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波、赵宬斐: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及范式建构

发布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发布时间:2024-06-19浏览次数:10

  

【摘要】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自“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来,现代化表现出西方式、苏联式、混合式、东亚式等多样化的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相互激荡、叠加共振的时空维度中出场,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探索的实践中系统性建构起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范式,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创新逻辑和全新图景。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逻辑的统摄性中获得了因果性和必然性,重塑了世界文明新格局,引领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世界历史;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范式建构;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9世纪中叶,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的经验事实,创立了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地域性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趋势,并预设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终极目标。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就是不断打破地域的限制而互相依存并走向世界整体化的过程。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今天,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不断推进,由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进入了多元文明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新阶段。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擘画出一种截然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全新图景。作为人类文明史和人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宏阔的全球视野和深厚的人类关怀,是当今世界历史发生转向的一种新突破与新发展,彰显出深刻的“世界历史性”意义。

一、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文明演进及范式展示

人类社会文明脚步随着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的确立,拉开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序幕。随着“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从而使各民族、国家的联系和交往更加紧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步伐得以不断加快。在此过程中,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在世界历史范畴中,现代化指的是人类社会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总体历史过程,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在世界历史逻辑中发生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等领域的综合性、全面性的变革,由此构建起一种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文明范式。范式(paradigm)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范式既包括形而上的共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基本理论,也包括形而下的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库恩认为,科学演进中出现的显著变化可以用范式概念予以解释,当旧的范式变得日益不能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能用更加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那些史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而“一种规范(范式)经过革命向另一种规范逐步过渡,正是成熟科学的通常发展模式”。借鉴库恩的范式理论分析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深刻转型,那么,从范式概念的内涵及其与社会文明转型的内在逻辑关系中,可以解析人类文明范式转换的理路与缘由,从而有针对性地找出文明转向的关键所在。

其实,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都需要形成一套共同接受和遵循的信仰、观念、方法和标准,并能够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与引领,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理论支持。借鉴库恩的范式理论,把现代化理解为一种文明范式,那么,人类文明发展就表现为文明范式的演变和交替,表现为现代文明范式的形成和转换。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出现都可以理解为一种文明范式的生成,但它是否具有普适的说服力并被广泛认同和践行,是否能够切实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取决于这种范式能否经得起历史、时代和实践的验证并产生范导性效能。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现代化范式的形成和建构是一个国家基于自身发展需求与外部世界变化而不断调适的过程,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沿着人类文明轨迹展现出来的。当人类文明开始迈向现代化进程,人类交往方式的不断变革和交往范围的不断拓展“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世界因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化而呈现出一体化趋势,工业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急速扩张促进了各民族和国家间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并在这种互动中生成了多样化的现代化范式。

一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现代化最初被定义为西方现代化,主要因为英国是最早发生和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并在17世纪中后期迅速实现从封建专制政体向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转型,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的先河。作为一种原生性、内源型的现代化,英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与资本密切勾连。在资本逻辑驱使下,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在经济上实现了从地域性、简单型的传统市场经济向全国性、竞争型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政治上,以代议制民主替代了封建政治专制,确立了新型政治体制。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构成了英国现代化范式的基本格局。随后,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化国家机构”三大基本要素相互影响、彼此互动的西方现代化经典范式。

二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就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列宁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社会主义。”列宁充分汲取了西方现代化的进步因素与成功经验,并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状况建立了以高度集权、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特征的发展模式,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结合+集权型现代化国家机构”的发展格局。苏联现代化范式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与计划性,国家以全面的经济规划和控制体系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作为一种在资本世界体系形成条件下产生的,并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对立的创新范式,苏联范式在特定时期为国家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探索早期都深受苏联范式的影响。

三是混合式现代化范式。现代化是一股奔涌不息的世界性潮流,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全新的工业文明,它迫使传统文明发生现代性转型。“现代化的扩张最初在具有异质文明的欧洲东部(俄国与东欧)推进,并且在非常落后的地区,比如黑非洲、南北美洲、澳洲等地进行征服。”这些国家在充分汲取与融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将其与本国具体情况充分结合、不断整合与优化而形成混合式现代化范式。作为一种次生性、外源型的现代化范式,混合式现代化范式既具有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性,又在发展战略、国家调控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是两大对立范式相结合而形成的中间发展范式,其发展格局大体呈现为“混合经济+自由市场+集权或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采用此范式的国家尽管在政治上具有鲜明的反西方主义色彩,甚至形成了更接近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边缘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但在经济上仍然从属于资本主义而具有较强的依附性,有些地区形成了一种边缘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埃及、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后发国家大多采取混合式现代化范式。

四是东亚现代化范式。东亚范式是指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发展模式。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相似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开启现代化进程,其特征主要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战略,不断升级和调整的产业政策,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及较强的政府干预与协调;其发展逻辑呈现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相较于西方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时间大幅缩短,短短数十年从“第三世界”跃升为“第一世界”,政治上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也相对和平。作为一种赶超型的现代化范式,东亚范式在政策上存在注重追求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扩张规模而忽略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注重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资源、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急功近利的倾向。同时,外向型发展战略容易导致对西方技术、市场的依附,进而造成政治上的依附;缺乏政府机制的高度制度化,存在政府功能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和冲突等。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凸显了这一范式结构和机制上的缺陷。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出场及系统性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世界历史与中国近代历史相互激荡、叠加共振的时空维度中出场,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遭遇碰撞和交汇融合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力冲击下,中国被强行裹挟进世界历史进程之中而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爱国的仁人志士纷纷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一系列变革运动的实质就是中华民族力图从物质生产资料到社会制度,再到更深层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运动。它力图使中国适应普遍交往的国际关系,加入到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之中。”然而,这些运动都没有把中国引向正确的现代化之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最终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模式,彻底摆脱了西方现代性的路径锁定”,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中非西方的现代化新道路,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移植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机械模仿,也不是对混合式或东亚式现代化的复制追随,而是在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变化和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而形成的一种极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范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在遵循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在逻辑的历史演进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以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形式为现代化道路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是人类文明转型的新突破与新进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在场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探索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实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两大历史性跨越。这种“时空压缩”条件下跨越式赶超的现代化范式,以其系统性的范式建构在多样化的现代化范式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开创出一条既区别于西方及苏式现代化范式,又不同于其他现代化范式的新道路,并得以不断推进和拓展,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遵循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独特的逻辑进路,破解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系列根本难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基及其发展创新的动力之源,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不断变化发展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深化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相继形成系列重大理论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

二是坚持以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的本质特征,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方向、动力激发和力量凝聚。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原则和最大政治优势。与实行多党制度的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百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开创、坚持和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通过顶层设计,对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制度、现代化道路进行战略布局与系统整合,为现代化发展提供科学指引、制度保障和秩序力量,以确保其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推进。

三是坚持以系统观念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片面追求物质增长的“单极-线性”和“串联式”渐进的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致力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非线性”“并联式”的系统性发展模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系统观念把握现代化,把中国式现代化复杂的大系统分解成各子系统加以统筹协调、全面推进。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系统思维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从提出实现物质文明的“四个现代化”,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再到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并在2018年3月的宪法修正案中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了“五个文明”协同发展的现代文明范式。这种“整体性文明”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使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质。

四是坚持以制度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和外在表现形式。制度建设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全过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需要通过各项制度之间的互补配合、紧密衔接,切实加强制度建设的体系化、集成化、系统化与整体化,发挥制度体系的综合优势以实现不同领域的高效协同和统筹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在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基础上加强制度建设,以坚定的制度自信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构建起制度大厦更加稳固的“四梁八柱”,以“中国之制”彰显强大的治理效能,这是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经验。

五是坚持以累积方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守正创新中以持续累积、不断提升的方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战略思维。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设定不仅体现在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而且具体落实到历次五年规划(计划)之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从1964年年底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再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根据实际变化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目标,并首次用“两个一百年”目标来表述发展战略。此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重申了这一战略目标并逐步丰富其内涵。党的十九大根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使“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更为清晰。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了这一战略安排,对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进行了内涵更加丰富、要素更加完备的界定。战略目标需要通过战略规划加以落实推进。五年规划(计划)是党推进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五年规划(计划)与远景目标相互结合、有机衔接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

三、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展现的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历史境域中,其所展现出的本质内涵、创新功能和世界意义蕴涵着新文明的特质,标示着一种全新人类文明形态的生成,为解释和审视世界历史提供了新视角。

一是展现出整体性世界中的新文明主体。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因而,对全人类解放的追求构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问题意识和最高价值。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始终站在全人类解放的高度,基于类存在物的道德原则和类主体的尺度考察世界历史进程。世界历史发展至全球化时代,当各民族、国家日益紧密地相互依存,当所有的地域性问题都变成世界性问题时,人类主体不再是悬设的思维抽象而成为直接的感性现实。在此历史语境下,基于狭隘的国家理性自利性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及建基于其上的世界旧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已经丧失了效力,只有以类主体的尺度去理解和应对全球性问题,才能够建构起与实然的整体性世界相匹配的应然世界秩序。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从全人类高度把握发展问题,秉持自身发展与“他者”发展相统一的公共主义发展观,将民族复兴与世界共荣有机结合,通过中国方案的制度安排和务实有效的中国行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并肩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任务。这种对人类共同福祉现实关切和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类意识和类思维,契合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愿景目标——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昭示着一种新文明主体的生成。

二是展现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新文明路径。现代化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其任务具有普遍性。但是,现代化任务的实现必须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进行个性化和具体化调整。由于各国历史传统、现实条件、社会结构、制度模式上的差异性,现代化道路必然呈现出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世界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同时,立足中国国情,正确认识和把握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特殊与普遍、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等重要关系,以实践上的开创性和理论上的超越性开创了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全新路径。相较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它摒弃了西方对外扩张、殖民掠夺的现代化路径和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模式,打破了西方国家关于现代化叙事和人类文明形态的话语垄断,消解了以西方文明定义现代化的思维定式,拓展了文明的内涵,提升了文明的质态。中国式现代化以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超越了时空界限,其范式效应和普遍意义在于:为发展中国家走出现代化困境,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提供新思路和新选择,为人类文明谱系与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样态和新方案。

三是展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文明机制。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然而,西方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始终遵循资本至上的物化逻辑,资本逻辑构成社会发展的主导逻辑。建基于资本意志和资本利益之上的资本主义文明,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内部贫富分化、社会撕裂、政治极化,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分歧、生态危机。从文明生成机制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遵循“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新文明机制,坚持人民至上的人本逻辑。“人民权力高于资本权力,资本从属和服务于人民”,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主体,“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方案、政策制定和目标设定始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超越了以资本运动、增值为机制,按照资本逐利本性所建构的资本主义文明,扬弃了资本主义文明单向度发展所造成的文明异化,开创了从“物的依赖性”通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从价值理念到制度建构,再到实际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充分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逻辑,使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规避了“资本至上陷阱”,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迈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开启了走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彰显出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愿景。

四是展现出超越文明冲突的新文明关系。世界历史是人类文明交流交往、碰撞融合的过程,不同文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相互影响、交流互鉴,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世界历史发展至经济全球化时代,以西方文明为基准丈量其他文明的单一或绝对的方式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历史局限性,并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其权威性。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文化基因,以开放的眼光和开阔的胸怀尊重不同文明的独特性和合理性,打破了基于西方中心主义逻辑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在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上的羁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推动不同文明协作团结和自觉联合;秉承文明多样性的理念,推动多元文明交流对话、互学互鉴,以实现人类文明的共荣共享和永续发展。这种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新关系方案以自觉的文明理性超越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二元对峙,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世界文明秩序的“想象”,引领着世界文明新秩序的重塑。

四、以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塑造世界文明新秩序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的宏观逻辑中展开,它既内在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规定和价值指向,又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既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在契合人类现代化文明进程普遍性的过程中建构起了一种独特的创新范式,彰显出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是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中国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中华文明重塑与复兴的创造性探索,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实现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构成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因此,只有把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展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来审视和把握,才能更加凸显其深刻的“世界历史性”意义。自19世纪40年代中华文明遭遇“他者”的西方文明而被裹挟进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开启现代化探索之路。从最初的远离西方现代化,到被动卷入西方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再到借鉴与学习西方现代化,最终通过范式转换扬弃和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建构起具有原创性和解释力的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使中国从世界体系的边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出场的使命就是要完成世界历史托付给它的历史重任,这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关键。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发展始终以世界历史为境域,并在世界历史的统摄性中获得了应有的因果性和必然性,在“历史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展现出独特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宏阔的世界视野、人类情怀。从中国历史语境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现代化在中国境遇中从一般到特殊的具体化。然而,从世界历史场域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又呈现出从中国的特殊性跃升至世界的一般性的历史主动,彰显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文明共性”。这种跃升正是由其所内蕴的“世界历史性”所决定的,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而这“五大文明”都可以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和判断。当“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时,世界历史的发展必然迈向全新的文明阶段。在世界历史迈向新阶段之际,中国式现代化将以其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分展现出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也充分说明了所谓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不可能界定和丈量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多样性。

作为一种“在破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面临的各种悖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性危机及资本文明的历史极限,深刻改变了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的力量对比和世界发展趋势,展现出空前与独特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以自身卓有成效的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的机遇,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进步,全面改写了世界经济格局;以和平崛起的方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深刻影响着国际权力格局;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深刻改变了全球治理格局;积极倡议全球安全与互信,破解全球安全赤字,改善了全球安全格局;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文明交流与文明共融,塑造了世界文明新格局。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蕴和精神特质,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孕育出丰富的文明内涵,而且以其产生的文明“溢出”效应不断巩固和增进人类文明成果,推动构建一个21世纪的世界文明新秩序。

五、结语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同的民族孕育了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塑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并折射出不同的文明逻辑,不同的文明逻辑绘就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图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时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世界历史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人类再一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面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追问,中国式现代化以其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及其伟大实践作出了创造性回答,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推动着世界历史朝着马克思所冀望的方向发展。

 

作者:洪波,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赵宬斐,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世界历史性’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世界观研究”(22BKS052);

来源:《河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