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斌: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价值章”的教学探赜

发布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发布时间:2024-08-23浏览次数:10

【摘要】《思想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第四章《明确价值要求践行价值准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载体。随着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发展深化,“价值章”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亟待深化。一方面,要明确“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尤其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实践要求;另一方面,要在充分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反映世界人民共同愿景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在比较视野中揭开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面具,揭示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本质属性上的超越性。进而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引导学生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体系中系统学习与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新征程的思想认同和行动自觉,促使学生勇于担当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文化使命。

【关键词】“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价值章”;习近平文化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是中宣部、教育部规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系列课程之一,在筑牢理想信念、坚持立德树人上起着关键作用。在统编教材《思想道德与法治》(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中,第四章《明确价值要求践行价值准则》(以下简称“价值章”)聚焦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核心价值观,来发挥教材的铸魂育人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演进,“价值章”的内容也亟须与时俱进。尤其是随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价值章”的教学应当充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因此,本文立足于《思想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内容,结合笔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对“价值章”中几个理论问题进行深层分析与讨论,以期为“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理论更新与教学实践提供一定的学理借鉴。

一、为什么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作出重要指示,以“七个着力”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实践方略,“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价值章”的核心议题,对其进行意义与价值的阐释是“价值章”教学的应有之义。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精神载体。首先,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观察、理解世界并作出判断的根本价值准则。在现实中,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统一的被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那么人民就会陷入莫衷一是、行无依归的境地,国家与民族也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与精神动力。正如《管子·牧云》所言:“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中国古人早已认识到核心价值观之于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其次,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精髓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在社会文化中,核心价值观因其在价值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整个民族文化具有关键作用。一种文化对内或对外的影响力、号召力以及凝聚力首先就表现在价值层面上,尤其是在核心价值观中。再次,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以史为鉴,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稳定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凝结着现阶段我国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使全体人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真实可信的道义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道义力量区别于各类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显著优势正在于其真实性。人民拥不拥护、赞不赞成、答不答应是中国共产党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作为价值立场。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个人、社会以及国家层面的道德要求在人民立场上实现了统一,进而摆脱了对于价值观的片面解释,有利于在实践中凝练出全国各族人民真实意志的“最大公约数”。

第二,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价值观建设工作。总体而言,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价值维度完成了初步的阐释。但从理论上讲,价值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未得到明确体现。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价值哲学,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经历是非常奇特的。50、60、70年代,在中国的学术领域,它还是禁区、是空白,是一片荒僻之壤。”实际上,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价值维度的阐释主要基于制度维度体现。当时的价值观念主要依托于单一的公有制制度,集中体现为集体主义价值,并形成了具有稳定表述的价值要求。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指出:“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这一时期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而构建起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成为此后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经验。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初形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发展并非概念式地演进,而是要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将实践经验加以提炼与升华。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命题,“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些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深化与发展,表明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这既是新时代中华民族谋求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应对复杂国际关系的必然选择。首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承前启后,赓续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扼要所在。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社会的文化内部发挥着中轴作用,而中华民族文明得以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表现出绝无仅有的连续性的重要原因就是核心价值观的连续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强调的“民为邦本”“和而不同”等理念仍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获得延续性的体现。其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面临着新的时代问题。因此,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在着力推进物质文明现代化的同时,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在精神文明建设当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从“十四个坚持”中的“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习近平文化思想“七个着力”中的“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起到了价值引领的作用。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更是迫切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团结奋进、汇聚民心。最后,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要求。“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尽管西方工业文明陷入了普遍衰退的泥淖之中,但是西方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优势犹在,并且善于采用“普世价值”的普遍性方式来消解人类其他文明的价值。唯有打破这种“普世价值”的虚伪面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坚守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因此,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是新时代剧烈的价值交锋中阐明社会主义道义优越性的现实任务。

二、澄清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的关系

当今世界,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在文化领域极具迷惑性。因此,教材“价值章”中专辟一节来探讨“西方‘普世价值’的实质”,以澄清“普世价值”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虚伪性。进言之,“普世价值”的迷惑性在于其以西方特殊价值窃据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居,以普遍性的外衣来掩盖其特殊性的实质。因此,在教材的“明辨”栏目中,亦提及“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所谓普世价值’存在根本不同”。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彻底澄清二者的区别,笔者认为应当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加以深入解读,从而在比较视野中彻底地揭露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面具,最终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质属性上的超越性。

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才能得到彻底的澄清。价值本质上是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关系,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是反映人类总体的需要与利益。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奠基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前提是普遍交往的建立,这一过程奠基于生产活动的社会化。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交往的普遍化,各民族的价值理念不断融汇交锋,从而奠定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现实基础。因此,全人类共同体价值并非西方文明的特殊性价值,而是基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发展这一全人类物质文明的“观念果实”。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只有从“现实的人”出发才能获得彻底的解释。西方“普世价值”通常会在各种场合宣扬所谓人性和人权,那么在普遍性价值中是否存在一个永恒的“人性前提”?一般而言,针对这一前提的讨论在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存在着两种路径:一是以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的,基于“自然状态”假设的经验主义进路;二是以康德为代表的,基于“理性”的先验形式主义路径。就前者的论证路径而言,引起争议的问题正是“自然状态”的超历史性质。卢梭虽然接受了“自然状态假设”,但也明确地指出霍布斯“他们说他们讲的是野蛮人,但看他们笔下描绘出来的却是市民社会中的人”。也就是说,将“自然状态”设定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实际上是将人视为市民社会中的人。就后者而言,“人性前提”是否存在,事实上就是对人类理性加以澄清,进而基于人类理性对价值体系加以论证与推导。这正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要旨所在,道德法则“必须先天地仅仅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去寻找”。这种先天地从纯粹理性出发对人类价值体系的探讨同样遇到了超历史性的问题。这种超历史性正是体现在对于人的抽象理解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方“普世价值”“只是抽象人道主义的老调新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人’重新回归‘抽象的人’”。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并非一个从抽象人性推导得出的万世不易的价值“铁律”,而是立足于当下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交往实践凝练出的历史性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产物,而是具有清晰明确的价值指向。马克思指出:“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这意味着,人类在本质上是指向“自由”的。然而,马克思的自由观并非完全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自由。在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扬弃过程中,马克思将抽象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发展为“自由人联合体”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历时性与共时性交汇的科学立场,是兼具价值目标的明确性与价值主体多元性的价值理念。最后,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与根本利益。“共同”无疑是一个政治性的词汇,表明一种多元主体的共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既然奠基于“现实的人”,就意味着能够涵盖现实中多元主体不同的价值理念。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现实的人”内部呈现出多元化结构,既有各自的经济发展特征,又有独特的文化传承。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不可能是遵循霸权逻辑的“普世价值”,而必然是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包容性理念。总而言之,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奠基于生产全球化与普遍交往实践之上,立足于现实人性,反映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与根本利益的价值理念。

第二,西方“普世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反映西方发达国家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首先,西方“普世价值”口口声声宣称由于人性共同,所以价值方可普世。然而,人性共同的根源何在?如果说人性共同的根源在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灵长目人科人属人种”,那么,须知人的本质是社会性存在而非自然性存在,从纯粹自然性出发无法谈论任何价值。一旦转入到社会性领域,就必须面对人的真实本质——一定历史阶段中具体的、现实的人。换句话说,人性共同的根源只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当中,也就不存在超越特定社会条件之外的共同人性。进言之,即使基于现实的人类普遍交往而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人类共识(而非共同人性),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推导出价值论意义上的共同价值。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加以阐明的是,“马克思反对把政治问题变成道德问题,而坚持把政治问题理解为经济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马克思认识到人的“类本质”是一种哲学人类学的悬设,要找到人类共性与普遍性的人类价值则必须深入到经济领域中去。因此,人性共同假设实际上是将西方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共性因素装裱为非历史的、永恒的人性,即使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尚有说服力,但其局限性与狭隘性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愈发显露。其次,西方“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虚假的意识形态”。不可否认的是,在启蒙运动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普世价值”及其内蕴的抽象人性假设曾经发挥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不否认一种意识形态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的进步性与科学性,但是决然反对将意识形态与其经济基础割裂开来。在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斗争的时期,“普世价值”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有助于人类政治解放的实现。然而,当资产阶级及其玄想家试图将这种意识形态表述为永恒不变的价值理念,从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时,这种意识形态就脱离了它的现实本质,成为一种“虚假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言,“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最后,西方“普世价值”本质上仅仅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既然人类共性已经被证明拥有其物质基础,那么西方“普世价值”所反映的主客体关系也就随之明朗起来。西方“普世价值”在当代作为一种虚假意识形态,其目的就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道义性与合法性的辩护,也即保证“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因此,“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一种混淆视听的伪装,将基于实践的历史性的人类共性混淆为人性共同,将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价值理念作为永恒的意识形态,其目的就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获取合理性。

第三,在揭示西方“普世价值”本质的同时,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加以明确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一种能够反映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与利益的价值理念。具体而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唯有坚持发展才能够实现人的本质,迈向自由人联合体。但是,这种发展绝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损人利己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血腥野蛮的原始积累阶段开始就是以牺牲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直到今日,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南北差异”表明了这种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仍在持续。公平与正义则是政治层面的要求与保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宣称自身坚持公平与正义,但是由于其价值观是根据抽象人性假设和虚假的意识形态所建立的,因此其所谓的公平和正义在国内仅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而其经济体制却在源源不断地制造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国际上,西方所谓的“公平正义”表现为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名义上以维护所谓国际秩序或规范为口实,实质上则是维护源于殖民体系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与国际关系。显然,这种“公平正义”已经成为现阶段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阻碍。我们所提倡的“公平正义”是基于具体的、现实的人的利益,不仅在一国范围内实现公平与正义,更是在国际秩序中推动建立更加公平、体现正义的新型国际秩序与国际关系。民主与自由则是人类共同价值的明确导向。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殖民体系所建立的先发优势长期把控着价值导向的解释权,以“自由民主”的名义不断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臭名昭著的“颜色革命”就是其明证。正如邓小平所言:“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与此相对,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民主与自由是在和平发展所奠定的物质基础与公平正义所建设的制度保障下,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平等交往。总而言之,全人类共同价值无论是在本质上还是内涵上都完全超越了西方作为虚假的、狭隘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引领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续发展。

三、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现阶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其中,“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价值章”的教学中,应当把教学重心置于引导学生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体系中系统学习与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增进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新征程的思想认同和行动自觉,鼓励学生勇于担当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文化使命。

首先,教学目标在于讲清楚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何强调以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新的文化使命。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把握到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文明最深层、最持久的力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项关键任务就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特殊性的延续,亦具备现代文明的普遍性质。一方面,核心价值在本质上是在一定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价值理念系统,决定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因此,文明之间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正在于核心价值观的区别。在人类文明之林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气质,其根源就在于几千年文明史中一脉相承的价值理念。老子、孔子、孟子等先贤对于世界的独到理解直到今天仍旧焕发着生机。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理念的普遍性质。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对中华民族古代价值体系的单纯继承,而是创造性转化为一种现代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观念反映。这种社会主义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具有超越性,尤其是前文所述的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内核,因此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指导和创造属于我们时代的新文化。

其次,教学重点在于讲清楚习近平文化思想如何阐明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广大青年学生的时代担当。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强调的“七个着力”,尤其是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晰地为我们明确了新时代赋予青年学生的文化使命。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充分意识到自身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作用,尤其要强调青年学生所肩负的文化使命绝不是口号,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每一位青年学生提出的殷切期望。所以,青年学生要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涵,深入研究和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自觉在赓续中华文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上钻研探索。因此,教学过程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围绕“价值章”第三节“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将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具体而言,在教学中引导青年学生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新人。“有理想”,即要坚定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价值理念系统中,理想具有特殊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社会、个人相统一的价值理念体系,有效地统合了个人理想、社会理想与国家理想。“敢担当”,在现阶段即指敢于担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种错误思潮在国内涌动,极端的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不断腐蚀着中国人民的风骨气节。然而,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海神针”般的作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才能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因此,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增强中国青年做中国人的志气、底气、骨气。“能吃苦”,并非通俗意义上的经历苦难,而是要通过理论与实践教育,培育无畏险阻、攻坚克难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锤炼自身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自身的强硬本领,进而才能够将个体的自我实现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统一起来。“肯奋斗”,就是要将自身切实地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来。

最后,教学难点在于讲清楚习近平文化思想如何明确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要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于它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准则。这就要求价值观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因此,一方面,必须以系统性思维推进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里,教学过程中应当讲清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如何以系统性思维贯穿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工作:一是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全过程”,即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二是实现了培育主体的“全覆盖”,对少年、青年、党员干部作出针对性部署;三是“全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路径,也就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乃至纳入国家的总体发展规划之中。另一方面,把“第二个结合”有机融入“价值章”的教学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遵循。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学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理念体系融合起来,才能够赓续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不断在价值观维度深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创新价值观培育的方式方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在思政课堂主渠道中得到全面深化,而且在高校立德树人的“大思政”全局中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

 

作者:陈良斌,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