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县级单元是我国城镇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单元。据民政部2021年行政区划统计表数据，我国各类县级区域国土面积约占全国的88%，县域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2.80%。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各具特色、富有活力、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县城，与邻近大中城市的发展差距显著缩小，促进城镇体系完善、支撑城乡融合发展作用进一步彰显”。苏南县级市在不同发展时代始终走在我国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前列，并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在当前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和新质生产力新动能的背景下，对苏南县级市新质生产力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进行解析，可以为我国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1.相关研究综述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主要从3个维度展开：一是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解释，对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对其进行发展水平测度和评价。二是从交通水平、科技创新、产业体系、绿色环境、县域办学、高素质人才等单个要素出发，具体分析其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及其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三是对现有县域经济发展的演变特征和经验启示进行总结，并提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模式，或讨论县域之间的竞争合作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以及如何利用区域经济比较优势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等。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新兴的学术命题。在新质生产力与县域经济结合领域，虽然有学者结合江西省会昌县发展等实际案例进行了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讨论，但是总体上缺乏针对性和体系化的研究。此外，部分学者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营造良好绿色生态环境、服务高品质美好生活及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构想等不同角度，对新质生产力及其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县级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自费孝通先生提出“苏南模式”至今，苏南地区发展就一直是我国区域发展研究中的显学和热点，后续诸多学者对苏南模式、新苏南模式、苏南城市化、苏南小城镇、苏南开发区、苏南乡镇企业等开展过大量研究。部分学者也专门开展了对苏南县级市发展路径与发展策略的研究，以及单个要素与高质量发展作用关系的分析。如王兴平等从苏南地区总体统筹和县级市自身两个层面提出统筹集约的全域都市化是苏南县级市未来发展的基本模式；丁志刚以苏南县级市昆山、常熟和太仓为例，详细分析了县级市发展的特征与问题，总结出苏南县级市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径；赵立元等以南京高淳为例，总结苏南地区后发区县产业发展、用地结构、人口流动等特征与趋势并提出相应引导策略。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开展了创新驱动、高铁交通、产业经济等与苏南县级市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但立足苏南县级市最新发展实践对其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关联研究目前尚比较缺乏。
鉴于此，本文基于对新时代苏南县级市发展的实证研究，梳理总结苏南县级市在新质生产力导向下的高质量发展实践特征，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而总结苏南县级市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模式并揭示其内在机制。
2.苏南县级市“三高三优”高质量发展环境特征和作用机制
苏南即江苏省南部地区，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5个地级市，共计31个市辖区，10个县级市（句容市、丹阳市、扬中市、溧阳市、宜兴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昆山市），仅用约占千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贡献约占百分之二的全国经济总量，是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和代表地（见图1）。
2.1苏南县级市高质量发展的“三高三优”特征
苏南县级市的发展模式是苏南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从经济发展视角有本土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驱动、外向型经济和开发区驱动、民营经济和股份制经济驱动等模式的叠变之外，从城市自身区域发展角度也有不同的模式类型，包括与先进市（县）结盟模式、撤县设区等并入中心大都市模式、临近城市组群联合模式和相对独立自主提升模式等。在新时代背景下，苏南县级市的发展从交通水平、高校资源、产业发展、文化特色、生态本底和人才资源等方面呈现出“三高三优”（以下简称“3+3”）的新趋势与特征，即高铁站点、高校院所、高新园区与优越的历史文化、优良的自然生态、优秀的人才资源驱动，这些高质量发展环境要素也构成了其新质生产力集聚与发展的“产—城—人”新逻辑，其具体体现如下：
1）高铁驱动的交通便利性
苏南县级市是我国率先实现高铁和城际铁路通达的县级单元。2010年和2011年，沪宁城际铁路、京沪高铁先后开通，均在昆山市（昆山南站、阳澄湖站）、丹阳市（丹阳北站、丹阳站）设站。之后，宁杭高铁在句容市（句容西站）、溧阳市（溧阳站、瓦屋山站）、宜兴市（宜兴站）设站，沪宁沿江高铁（南沿江城际铁路）在句容市（句容站）、江阴市（江阴站）、张家港市（张家港站）、常熟市（常熟站）、太仓市（太仓站）设站。高铁网络的建设将苏南县级市纳入沪宁1h高铁圈，为苏南县级市吸引新质生产力要素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2）高校引领的发展创新性
苏南历来文教发达、文化昌盛，也是我国最早建设高校的县级单元。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下辖县级市均有高校落户。常熟理工学院、沙洲职业工学院分别创建于常熟市和张家港市，是县域建校而非县域迁校、县域分校区的建设模式；昆山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太仓校区等多个中外合办类高校也落位于苏南县级市，“县域办学”正逐渐成为苏南地区高等教育地方化、大众化的新动向。截至2022年底，苏南县级市共拥有25所高等院校，涵盖职业院校、本科高校、“双一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等不同层次，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县域办学”体系。
3）高新区承载的产业高端化
苏南县级市是我国最早建设各类开发区和国家级高新区的行政单元。2010年昆山高新区成立，开创了在县级市设立国家级高新区的先河。截至2022年底，苏南县级市共拥有3个国家级高新区、5个省级高新区、14个科技园、26个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类园区等。在高新园区带动下，苏南县级市率先集聚了先导性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质生产力要素，有力推动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优越文化奠定的高品位
苏南地区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富有开放进取、兼收并蓄的区域人文特质。苏南县级市范围内拥有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众多，彰显了苏南地区特有的文化基因，是支撑苏南地区县级市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活力。截至2022年底，苏南县级市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处、名镇11个、名村1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8处、市级历史文化街区3处。高水平的县级市文化传承与城乡空间建设是苏南地区高质量发展环境的重要特色。
5）优良生态奠定的高品质
苏南地区揽平畴沃野，依长江拥太湖，生态本底优厚、风景优美、环境优越，是最早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和森林公园等品牌的行政单元。苏南县级市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处，省级自然保护区2处，国家级湿地/森林等自然公园10处、省级湿地/森林等自然公园18处、市级湿地/森林等自然公园3处。优良的生态本底奠定了苏南县级市高品质人居环境的基石。
6）优秀人才带动的高素质
苏南地区教育繁荣、人才辈出。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赋予了县级市对各类人才的高吸引力和强集聚力，人才的集聚又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产业优势的形成。据统计，2022年，苏南县级市人才资源总量超280.3万人，约占苏南地区的36.78%。高层次和高密度的人才资源与新质生产力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为苏南县级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综上，对苏南县级市“3+3”要素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各要素在全国具有领先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总体呈现出“高校引领、生态优良、产业高新、文化优越、高铁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环境优化路径，并基本都处于开辟县域高端要素落位风气之先的领先地位（见图2）。高质量发展环境也带动了苏南县级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端化，使该区域成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热土。
2.2“3+3”高质量发展环境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作用机制
新质生产力聚焦于新科技、新技术，依赖人才与创新驱动，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所在。苏南县级市“3+3”高质量发展环境涵盖的高铁、高校、高新区与优越文化、优良生态、优秀人才等要素，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并与新质生产力的特性具有内在一致性，以新发展理念为纽带，高质量发展环境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和作用机制如下：
1）高铁促进了区域间要素流动并加快区域一体化发展，压缩了苏南县级市与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高端发展要素快速外溢到县级市，推动了苏南县级市新质生产力要素的集聚、联系和流通等。
2）高校是创新的孵化器，也是集聚年轻人口和提升城市活力的集聚源。苏南县级市各高校在培养所需人才和提供创新动力的同时，其人口集聚也提升了城市活力并促进当地文化的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基础保障。
3）高新园区是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各类产业创新活动的集聚地，是产学研结合和创业创新及观念、制度、体制机制创新的温床。各级各类高新园区的建设为苏南县级市吸引前沿技术和产业资源、促进产创融合和创新发展提供了载体和动力，为其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和合适的场域。
4）历史文化是区域与城市特色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不仅承载着教化、陶冶等城市精神价值，还带来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益。苏南县级市优越的历史文化资源一方面塑造了城市精气神和城市特色与魅力，另一方面带动了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为其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基因。
5）优良的自然生态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也可以满足居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绿水青山”既带动了苏南县级市生态休闲、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的发展环境和品质，进而成为吸引新质生产力要素的独特基础。
6）优秀人才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和第一动力，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科技支撑，高科技离不开高端创新创意、经营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优秀的专业人才为苏南县级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基础动力支撑。
3.高质量发展环境评价及其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验证上述逻辑分析结论，本研究针对性构建指标体系对苏南县级市“3+3”高质量发展环境进行科学测度，并研判其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相关性，以此确认“3+3”苏南县级市高质量发展环境建设模式的科学性。
3.1高质量发展环境要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按照科学性、代表性、简明性等基本原则，从其县域辖区内要素的数量、等级、规模等属性入手，确定最能体现“3+3”特性的核心指标及其赋值，并通过AHP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构建苏南县级市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各核心指标的取值及其标准如下：
1）高铁：高铁站点的数量、车站等级和站台规模情况（包括已批规划的高铁站点）。
2）高校：“双一流”类、普通本科类、专科高职类等院校的数量和等级情况。
3）高新园区：国家级、省级、市级高新区及科技型/战略性新兴产业类园区的数量、等级情况。
4）优越文化：国家级、省级、市级历史文化街区的数量、等级，以及该县级市所拥有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数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5）优良生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湿地/森林/地质等各类自然公园的数量和等级情况。
6）优秀人才：该县级市截至2022年所拥有的人才总量、高层次人才总量情况等。
3.2高质量发展环境的六维评价结果
研究选取苏南地区10个县级市作为样本，利用上述评价方法和公开统计数据进行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见表2）。
基于评价可总体将苏南县域高质量发展环境分为3个层级。昆山市、常熟市位于第一层级，昆山市6项指标排名均位于前三，常熟市生态和文化排名靠前而高铁、高校指标排名相对靠后。江阴市、张家港市、太仓市、宜兴市、溧阳市位于第二层级，其中张家港市在高校、优秀人才2项指标排名靠前，江阴市所有指标排名相对较为均衡，太仓市高铁、高校指标排名较高，宜兴市在优越文化指标排名第一，溧阳市的优良生态指标排名靠前。丹阳市、句容市、扬中市位于第三层级，其中丹阳市优良生态指标排名最后，句容市优越文化指标排名靠后，扬中市高铁、高校、优越文化、优秀人才等多项指标排名均为末位，且是苏南县级市中唯一没有高铁站点的县级市（见表3、图3）。
3.3高质量发展环境与新质生产力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苏南县级市高质量发展环境指标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性，选取苏南10个县级市2022年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指标，并与上述“3+3”高质量发展环境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见图4—7）。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3+3”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0.926，并且呈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和“3+3”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0.907，并且呈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见表4）。说明“3+3”高质量发展环境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
4.评价结果可靠性对比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证苏南县级市“3+3”高质量发展环境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与可信度，本文将其与其他相关学术研究评价、部分社会层面发布的全国县级市榜单评价结果等进行对比，主要选择了3类较为权威的相关评价成果，包括：财经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2022县域高质量发展年度指数报告》，竞争力智库、北京中新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机构发布的《中国县级市基本现代化指数（2022）》、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和国信中小城市指数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2022）》和《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市（2022）》排名（见表5）。
1）与县域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比较
《2022县域高质量发展年度指数报告》中，依据新发展理念构建了总体实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6个维度的目标层和21项具体指标。通过比对，苏南县级市在县域高质量发展指数评价总体排名与本研究评价排名结果基本一致，其中第1、5、6、7、8排位均相同，前8名县级市成员名单一致，仅在各县级市排名顺序方面存在微差。
2）与县级市基本现代化指数的比较
《中国县级市基本现代化指数（2022）》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系现代化、人民生活和公共服务现代化、文化建设和市民素质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个维度评选出中国县级市基本现代化指数前100名。在该报告中，苏南县级市占据该榜单排名前五席，排名末位的句容市在全国层面县级市中排名第36位。与本研究评价结果相比，昆山市、江阴市、太仓市、宜兴市、溧阳市5个县级市排名相同，其余县级市排名差异均1~2位浮动。
3）与综合实力和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市的比较
进一步与《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2022）》和《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市（2022）》排名结果进行比较。其中，综合实力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从现代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创新驱动引领、现代治理效率6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从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内涵出发，从城镇化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保护4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总体来看，两份榜单与本研究排名总体一致，仅由于指标选取和权重因素导致了1~2名的排名席位变化，对于定性研判县级市整体发展水平产生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以上比较进一步说明，苏南县级城市“3+3”高质量发展环境评价体系利用高铁、高校、高新园区和历史文化、生态、人才等指标，衡量城市在经济产业、交通区位、创新能力、文化底蕴、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发展能力，进而体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和代表新质生产力的相关作用领域，具有可靠性和可行度。
5.结语
本研究表明，苏南“3+3”高质量发展环境建设指标体系与苏南县级市新质生产力及各类相关发展排行榜的排序结果高度一致，实证了“3+3”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及其与新质生产力要求的内在一致性。面向未来，苏南县级市可以进一步发挥以“3+3”为内涵的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环境的领先性优势，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县域新标杆和新样板。国内其他县级城市可以立足自身发展特点，借鉴苏南县级市“3+3”高质量发展环境建设模式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特质生产力”，带动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
王兴平，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可持续产业园区发展与规划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主任，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戴宜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梅亚楠，上海市徐汇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四级主办。
孙可意，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沿线中外产能合作新兴节点城市空间发展与规划研究”（编号：52078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