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完善，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社会心态､价值信仰､精神状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若是聚焦实质性实践，精神文明建设并不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而应追溯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彼时的群众性文化教育运动､文明生活方式引导活动､人民性文化艺术工作等都颇具精神文明建设属性。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可以窥探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成效，但若突出城乡比较视角，精神文明建设的城乡差异和城乡分化依然显著。着眼于这种差异和分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力图用融合方式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与话语表达和规范实践相适应，国内关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学术研究发端于改革开放后，问题意识明晰和问题导向确立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21世纪以来，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推进，相关研究愈加注重经验性和操作性，在整体关注和总体考察的同时注重分空间､分领域的细化研究。总的来说，相关研究实现了“总体把握—分化考察—融合观照”的范式转型和“政策阐释—学理剖析—实践回应”的内容创新。从研究论域来看，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三大核心议题。
第一，整体考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主题的讨论表现相对复杂的情境，譬如:从多元视角分析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以“二要素说”､“四要素说”､“八要素说”等观点讨论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分析不同场域和不同语境中的实践短板，或考察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矛盾;构思精神文明建设的优化路径，指出需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实现认知层面的转型和操作层面的创新[15-16]。第二，重点聚焦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农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更多关注。与中共党史的演进相适应，我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历经四个阶段;从国家战略全局､农村发展实际､农民生活需要等视角看，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均有深层缘由;乡村公共空间狭窄､乡风文明凋敝等乡村社会问题以及缺乏文化自信等农民个体问题，是实践面临的主要难题;农村精神文明实践路径的优化仰赖于宏观政策的施行和微观举措的推进，而关键在于完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长效机制。第三，初步回应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从少量突出城乡空间的成果看，其多属于政策解读或经验总结，对基本理论问题只是进行了初步回应。比如:从中国式现代化､统筹城乡发展等角度分析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意义;梳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在农民个体､乡村社会､国家制度层面存在的问题;构思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路径，认为加强教育､宣传､投入､整合是一种可能的制度安排。
历史地看，社会各界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解不是一成不变和僵化保守的，而是不断发展与日渐成熟的。在“精神文明建设”作为规范概念提出的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各界对精神文明建设普遍投以简单化的理解，即将硬件设施､经济建设等物质文明之外的内容都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随着实践推进和认识深化，科学规范的理解趋于成熟。纵然大众对精神文明建设构成要素与核心内容的认识尚未统一，但已有探讨的逻辑基点和划分依据不外乎个体和家庭的精神要素结构以及社会和民族的精神文明表征。基于此，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从人的基本精神要素出发，可以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理解为在兼顾城乡共性和城乡差异的基础上，聚焦个体精神生活､家庭精神面貌､社会精神样态､民族精神品格，推进科学文化建设､社会心态培育､思想道德教育､价值信仰塑造､行为理念形塑的工作与实践。
已有相关研究对于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研究和助力精神文明建设实践均产生了积极意义。但从范式上说，除了对精神文明整体建设史和农村实践史的少量梳理，三大核心议题的多数研究属于共时性考察，即在特定阶段､特定背景下展开讨论，回溯历史､剖析逻辑､展望发展的历时性研究尚不能同实践推进和研究深化的需要完全匹配，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在不同阶段的差异分化及其融合发展在相关题域中处于“被遮蔽”的状态，精神文明建设的城乡空间维度成为一个可以拓展相关研究的方向。鉴于此，以历时性变迁为视角，观照精神文明建设的城乡空间维度，系统梳理我国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探索历程，考察其中蕴含的演进逻辑，并对其发展趋向作出前瞻性研判，对于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实践､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根基､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回顾: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探索历程
中国共产党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认知与实践，深嵌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复杂情境。不同情境中，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常被赋予既有逻辑共通性又有立意差异性､既有价值继承性又有功能发展性的定位。本着契合时代特征､体现历史承续､突出显著差异､兼顾城乡关系的原则，可将其探索历程划为五个阶段。
(一)服务革命､乡村为重的“区域破冰”阶段(1921—1949年)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反帝反封建的现实需要，对人民群众的理性认识和革命斗志提出了较高要求。这种实践倾向与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表征性认识相联系。党虽然关注到人民科学认知和社会革命精神等精神要素的重要性，但尚未直接提出作为规范概念和系统实践的“精神文明建设”。与之相契合的是，相关建设内容多属于科学文化和行为理念的范畴，其实践也更多以思想政治工作形态存在。从城乡空间向度来看，与彼时的城乡关系状况相联系，这一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重心呈现城乡共抓､乡村为重的特征。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前期革命屡屡受挫､科学革命认识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党选择扎根农村､依靠农民，逐步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乡村成为支柱性革命场域，农业农村农民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系统中居于重要地位，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因而承担着更重要的作用。
在表征性认识的影响下，诸多革命性探索得以展开:一是开辟专门学习渠道，强化革命理论武装。为了实现思想建党，党不仅建立研究会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还通过设立苏维埃大学､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列宁团校等机构来开展专门性理论教育，也创办了识字班､问字所､讲演班､读报组等平台以构建群众性学习网络。二是利用文艺宣传载体，激发革命精神斗志。文艺协会发展､革命刊物宣传､革命戏剧展演､红色革命歌谣传唱､群众文娱活动普及等文艺工作的开展，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起到了团结教育人民的积极作用。三是充分动员群众力量，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以培养群众自主性为基础，党广泛开展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移易不良婚丧风俗､禁烟禁赌､改造破除农村巫神､抵制缠足陋习等活动，农民的生活习俗大为改观。总的来说，这种革命性探索充分激发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精神力量，为反帝反封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文明支撑。但若以系统眼光视之，则相关实践更关注外在条件的探索，各种实践力量也相对分散，以载体探索､方法更新､形式创新为要旨的分散性实践体系由此形成。
(二)立意基础､城乡一体的“整体实践”阶段(1949—1978年)
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是这一阶段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之一，发展社会主义､引导文明生活是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回应的课题。尽管文化建设和文明培育的重要性从未被忽视，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建设一个“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但物质文明发展和经济实力增长的迫切需要仍削弱了党对精神文明建设更高层次内容的重视。这一时期，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属于结构性认识，即对人民生活精神面向和社会发展精神面向的理解不断深化，科学文化､思想道德､思维意识等基础性精神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了更多关注。比较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异同，可以看到，受物质生活水平普遍不富裕和社会文明程度整体不发达的影响，虽然城乡二元体制已经形成和巩固，但城乡居民精神生活和城乡社会文明程度并未因此产生巨大鸿沟和显著差异，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也就有了整体性特征。
与结构性认识相适应，认知塑造､思政工作､文化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实践领域。一是改造中国人民的不良传统意识。为了消解居民的保守心态､封建意识､不良恶习，禁绝烟毒､改革传统丧葬习俗､取缔娼妓制度､废除旧式婚姻制度等社会性改造运动持续开展，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二是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为了推行自我教育，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主题的公德教育在全社会广泛推行。同时，先进表彰大会､学习先进事迹活动､“五好家庭”评选活动等群众性活动也在不断发展。三是努力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除了初步探索文化教育事业的建构，党还以新闻报道､戏剧展播､歌谣传唱等宣传手段，依托扫盲班､工人夜校､农民夜校等机构，大力推进识字运动､扫盲运动。在社区和村庄等场域，包括电影放映､广播收音､图书流通､艺术传播的基层文化事业网络得到了初步建构。总结实践，党和国家在这一时期更加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群众队伍､示范引领的作用，动员式实践特征尤为明显。这种实践体系的建构夯实了人民思想开放演化和社会风尚良性发展的基础。
(三)聚焦矛盾､城市偏好的“改革调适”阶段(1978—2002年)
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面对人民精神生活状况和社会文明程度存在的现实问题，“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精神文明建设以规范概念形式出场。党和国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解也完成了规范转型，尽管理念和实践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解尚不全面，将物质文明之外的内容悉数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但其俨然开始以“文明”标准衡量各类现象。这种文明性认识无疑是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就具体特征而言，与此时的城乡关系状况相类似，相关实践也呈现聚焦矛盾､城市偏好的样态。服务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需要，随着改革重心向城市调整，在城市推行的一系列举措彰显和强化了“城市偏好”的发展取向。同时，随着开放程度的扩大，城市精神文明建设面临更多的考验，相应地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与文明性认识相匹配，相关实践紧紧围绕“文明”议题展开。一是强化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为了回应“四有”新人的培育要求，党和国家在城市场域作出了诸多探索，如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恢复重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持续加强等。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化特征也随着《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正式印发而愈发显现。二是开展创新性的文明实践活动。在顶层设计的推动下，各类文明实践纷纷涌现。“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等，在引领健康生活､建构文明风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初步探索各领域各类型的文明创建。遵循典型示范原则，文明家庭､文明机关､文明城市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对激发群众热情､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风尚产生了积极作用。在认识和实践的这一转折阶段，各级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办公室于1996年后相继成立，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开始以规范成文的制度为遵循､以不断扩充的队伍为保障､以文明更新的内容为依托。得益于改革性实践体系的建立，城乡居民参与并享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性得到了持续激发。
(四)侧重发展､城乡统筹的“协调转型”阶段(2002—2012年)
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目标后，我国城乡关系开始出现调整和变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不断向社会领域延伸，城乡统筹初显成效。物质文明快速发展之余，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短板和城乡差距却愈发外显。党和国家因此有了层次性认识，开始以分层视角理解人民精神生活､家庭精神面貌､社会精神样态和民族精神品格等不同面向。与城乡关系转型相适应，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实践实现了从“城市偏好”到“城乡统筹”的演进，其对人民精神生活需要､家庭精神面貌发展､社会精神文明样态､民族精神品格塑造等城乡差距的回应都有了发展。除了与本阶段城乡关系状况的总体契合，同步性实践的推进和差异化载体的更新也为相关实践的协调转型创造了可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分别成为城市和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依托。
受层次性认识的影响，党和国家聚焦不同对象开展了探索。一是强化针对个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时期，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念得到了制度化的确定。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工程在城乡统筹背景下持续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国情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的广泛开展，使公民思想道德实现了向好向善的发展。二是开展面向家庭的公民道德教育。文明家庭创建的推进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道德教育的开展，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了优良家风与家庭美德。三是积极推进社会层面的文化建设。得益于公益性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文艺电影进社区､农家书屋等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得到了初步建成。四是在全民族中弘扬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普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文明创建文明评选活动的推进等，使价值体系建设趋于系统化和规范化。总的来说，为了落实初具规模的制度体系①，党和国家特别注重基础设施的优化､建设平台的完善､实践渠道的拓展，继而形塑了确保相关实践协调转型的保障性实践体系。
(五)关涉全面､城乡互动的“系统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族复兴宏伟目标对人民精神生活富裕､家庭精神风貌承续､社会文明程度提高､民族精神力量凝聚提出了新要求。基于此，社会各界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解构建了立足空间､区分对象､关涉内容的系统性认识。在城市和乡村向度之上，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呈现于个体､家庭､社会､民族等对象层面，关涉科学文化建设､社会心态培育､思想道德建设､价值信仰塑造､行为理念建构等核心内容。当前，“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不平衡和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不充分正是这种问题的重要外在表征。为了回应城乡居民的精神需求，以及关照城乡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程度及其现实差距，相关实践呈现关涉全面､城乡互动的特征，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规范命题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
深受系统性认识的影响，党和国家在城乡空间“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一是强化价值观引领，加大文明培育力度。除了加强制度保障和教育引导，党和国家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其在实践中的培育和践行。二是建设文明实践场所，系统推进文明实践。覆盖县､乡､村三级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国家公祭日活动､雷锋志愿服务月活动､移风易俗专项治理等顶层设计活动的开展，以及文化文艺服务､助学支教兴农､科学知识普及等基层探索活动的尝试，使志愿服务和文明实践蔚然成风。三是重视典型示范作用，全面开展文明创建。为了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精神力量，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学校等群众性创建活动得以深化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时代楷模和道德模范､感动人物和最美人物等典型性评选活动得以创新组织。质言之，得益于相关制度体系的健全､党建引领､人民参与之实践队伍的充实､多样化生活空间和实践平台的建构，全面性的实践体系得以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更深厚､更强大､更主动的精神力量。
三、审思: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演进逻辑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是逻辑顺畅､衔接有序的过程，深层次的演进逻辑内蕴于系统性的探索历程中。随着人民生活条件和社会历史情境的发展，人民精神生活状态､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精神文明建设具体形势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这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设计和实践延展都提出了差异化的要求。
(一)关涉内容的跃升:从基础单一到全面复杂
居民精神生活､家庭精神面貌､社会精神样态和民族精神品格是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涉内容。然而，受国际国内环境､生产力发展基础和民主政治状况的差异化影响，各阶段人民精神生活状态和社会精神文明状况千差万别，不同时期的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内容也就有了差异。随着实践的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涉内容实现了从基础单一到全面复杂的跃升。一方面，这种演变呈现于覆盖面的扩充。“区域破冰”阶段和“整体实践”阶段的核心关涉内容有很大相似性，主要是科学文化建设和行为理念形塑;“改革调适”阶段在此基础上强化了思想道德教育;“协调转型”阶段继续补充了价值信仰培育;“系统融合”阶段则形成了科学文化建设､社会心态建构､思想道德教育､价值信仰培育､行为理念形塑等内容共同兼顾的局面。可见，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涉内容覆盖面是随着实践不断拓宽的。另一方面，这种演变表现为层次性的提升。各实践主体在不同时期对同一类型内容的理解程度､关涉层次和实践要求并不完全一致，其原因在于随着社会发展和实践推进，人民精神生活状态日趋复杂，社会精神文明程度不断发展，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差距有所拉大，其关涉内容必须作出与之相适应的调整和演化。
(二)主体结构的变迁:从简单互动到多元联动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收效和加速发展离不开外生力量和实践主体的推动作用。在漫长的探索历程中，实践主体结构实现了从一元为主到多元共生､从简单互动到多元联动的转型。在实践初期，历史境遇和社会背景的特殊性要求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更多承担服务革命的作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高度集中于中国共产党这一主体。由于政府组织的权力结构尚待建构､城乡居民的思想认识普遍不足､社会组织的发育成熟缺乏土壤等，其他主体的参与性和主体性明显弱于党的组织性和主体性。因此，尽管党和人民在诸多群众性实践活动中实现了一定的互动，但其互动性质是简单而又被动的。随着民族复兴进程中社会境况和战略重心的不断调整，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也在历时漫长的持续推进中不断见效。由此，伴随政府组织的权力结构和行动基础日臻完善､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可行能力不断提升､社会组织的发育生成和发展壮大愈发可观，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结构趋于系统复杂。时至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新时代，不同主体间的交互性､联动性明显增强，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社会协同的实践主体结构趋于成型。
(三)制度机制的完善:从整体发散到系统精准
随着实践的不断优化，相关制度实现了从零散走向系统的体系化转型，从宽泛走向聚焦的精准化转型。前者是制度结构的变迁逻辑，后者是制度指向的变迁逻辑。在实践初期，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集中于人民科学知识匮乏和思想观念落后､社会封建迷信尚存和文明形态单薄。城乡居民之间的精神状态和城乡社会之间的建设形势也未呈现巨大差异。早期制度的结构较为零散､价值相对集中､指向较为宏观､机制比较简单，这种现象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改观。由于物质生活跃升､不良思潮冲击､生活空间变迁等，整体发散的制度结构不再适应变化的形势，不同领域中不断生成､日趋复杂的精神文明问题，都需要更精准全面的制度予以回应以及更健全系统的机制予以保障。如今，系统精准的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制度机制基本形成，实现了宏观把控与微观关照､系统回应与精准聚焦的统一。在这一制度体系中，既有关注精神文明建设总体状况､文明实践场所建设等总体性问题的制度，又有聚焦文明城市创建､乡风文明建设等分区域问题的制度，也有回应历史文化保护､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等分领域问题的制度，还有着眼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等保障性问题的制度。
(四)实践体系的形塑:从简便易行到完备成熟
得益于对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关注中国特色､实践认知更新､实践举措创新等原则的遵循，由实践认知､主体结构､制度机制､载体平台等要素形塑的实践体系，完成了从简便易行到完备成熟的转型。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受到表征性认识的影响，相关制度比较欠缺，载体平台也以专门性渠道为主，相对单一的实践主体建构出分散性的实践体系。第二阶段，尽管结构性认识得以生成，但相关制度还处于萌芽状态，载体平台以适配社会参与的特殊性空间为主，其实践体系颇具动员式特征。第三阶段，契合文明性认识的增长，规范性的政策制度相继出台，载体平台不断更新，人民群众主体性得到了更多彰显，改革性的实践体系得以形成。第四阶段，得益于层次性认识的形成､制度体系继续补充优化､基础设施日趋优化､建设平台日臻完善､实践渠道日渐拓展，多元参与的主体格局初步形成，保障性的实践体系愈发成型。第五阶段，受到系统性认识的指引，以总体性制度､分化性制度､保障性制度等构成的制度体系愈发成熟，以党和政府为主导､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社会力量为补充的工作队伍更具规模，以专门实践渠道､日常生活空间､网络虚拟空间等为代表的载体平台不断拓展，全面性的实践体系由此形成。
(五)行动样态的演化:从分散行动到协调推进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内蕴空间向度的理解，在实践中始终关注城乡之间的差异性､共通性和融合性。聚焦城市与乡村不同空间，实践主体的认识变迁集中反映于相关实践的行动演化。具体表现为:“区域破冰”阶段，相关实践主要立足农村革命根据地，重点聚焦农民群体，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热度明显高于城市。“整体实践”阶段，政策导向从整体上回应了人民精神生活状态和社会精神文明状况，城乡之间的建设实践并未产生巨大差距，两种空间的实践互动也相对有限。“改革调适”阶段，随着改革重心的转移和开放程度的扩大，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状态和城市社区精神文明状况呈现更多新问题，城市实践逐步占据上风，其与乡村实践的互动性开始出现缓慢增长趋势。“协调转型”阶段，鉴于城乡之间居民精神生活状态差异和社会精神文明状况差距的扩大趋势，城市实践与乡村实践的交互性与联动性日渐增强。“系统融合”阶段，得益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推行，城乡之间愈发呈现协调推进趋势，城乡之间的主体交流互动､经验共享互鉴､问题共同研判､机制协同建构､手段互补完善等都更加频繁，这是当前实践对先前全部实践的发展和超越。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行动样态由此实现了从分散行动向协调推进的演化。
(六)价值取向的转型:从溢出价值到综合价值
面向人民的目标旨归和价值取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是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历史视野中相关实践的价值取向呈现溢出价值增长､本体价值复归的趋势。本体价值强调事物对主体本身的积极性内在价值和根本作用，特指相关实践对城乡居民精神生活发展和城乡社会精神文明提升的积极作用;溢出价值强调事物对外在客体积极性的外在价值和漫溢价值，特指相关实践对其他宏观､宽泛､间接实践的积极作用，如对革命的促进作用､对改革的推动作用､对复兴的支撑作用等;综合价值则是两者的有机统一。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愈是发展，人的主体性遮蔽愈是消解，人的本质愈能得以彰显。尽管不同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本质上都是为了人民自身发展需要，但由于理性认识欠缺､建设经验不足､宏观形势严峻，早期实践更侧重于服务党和国家的战略需要，个性化需求尚不能得到全面关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本体价值也就难免招致遮蔽。随着个体性精神生活需求的分化突出､社会性精神文明样态的复杂多变，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本体价值不断复归。受此影响，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出现了溢出价值不断强化凸显，本体价值持续解放复归，综合价值愈加深化发展的趋向。
四、前瞻: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趋向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向何处去的发展问题是历时性考察的落脚点。不论是从探索历程推演，还是从演进逻辑推断，或是从发展规律把握，都可以将融合发展研判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发展趋向。从演进逻辑预示的具体形态看，这种融合是全面复杂且系统深度的，呈现于多个系统性实践维度之中。
(一)城乡融贯: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因应性融合
随着物质基础的夯实､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演化､发展空间的更新，城乡精神文明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问题。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人的现代化如何动态实现，家庭文明新风尚如何接续营造，社会文明程度如何持续提高，民族复兴精神力量如何不断凝聚，这些都是城市和乡村需要共同回应的问题。同时，这些难题也导向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变化，即城乡之间的融会贯通和因应性融合。高质量的科学文化建设､常态化的社会心态培育､精准化的思想道德工作､纵深化的价值信仰塑造､全方位的行为理念形塑，是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在个体层面的建设内容;传承优良家风家训､弘扬家庭美德､推进移风易俗，是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在家庭层面的建设内容;推进文明培育､推动文明实践､开展文明创建以形塑社会文明新风尚，是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层面的建设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深化建设､先进典型示范引领的生成发展，是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在民族层面的建设内容。此外，通过强化主体责任､动员群众参与､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工作创新等方式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通过丰富实践载体､加强网络建设､拓展活动阵地､推动文明创建法治化､对外展示中国形象等手段来营造良好的实践环境，同样是相关实践需要面对的重要内容。
(二)城乡互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主体的联动性融合
从行动主体发展壮大和联动行动优势凸显的历史性实践来看，依靠单一主体高位推动和行政主体简单互动，精神文明建设无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当前，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社会协同的实践主体格局不断发展。一方面，联动性融合呈现于主体结构内部，即不同主体各有分工､实践有序，充分彰显联动性和互补性。各级党组织是领导主体，作用于方向把握､目标确立､理念塑造､政治引领等;各级政府和基层组织是主导主体，作用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完善､方案实施､实践统筹､效果反馈等;富有主体性的城乡居民是参与主体，作用于需求反馈､活动组织､活动参与､成效监督等;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力量则是协作主体，
作用于物质支持､服务供给､实践监督､成效评估等。另一方面，联动性融合呈现于不同场域之间，即不同空间内主体的互动实践，高度呈现互动性与相通性。服务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以方案共策､实践共通､经验共享､问题共破为共同旨归，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不同乡村､城市与乡村早已不再是单独的行动场域。不同区域间､不同城市间､不同乡村间､城市乡村间各实践主体的交流互动都将达到新的高度，其互动频次､互动空间､互动深度都将得到新的提升。
(三)城乡互鉴: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系统性融合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收效仰赖于规范制度的确立和长效机制的建构。为了突出城乡差异性和城乡共通性，各实践机制均要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实现科学性互鉴和系统性融合。立足于完整实践链条，这种长效实现机制包括目标确立机制､观念形塑机制､行动推进机制､保障支撑机制等。随着实践主体的联动性融合，联结城乡的每一机制均将呈现融合趋向。具体表现为:目标确立层面，针对问题磋商､重心探讨､目标确定等事项，城乡不同主体的交流互动不断增强，目标确立机制及其现实建设目标愈发呈现城乡耦合性;观念形塑层面，围绕党建引领､思想动员､舆论塑造等主要任务，城市和乡村的观念矛盾和观念边界正在走向消解，城乡不同主体的融通协作有了新的发展趋向，观念形塑机制和具体行动观念愈发显现城乡融通性;行动推进层面，行动载体建设､多元活动创新､氛围环境营造等都对城乡之间的融合互动提出了更高要求，载体共建､活动共行､环境共营的行动推进机制以及多元推进行动更具城乡融合性;保障支撑层面，聚焦组织架构､政策保障､资金支持､动态监督､成效评估､反馈调整等外在行动要求，不同实践主体的行动壁垒正被逐步打破，保障支撑机制进入城乡协同发展阶段。
(四)城乡融通: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方法的辩证性融合
由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不同实践向度的发展基础､居民需求､社会期待等仍存在城乡差异，服务于此的实践方法也就将呈现辩证性融合趋势，即共同适用于城市实践和乡村实践､不同建设内容领域的方法逐步融合创新，相对独立地适用于城乡不同场域､不同建设主题的方法又不断适时发展。一方面，共通性实践方法的应用日渐夯实融合发展基础。“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既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实践要求，也是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共通性实践方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弘扬､社会行为规范普及教育等培育方法，知识科普､志愿活动等实践方法，文明社区创建､文明家庭创建等创建方法，这些在城乡不同场域均有很强适用性，且愈发具有融通趋势。另一方面，异质性实践方法的选择不断满足城乡场域和不同领域的差异化需求。随着分化问题凸显､实践观念更新､数字技术普及，异质性实践方法的创新趋势愈发显现。乡村场域中着眼乡风文明建设的移风易俗活动，聚焦乡村科技发展的助农兴农活动;城市场域中立足社区文化营造的邻里互助活动，助力地方文化传播的宣传推介活动。这些实践方法与不同场域的分化发展要求相契合，更加彰显融通创新的特质。
(五)城乡共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步调的同向性融合
得益于精神文明建设经验的积累和城乡融合发展成效的积淀，顺应城乡关系演进的一般规律，回应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战略要求，城市与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节奏具有同向性融合趋势。不过，由于当前城乡之间仍然存在价值观念､发展需求､建设条件､行动基础等无法规避的矛盾，相关实践的推进节奏并不可能完全一致，发展步调也不一定绝对均衡。建设步调的同向性融合具有相对意义，它强调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相通性､重要程度平衡性和行动实践同步性。价值取向相通性，是指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有其个体旨归､社会价值､战略蕴意､世界意义，相关实践之于城乡居民全面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提高､文化自觉自信自强､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具有同等重要性。重视程度平衡性，是指要通过制度定性､政策保障､工作部署等方式对相关实践投以同等关注，既反对因城镇化需要而轻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短板，也反对因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基础更优而忽略其再发展需要。行动实践同步性，是指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重要时间节点上，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有其基本均衡却又相对独立的要求和标志，新时代的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实践都将以此为展开尺度。
(六)城乡共荣: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成效的普惠性融合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复杂性内在决定其成效的多样性，惠及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丰沃科学文化､良好社会心态､积极道德风尚､理性价值信仰､和谐行为理念等都包含其中。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共享是其成效的人民性向度，因而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有一个辐射地域范围如何､惠及人民程度如何､关涉发展内容如何的追问。新时代新征程的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及其成效是覆盖城乡全体地域､惠及全体城乡居民､涉及全面发展需要的。首先是乡村对城市精神文明成效的持续消化。以现代城市文明､现代生活方式､社区志愿文化等为代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服务于乡村的全面发展，满足乡村居民的现代性生活需要。其次是城市对乡村精神文明成效的深度吸纳。以乡村传统文化､优良传统美德､乡村耕读风尚等为代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服务于城市的文明演化，满足城市居民的复归性生活需要。最后是城市与乡村精神文明成效的融通延展。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性成果呈现逐步满足个体生活､社会变迁､国家发展､世界演化整体需要的趋势，体现在促进城乡居民全面发展､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推进文化自觉自信自强､丰富人类文明发展内涵等向度
五、总结与讨论
为了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和社会精神文明发展需要，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上的重要课题。随着人民思想意识､社会心态､价值信仰､精神状态的深刻改变，加之精神文明建设的城乡差异性和城乡分化性趋于显著，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愈发成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增强民族复兴精神力量的现实必然。围绕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已有研究通过论证意义､分析经验､考察不足､建构路径等方式展开了相对系统的共时性研究，回溯历史､剖析逻辑､展望发展的历时性考察则相对有限，后者正是笔者的主要研究旨趣所在。
遵循“回顾—审思—前瞻”的分析框架，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探索历程､演进逻辑和发展趋向得以呈现。与不同时代情境相适应，相关实践经历了“区域破冰”“整体实践”“改革调适”“协调转型”“系统融合”五个阶段。其中蕴含着关涉内容跃升､主体结构变迁､制度机制完善､实践体系形塑､行动样态演化和价值取向转型等深层次的演进逻辑。以此为延伸基础，复杂辩证且全面系统的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新征程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发展趋向，表现为内容融贯和因应性融合､主体互动和联动性融合､机制互鉴和系统性融合､方法融通和辩证性融合､步调共进和同向性融合､成效共荣和普惠性融合。
总而言之，本文开展的历时性考察回答了历史视野中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发展的问题，并为回应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未来应当怎样发展的问题提供了历史启发和理论参考。然而，随着物质生活基础的发展､文明交流互动的深化､不良思潮传播的加剧，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升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现实需要及其基本形势注定变得更为复杂，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何以实现是一项不断发展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方向如何设计､内容如何扩充､机制如何建构､路径如何优化等话题，都是未来研究的可能增长点，等待相关学者的关注和推进。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赋能农民持续增收的机制构建研究”(22BKS142)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精神富有的综合评价体系研究”(23YJA710023)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新时代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实现机制研究”(KYCX23＿0215)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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