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是刚刚结束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总主题。这次会议发出了一个关键信号：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国共产党将一改过去“零敲碎打”的方法，突进“深水区”，敢啃“硬骨头”。这些“硬骨头”，就是与房地产市场、地方债务以及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的挑战相关的结构性改革。中共已经正确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和稳定，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另一个需要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领域是要找到正确的政策组合，使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能够相互补充，发挥各自的优势，而不是在资金、人才和利润方面恶性竞争。
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和民生福祉的各个方面，其中有五个方面值得密切关注。首先，改革与开放的辩证关系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反转。几十年前，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以改革促开放”，也就是先通过自我改革来吸引外国投资，促进对外贸易；而今天则是“以开放促改革”，在世界经济中检验自己，在逆势中发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扬长避短，砥砺前行。
第二，公报强调在确保有效监管的同时，减少对市场的限制，也就是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但明确承认并处理好这种矛盾，正是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市场仍将发挥关键作用，但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确保社会的整体福祉也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危机时期。这是中国从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第三，关于国有企业未来命运的争论由来已久，现在这一论题有了答案。一方面，众所周知，一些国有企业确实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国家面临困境时，国有企业是宏观和微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公有制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对此，公报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第四，有经济学家强调，巩固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并继续向前发展，需要在需求侧发力，一些人对公报中没有提到相关政策感到担忧。的确，公报主要关注的是供给侧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点需要记住：中国的供给侧解决方案与西方典型的供给侧政策并不相同，后者往往侧重于为富人和企业减税，认为这样才能逐步改善整体经济。
而在中国，国有企业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进行重大改革政策的着力点是国有企业等结构性问题，因此供给侧改革更多的是为了纠正经济基本面，从而实现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更多、更高薪的就业机会，提高消费者信心和可支配收入，同时给高储蓄率带来下行压力，防止高储蓄率拖累国内经济增长。
简而言之，不应简单地扩大储蓄，然后把优质资金不断注入“僵尸公司”；也不应过度发放补贴，让企业对政府纾困产生依赖。这些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经济决策，会导致政府债务不断堆积，就像在美国等国家发生的那样。尽管如此，公报明确强调要“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这句话似乎是在暗示，最终可能需要在需求侧施加一些刺激措施——当然，公报里对此既没有承诺，也没有禁止。
第五，公报提出了一个新的时间节点，即“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时间目标，政府应每年提交相关进展报告。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因为它事关“十五五”规划的顺利完成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也是达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除了以上五点外，还有另外两点对于理解公报非常关键。第一，如果你要理解中国的发展和战略规划，就必须知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看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强调要努力跨越分歧，以减轻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扩大协同效应。这是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关键，是理解中国如何发展和扩大自由贸易区、如何制定“一国两制”等政策、如何处理国际事务的关键，也是理解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议程的关键。
另一个关键点是信心。尽管面临百年变局挑战，但我们对中国的领导集体、对中国共产党、对习近平主席绝对有信心；对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对有信心；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绝对有信心；对中国通过完善治理体系，应对各种挑战，有效开拓和发展新机遇绝对有信心；对中国为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绝对有信心；对中国在构建公平的多边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为实现和平、安全与发展贡献力量绝对有信心。
作者：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来源：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