许多代表高级的单词都来源于法语，如摆上餐桌的猪肉叫pork，源于法语porc，出自贵族口中，而在猪圈里养的猪叫pig，是本土盎格鲁-撒克逊人讲的。贵族们吃的牛肉叫beef，源于法语boeuf，而农民养在田野的牛叫cattle。英国的文艺复兴也晚于法国，青年知识分子喜欢到巴黎求学，尤其是青年贵族一般都要有到法国游学的经历，法国是当时英国的学习对象。所以，亚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前，当有一个陪伴青年贵族（巴克莱公爵）到法国游学一年的机会时，他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职位。亚当·斯密坚定地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既有高收入的诱惑，也有学习法国同行、了解法国经济社会的内心向往。事实上，这段陪伴青年贵族游学法国的经历，对斯密写作《国富论》有很大的帮助。
从17世纪到19世纪，英国是世界科学的中心。物理学、力学、天文学等科学在英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涌现出牛顿、波义耳、哈雷、达尔文、法拉第、麦克斯韦等一批科学巨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与经济繁荣创造了富有营养的科技土壤。工业革命早期的一些技术成果与科学理论关联并不紧密，主要是一些天才发明家根据经验不断创新而成，如对蒸汽机贡献最大的瓦特（JamesWatt）是学徒出身，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不是在系统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改进了蒸汽机，而是凭借经验和非凡的技能让人类历史进入了机器时代。最先发明蒸汽机的纽科门（ThomasNewcomen）也是工匠出身，对科学理论了解不多。实际上，揭示蒸汽机工作原理的热学理论在当时还没有建立，热力学三大定律尚未问世，独特的工匠精神和发明家素养是工业革命早期成果的主要来源。然而，英国储备的从科技进展中获得的知识存量支持了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包括已经普遍使用的各种有精确刻度的科学装置。更为重要的是，在18世纪的英国，崇尚科学和发明已蔚然成风。
自英国引领工业革命之后，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其他国家都是技术上的追赶者，这些国家努力缩小与英国的差距。在追赶的过程中，由于国家具有的要素禀赋不同，以及采取的技术追赶策略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追赶模式，最后的结局也大相径庭。
法国、德国与英国同属欧洲，受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很大，两个国家都走了一条典型的技术追赶道路，结局却有很大差异。法国追赶的历史很早，在英国工业革命浪潮掀起不久就开始了追赶过程。法国通过派专家到英国学习考察、购买英国机器和大量引进英国技术工匠的方式，积极推动本国的工业化。在18世纪，英国共有上千名技术工匠移民法国。由于本地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结合不好，没有涌现一批大型的产业领军企业，再加上法国本来是一个农业国，农业要素禀赋一直是其比较优势，尽管始终在追赶，但从18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只是缩短了与英国的工业技术差距，始终没有真正追上，更没有实现超越。法国后来出现了一些有国际优势的产业，如核能工业、高速铁路、大型飞机制造等，但那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直到今天，法国也不能算是一个世界科技和产业领先的典型国家。
德国追赶英国的历史要晚于法国，因为在1871年之前德国还没有统一，各弱小邦国处于分裂、落后状态，其中最强的普鲁士在工业和技术方面也乏善可陈。19世纪40年代，英国已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德国的工业化才刚刚起步，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工厂手工业和分散的小手工业,如同半个多世纪前亚当·斯密描写的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情景。德国统一后，采用了一种政府推动科学与工业联姻的工业化模式，积极扶持大工业企业成长，并在产业政策上采取与英国竞争的工业化策略，用了比英国更短的时间，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工业化。与法国工业化过程中缺乏大型企业不同，德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涌现了许多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且多数由富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或发明家所创办，如克虏伯、西门子、戴姆勒、本茨、博世等。19世纪末，欧洲的技术创新中心已经从英国转移至德国，德国在钢铁、化学、电气、光学、汽车等产业领域已经超越英国。20世纪初，德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
美国的技术追赶则又是另外一种模式，不仅赶上了英国，而且在技术和工业化水平上实现了对英国的全面超越。美国的追赶和超越主要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在南北战争爆发时，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战争及其结果成了美国制造业发展的起点。④美国发展工业化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期。美国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新产业大量涌现的机遇，率先发展电力、电报、电话、化学、石油以及与电气化有关的几乎所有产业，摆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形成的对英国技术的依赖，一步从技术模仿型国家转型为技术创新型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电气化，围绕电气化产生了一大批新兴产业，如发电、电灯、电报、电话、电机、电梯、电炉、电冰箱等，以及后来的收音机、电视机，美国几乎全部占据优势地位。尽管直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科学中心仍然在欧洲，但美国已是世界的技术中心，工业化水平超越了整个欧洲。
从结果上看，落后国家在技术上追赶先进国家可以分为效率收敛和技术收敛两种类型。效率收敛是指在追赶的过程中，由于利用了先进国家已经扩散的技术，落后国家在经济上有较快的发展，与先进国家之间的生产效率差距明显缩小，但在技术上没有明显收敛，因为落后国家在提升技术，先进国家也在提升技术，前者只不过是用后者已经用过的技术，差距始终存在，并未真正赶上。技术收敛是指经过一段时间的追赶，技术差距明显缩小直至追平，甚至原先的落后国家在某些技术领域实现了反超，尤其是在新兴技术领域。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实施技术追赶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实现的是效率收敛，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技术收敛。只有在新技术和新产业上采取后发超越的竞争模式，才能实现技术收敛，并最终实现对追赶对象的技术反超。从历史上看，真正实现技术收敛的国家很少，典型的国家只有美国、德国、日本等。对比这几个国家的情况，美国又明显胜出一筹。
三、国际技术扩散的效应、渠道与局限
落后国家走技术追赶的道路，实际上是利用先进国家已有的技术，借助技术扩散的渠道。技术扩散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在一国内部的扩散，如从一个企业扩散至一个企业，从一个行业扩散至更多的行业；二是指国际间的扩散，即从一个国家扩散至另一个国家，接受扩散的国家将获得较为先进的技术。这里主要是讨论第二种含义的技术扩散。
毫无疑问，技术扩散的主体是发达国家，接受扩散的国家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对于许多落后国家而言，接受技术扩散是实现效率收敛的重要路径，甚至有学者将多数国家90%的经济增长都归功于对国外技术的应用。国际技术扩散对于落后国家发展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讲，国际技术扩散是落后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接受技术扩散之前，落后国家一般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技术，甚至连简单的机器也没有。林语堂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作家和学者，对西方文明了解甚多。在自传中，他记录了自己当年乘汽船从家乡到厦门念中学，见到船上的蒸汽机时极为着迷的情景，以至于一度立志要学自然科学。那时已是晚清末年，蒸汽机在英国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到了中国仍然是一种先进的技术。又过了几十年，真正扩散到中国的先进技术仍然很少，所以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依旧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中国开启了世界经济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一段历程，也是接受技术扩散最为迅速的一个过程。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也能见到经济增长与接受技术扩散之间的紧密关系。毫无疑问，技术扩散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工业化有着明确的正面效应。
一般认为，国际技术扩散的渠道是国际贸易、利用外资（FDI）和信息交流。有的学者重视进口贸易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有的学者则更加看重跨国公司的投资对技术扩散的重要性。实际上，当今世界技术扩散的渠道远不止国际贸易、FDI、信息交流这几个传统渠道，扩散的方式更加丰富多样，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第一，购买国外含有新技术的机器设备、专利、图纸。这是国际技术扩散的直接方式，也是最可靠的渠道之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许多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发展效率得到迅速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这个渠道获得的新技术。20世纪80年代，我国虽然已经可以生产彩电，但质量差、产量小、经济效益低，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后来从日本多次引进整条彩电生产线和相关的机器设备，很快就具备了大规模生产高质量彩电的能力。虽然当年引进彩电生产线耗费了大量外汇，对自主研发技术造成较大冲击，也因此遭到许多批评，但是中国今天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电视机生产大国，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与当年用最快的办法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无关系。
第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FDI）带入先进技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活动，采用的技术会高于被投资国家原有的技术，以投资方式实现了技术的国际扩散。这样的技术不仅存在于跨国公司所投的企业中，也会循着技术外溢（technologyspill-over）的渠道进入到被投资国的其他企业，尤其是私营部门的企业，使后者的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过去几十年，我国的汽车、家用电器、医疗器械、食品加工等许多产业，基本上是以这种技术扩散渠道提升技术层次和发展水平的。
第三，国际间人员交流、科技信息传播产生技术扩散。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必然会促进信息传播，所以不同国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之间的专业性交流可能产生有目的性或无目的性的技术扩散效果。落后国家的青年到发达国家留学，学习科学技术，回国后从事专业性工作，往往会产生相应的技术扩散效果。不论这种留学是否具有目的性，都有可能实现技术扩散。有不少技术看了就能模仿，或者一看就能启发灵感，所以国际性的科技成果展览会也是技术扩散的渠道。一些重要的科学技术期刊和专利出版物，也可能成为国际技术扩散的一种渠道。在国门没有打开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一些科学家就是依靠阅读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期刊了解技术发展关键动向的，选择一些有价值的方向开展深入研究，并最终获得成功。
第四，互联网推动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迅速扩散。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技术的传播有了一个新的平台，技术扩散有了一个新的极为重要的渠道。如今，大量的技术都是以软件的形式存在，而且普遍采用“开源”方式，即技术所有者向所有的访问特定网址的人开放源代码。借助这种开源技术，有专业基础的人和机构可以在这些源代码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由于大量技术是在互联网上呈现的，非常有利于对一些技术进行模仿，甚至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产生与原技术相近的技术。所以，当美国出现亚马逊、eBay等购物网站、Google搜索、Uber打车软件等以后，其他国家的公司很快推出了类似功能的产品。互联网的出现和繁荣有力地促进了技术在国际间的扩散。
第五，在对外投资中直接雇佣外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导致技术扩散。一般认为，只有发达国家到落后国家投资才会产生技术扩散现象。其实，落后国家到发达国家投资，聘用当地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也会产生技术扩散效果。虽然这种技术是在发达国家使用，但使用权属于投资企业，并会在企业内部产生技术外溢和技术共享效应，时间一长，企业就掌握了这种技术。能够到发达国家进行反向投资并从事科技行业的相对落后国家并不多，一般是整体实力较强、行业发展有比较优势、技术消化能力强的国家，如韩国、中国、印度等。
虽然接受技术扩散是落后国家实现技术追赶的一条重要路径，许多国家因此而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但是，这种技术扩散有很大的局限性，长期看并不能使后发国家实现赶超。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只能接受发达国家扩散的技术，不会发展自己的技术。始终无法掌握发达国家不扩散的技术。采用这种技术追赶模式，基本上是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亦步亦趋，不会有跨越，其结果最多是缩小差距，永远无法实现赶超。二是接受扩散的技术有局限性，不会是尖端前沿的技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扩散的多数是中间技术或中等技术，尖端前沿的技术、底层的关键技术不扩散。例如，发达国家可以把安装在手机、汽车、洗衣机里的芯片提供给你，但却把制造芯片的光刻机技术严格控制在自己手中，对于芯片产业链来讲，光刻机就是底层的关键技术。同样，互联网上有大量开源的软件技术，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杰作——ChatGPT却不开源，技术拥有方除了有商业和法律上的考虑外，不让竞争对手赶超也是一重要因素。所以，在ChatGPT之后，世界上已开发的类似人工智能产品约有几百个，至今无一能在技术上超越它。三是发达国家可以扩散技术，也可以随时不扩散技术，主动权在发达国家手中，而且可以把限制技术扩散作为打击他国的工具。即便技术拥有方愿意扩散技术，但是其所在国家的政治利益集团出于某种目的，也可以阻止技术扩散。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传统的技术扩散路径对中国很不利。
当前，中国不缺一般中间技术或中等技术，缺的是关键核心技术，缺的是尖端前沿技术。但是，恰恰就在关键核心技术和尖端前沿技术方面，少数西方国家已经基本封死了中国获得技术扩散的渠道。更严峻的是，中国不仅难以从以往的国际技术扩散渠道中获益，而且逐渐被排除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技术扩散渠道之外。不仅少数西方国家政府开列的对华制裁性“实体清单”在继续加长，而且一些商业性机构为规避政治风险采取了与中国“割裂”的做法。2022年11月，美国OpenAI公司发布ChatGPT，同时向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开放了访问权，除中国以外全球各地都可从互联网接入使用。该公司宁愿放弃中国巨大的市场，也不向中国用户开放访问权。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把中国屏蔽在人工智能的前沿技术之外，而人工智能则是刚刚开始的新一场科技竞争中的关键技术领域。中国不能采取传统的技术追赶模式，必须另辟蹊径。
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形成非对称竞争优势
由于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国面临在技术上被卡脖子的问题。因此，我国必须高度重视，把解决卡脖子难题放在战略优先地位，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下决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近年来，在多方努力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取得重要进展，突破了部分卡脖子问题，这为我国实现全面破解卡脖子难题奠定了基础，增强了信心，提供了思路。
必须看到，科技创新有其自身规律，进行技术追赶的国家只要把握住新的科技革命机遇，战略上定位科学，也可以实现技术超越。具体来说，我国既要在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上迎难而上，又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从技术赶超的自身规律出发，超常规地重点布局科技发展的前沿方向和新兴领域，努力掌握一批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关键是要形成科技创新的非对称竞争优势，以增强与科技霸权国家的抗衡能力，同时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催生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为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奠定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
所谓科技创新的非对称竞争优势，是指在科技全面进步的基础上，着重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尤其是新兴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领域，或者在重要技术链的关键环节上，形成特定的创新优势。非对称强调的是垂直式突破，不是水平式突破，即不是在所有的技术领域都要实现领先，而是在某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实现大的突破，超前于国家整体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形成高峰水平。不仅做到在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而且形成对技术的可配置能力，打破国际科技霸权，形成大国科技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态势。
当新的科技革命来临时，产业必然发生深刻变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唱主角的是纺织产业和钢铁产业。纺织业扩大了市场，增进了国民财富，而钢铁产业则提升了国家实力，因为钢产量曾是反映大国综合实力乃至军事能力的重要指标。在《大国的兴衰》这部影响极广的史学著作中，作者保罗·肯尼迪就利用钢产量来衡量19世纪的大国地位。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与电气化有关的产业变得更为重要了，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化学工业等一批新产业出现了，染料、化肥、柴油、汽油、合成橡胶、赛璐珞、塑料等一系列新产品的问世都是新技术发展的结果。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代表则是电子技术革命，标志性新兴产业是电子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和半导体。虽然纺织、钢铁产业还在，但是按照价值来衡量，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已不再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钢产量不在增加，并开始逐渐下降。据世界钢铁协会2024年发布的资料显示，美国的钢产量已连续多年在1亿吨以下，2023年只有8140万吨，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
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于具有先发优势的国家也是一场考验。从过去200多年技术和产业迭代的历史来看，许多具有先发优势的国家应对得并不好，限于路径依赖，没有及时抓住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机遇，从而被新崛起的国家超越。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时，英国是具有新技术优势的，因为电磁学理论是诞生于英国，发电机、电动机这些最重要的发明也源于英国。但是，英国并没有将这种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反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失去了领导者的地位。由于英国的蒸汽时代过于鼎盛，使用蒸汽动力成为英国的固有优势，所以，机械化长时间统领英国工业，导致英国电气化的速度慢于美国。英国的优势产业一直是纺织工业和钢铁工业，失去了发展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有利机会。德国首先是在化学工业领域取得了比英国有利的优势地位，继而整个工业发展水平在20世纪初超过了英国。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过渡时，德国同样没有能够保住先发优势，这里有二战及其结果的因素，也有面对新的科技革命时自身表现的因素。类似地，日本、韩国也没有能长久保持制造业的优势。世界上唯一能够在几次工业革命中（至少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起）保持优势的国家是美国，原因一方面在于美国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和国际环境。
以上论述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后发国家可以通过走技术追赶的道路，实现更为快速的发展，并有可能利用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集中资源发展新技术、新产业，从而实现超越式发展。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前，技术赶超国家的确有后发优势，因为没有对成熟技术的过多依赖。后发优势这一概念源于美国俄裔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Gerschenkron），他通过研究一些欧洲国家的工业化历史得出，在工业化进程中，落后国家会因“积累落后”而具备某种优势。这一概念的提出时间是1962年，后来被学者们在研究中大大地引申化了，使其含义超出了原概念的边界。在中国学术界的相关论述中，最著名的观点就是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林毅夫所指的后发优势其实是比较优势，认为后发国家可以利用比较优势实现快速发展,这与后发优势原意并不是一回事。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后发国家由于模仿不了发达国家的制度，虽然短期内发展较快，但从长期看处于劣势。这与从技术角度而言的后发优势也不是同一个问题。本文回归“后发优势”概念的原有含义——从技术演进的路径来分析后发国家的追赶，但不局限于因“积累落后”而产生的优势，而是不对成熟技术产生路径依赖，着重形成在新技术领域的后发优势，这是一种动态发展的优势。这种后发优势，不仅存在于历史，而且也存在于现实之中。韩国和中国都是通信技术起步较晚的国家，却在4G、5G移动通信上反超多数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面对已经出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面对国际科技竞争十分激烈的外部环境，面对个别西方国家对华实施科技战的严峻形势，我国的高水平科技自强战略显得更加紧迫。不仅要加快技术追赶的进程，还要力求在一些重要领域实现超越，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在无法避免的大国科技竞争中占领制高点。
第一，举全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解决紧迫的“卡脖子”问题。技术上被“卡脖子”，本质是发展受到限制，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建成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发展上不可或缺的关键核心技术，如集成电路（芯片）、计算机软件、新型材料、工作母机、通信网络等，必须举全力实现突破，不能有任何等待和侥幸的心理。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摆脱不了对国外的依赖就等于把发展的主动权交给对方。例如，集成电路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是许多设备、仪器、系统的核心，应用范围极广，如果离开了这种技术，那么大批设备将停止运转，卫星无法上天，工作系统会瘫痪。具有自己的集成电路技术已经成了能依靠自主力量建成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识。经过长期而艰辛的努力，中国在集成电路技术自主能力建设上取得了重要成绩，缩短了与国外的差距。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道路上还要继续加速，力争用10年左右的时间把最紧迫的问题都加以解决。
第二，重点布局新兴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领域，努力在部分技术领域实现反超，赢得未来发展优势。要看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可能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很难保证所有的关键核心技术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发展是动态的，你追赶的同时，别人也在进步，多数情况下只能缩短差距，而不能完全消除差距。华为公司发布的新款智能手机采用的是自己研发的核心芯片，业界普遍认为该芯片达到了7nm的先进制程，这是对国外“卡脖子”封锁的一个重大突破。但同时应该看到，我国企业即便实现了芯片7nm先进制程的突破，与世界最先进水平相比，还有2代（包括5nm和3nm）约四、五年的差距，更何况更新一代的技术（2nm）即将问世。而且，华为的成功不代表整个产业的成功，我国其他智能手机厂商仍依赖国外的芯片供应。我国必须同时走另一条路，即在新兴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领域加大布局力度，依靠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实现赶超跨越。科技革命往往具有这样的规律：当颠覆性技术出现时，不仅可以覆盖以往的技术，而且会让技术优势方发生转换。当电力成为一种新能源技术覆盖了传统的蒸汽能源技术后，主导产业随之发生变化，技术优势方也开始从英国转换成美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然蕴含涌现新兴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机会，谁首先突破这些技术，谁就会继续领先或实现超越。例如，对于电子计算机技术而言，量子计算技术就是一种颠覆性技术，具有很多优点，近年来发展很快。量子芯片一旦替代现有的电子芯片，建立在电子芯片上的技术优势将会遭遇巨大挑战，有可能被一种建立在崭新技术上的优势所取代。当然，这种情况成为现实也许还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也许始终没有真正发生。
但颠覆性技术的出现是一个客观规律，即使这种颠覆性技术没出现，也会出现另外的颠覆性技术。中国是一个大国，具备培育和发展新兴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条件，必须重点加强这方面的谋划布局。尤其是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应当以最大的决心和最充分的资源确保使其得到重点发展，不仅因为它是决胜未来20年的关键前沿技术，而且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有潜在的后发优势。
第三，在一些关键技术链上构筑特别优势，既充分发挥自身所长，又增强了技术竞争中的抗衡能力。由于现代技术十分复杂，技术链较长，一个国家往往难以做到在整个技术链上都具备优势。现实情况是，由于分工和要素禀赋差异，一些国家和地区只是在技术链的某一环节上形成优势。以高端芯片为例。美国在芯片设计上具有全世界最高的技术水平，但在制造环节上处于劣势，制造优势主要集中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而芯片封装测试环节（封装、测试是芯片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优势分布则较为分散。我国完全可以在芯片封装测试环节上构筑技术特别优势，形成把握在自己手中的“杀手锏”，这样就做到了技术上“我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我”的均衡状态。当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其他国家也会设法避免形成这种局面。然而，技术的发展确实存在“各有所长”的规律，事实上，我国近年来在芯片封装测试技术上有很大提升，掌握了一些关键技术，沿此路径发展下去，有可能形成非对称竞争优势。其他产业的相关技术链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逐步构筑非对称竞争优势。
第四，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攻克迫在眉睫的关键核心技术和战略性技术，将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在关键之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所有技术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国家间的要素禀赋差异决定了先进技术一定是有国家差异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也不是在所有技术领域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美国是当今世界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其一国科技实力可超过整个欧洲和日本之和，但机器人技术落后于日本，移动通信技术落后于北欧国家。所以，我们不必追求在所有技术领域都做到世界领先，也达不到那样的目标，而是应当聚焦那些重要且能发挥我们潜在优势的技术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即使对于处在“卡脖子”状态的关键核心技术，也要分轻重缓急适当排序，选择那些最为紧迫并有可能突破的领域，集中力量打攻坚战。举国体制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有效，如果四处开花、全面出击，也就谈不上举国体制了。当年用举国体制发展“两弹一星”技术，就是集中资源首先在一两个领域实现突破，暂时放弃其他领域的技术追赶，在战略上成功了。如今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更要讲究效率，尊重市场经济规律。
第五，以更加开放的意识和胸怀，广泛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在高水平开放中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创新本来就是一个智慧火花碰撞的结果，加强国际合作才能产生更耀眼的智慧光芒。实践证明，世界上许多复杂尖端的创新成果往往集成了多国技术的结晶。例如，用于高端芯片制造的极紫外（EUV）光刻机目前全世界只有荷兰的ASML能够生产，这是当前全球最为复杂的机器之一，由10万个以上零件组成。ASML之所以能够把如此先进复杂的设备生产出来，也是集成全球先进技术的结果，其光学镜头技术来自德国，复合材料技术来自日本，光源技术和控制软件技术来自美国。开放程度越高，接受的新生事物就越多、越先进，创新的水平也就越高。尽管当前的国际环境对我国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形成了不小的障碍，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开放的大门开得更大，中国巨大的市场以及丰富的创新要素就会对国际合作产生难以抵御的吸引力，国际科技合作的渠道就不会中断。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不断深化，无论是具有技术先发优势的国家，还是处于后发追赶的国家，都面临一场关键而严峻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就必须首先推进科技的现代化，在技术追赶的道路上努力实现超越，以非对称的竞争优势应对无法回避的大国科技博弈现实。
注：为便于排版，此处省略参考文献和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