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校有组织科研具有使命导向、服务国家，协同配合、集中攻关，依循先例、以制创新的基本内涵，天然地依赖政府资源、组织协同、历史路径。然而，三重依赖与科学的“不确定性”有一定矛盾，无条件的资源依赖、失调的协同依赖、过度的路径依赖容易使科学研究被外部环境、团队协同、历史经验所控制与绑架，减弱科学的多元可能性、颠覆创新性，导致高校“唯利是图”、合作者“无序徘徊”、创新陷入“历史惰性”。为规避上述潜在风险，需要构建持续发展、互信共赢的资源交往格局,塑造去中心化、有序激励的协同创新结构,探寻颠覆传统、克服惰性的有组织科研新路径。
【关键词】高校有组织科研；政府资源；组织协同；路径依赖；不确定性
2022年8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1]，标志着作为政策概念的“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正式生成。围绕这一主题，高等教育、科技政策领域的学者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高校有组织科研能够真正发挥高校作为科研“综合体”的学科、人才、平台优势[2]，集中智慧、凝聚力量，有效解决“卡脖子”的燃眉之急[3]，是我国迎接世界科学中心、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世界人才中心转移的重要抓手之一[4]。同时，亦有一些学者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5]、委托代理风险分析框架[6]、共生理论[7]法治保障视角[8]等开展批判性审视，指出了高校有组织科研面临的困境、风险、难点、问题。然而，高校有组织科研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组织管理、科研创新问题，透过单一理论、框架、视角，只能考察有组织科研的某一维度、部分。本文从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基本内涵入手，基于资源依赖、组织协同、路径依赖等多个理论视角，系统地探究高校有组织科研的三重依赖风险，对更好地开展有组织科研、规避潜在风险具有积极意义。
一、高校有组织科研的三重依赖
有组织科研是以重大现实问题解决为目的，充分利用举国体制，动员与整合不同学科领域以及不同部门的力量，采取分工合作的集体攻关方式，以理论探索、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工程实现与技术产品研发[9]。高校有组织科研是有组织科研的一种重要形式。历史已经证明，它能够充分发挥高校基础理论研究的特殊优势，为科技进步提供关键理论支撑，以至实现重大科技突破。其具有三重基本内涵：使命导向，服务国家；协同配合，集中攻关；依循先例，以制创新。由此可见，高校有组织科研天然地依赖外部环境资源、组织分工合作、历史经验制度。三重依赖既是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其取得创新突破的基本方法。尤其在大科学、大工程领域，高校有组织科研表现出无可匹敌的集中性优势。
1.资源依赖
当今高校早已不是传统的象牙塔，而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联系非常紧密，这是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所决定的[10]。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来看，高校要与政治、经济、科技等子系统进行资源交换，而政府是高校的主要资源来源系统。一方面，高校通过培养人才、直接服务社会为国家作贡献；另一方面，还要通过科学研究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现代科学是十分昂贵的事业，没有资金、人才的大量投入，很难产生规模创新效应。为了获得从事科学研究必备的资源支持，高校对政府形成某种资源依赖。实际上，这种依赖是相互的，国家要发展，尤其是重大科技要取得突破，也需要重视高校的基础理论研究。高校有组织科研是在高校与国家互相依赖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一种互利共赢的科研模式。通过有组织科研，政府与高校可以实现资源交换：政府获取大科学、大工程成功后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科技效应，提升国家核心科技竞争力，甚至提高其国际政治地位；高校不仅获取大量实实在在的资金、平台等硬资源，还获得自身地位提高、竞争优势提升、影响力扩大等软资源。
争取竞争优势是国家、高校实施有组织科研的基本前提。在此前提下，高校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结构、有策略、有组织、有步骤等建制化、程序化的形式服务于国家战略。事实上，资源依赖一直在高校组织化科研中发挥作用，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各种形式也并非新鲜事物。如今国家再次赋予有组织科研新的使命，有其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与强烈的现实需求。当前国际竞争激烈，重大科技突破成为全球主要国家的战略竞争焦点，而我国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如芯片、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正在遭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围堵[11]。为了让更多创新资源流入，建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赢得新一轮的世界科技竞争，我国必须深入实施高校有组织科研，在“卡脖子”关键技术方面有所突破。国际科技竞争对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强烈需求已经渗透至高校学术环境，并通过学术评估、资源配置等方式促使科研人员、机构不断组织化。为了迎合竞争性评价与获取更多稀缺资源，高校科研人员、机构采取各种策略保障其拥有相对竞争优势，例如科研方向围绕国家急需。相比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科研人员的学术行为能更大程度上摈弃外部控制，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适应外部环境。对于国家急需的研究方向，政府往往设置大量议题，提供丰富的资源与可靠的平台。为了获得这些资源，同时也是服务国家重大需求，高校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学校学科优势为基础，最大限度凝聚和优化资源配置[12]，科研人员在自身的兴趣与政府的目标、自由的探索与有计划的研究等方面进行平衡。
2.协同依赖
所谓协同，是指通过各要素或子系统的配合，自发形成在时空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13]。组织合作可产生超出多项资源简单相加的协同效应，解决单一组织难以解决的问题[14]。协同首先是科学研究内部创新的需求，我们推崇有组织科研，实际上是认同科研协同、集体创新的重大作用。以大科学、大工程为例，它们具有复杂性、跨学科性等特点，以“实现基础科学的颠覆性理论创新、工程技术的重大原创性突破”为宗旨，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必然要求科研资源集中化、协同化、融合化。一方面，学科交叉融合在重大科学发现、复杂问题解决中具有重要作用[15]，大科学、大工程既需要同一学科不同研究方向的人才，又需要其他相关学科的人才。如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主导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项目，该课题从事高能粒子物理研究，解答宇宙基本结构的核心问题，不仅需要理论物理、实验物理、核物理、宇宙学等物理学科人才，还需要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数学、材料科学等其他相关学科人才。另一方面，大科学、大工程依靠多元机构的多层次、多阶段支持。尽管重大科技创新具有一定基础或应用导向，但通常涵盖从基础理论探索到技术转化、应用及开发的全过程。因此，擅长基础理论研究的高校、注重前沿应用探索的科研院所以及专注于技术开发应用的企业紧密协作，可以保障课题在不同研究层面、阶段获得相应智力支持，满足项目多元需求。
有组织的科研协同不仅受科学内部创新的驱动，还受到与之相关的外部力量的驱使。例如，大科学、大工程能为高校带来大量资源，但其规模大、难度高、时间紧、任务重，通常不是同一类型的组织能够轻易获取的，需要通过集中资源、协同攻关等方式提高科研效率。除了直接由政府指定多个负责团队的重大项目，许多大项目的申请依靠组织的联盟、协同。高校与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合作，形成多重资源互补、叠加的优势，提升自身资源获取、交换能力，增加与外部环境的协商、谈判筹码，提高项目申请的成功概率。在此过程中，个人科研也向组织靠拢。这是因为，绝大多数领域的科研人员离不开外部环境对个体科研的支持，而个体（或小团体）获取资源的话语权较弱。个体不融入组织，就不能获得组织资源分配权利。向组织靠拢、依赖组织、融入组织是个体科研组织化的基本方式。由组织与外部环境进行协商、谈判，最终再将获取的资金、设备、平台等资源分配给个人（或小团体）。
3.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强调过去决策、行动对组织未来发展方向与策略选择的深远影响。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随着时间推移，组织大大缩小其行动范围[16]。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高校与政府很少存在资源交换，高校主要从事自由探索式科研，尽管科研人员也在各种相对松散的高校科研组织，但由于不需要过多依赖外部环境，他们可以按照个人兴趣从事相关研究，也较少与其他机构、部门展开大规模、深入的协同式科研。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逐步走向世俗化、应用化、大众化，其与外部环境（尤其是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政府要求高校通过有组织的科研为国家科技创新提供支撑；另一方面，高校需要通过服务国家战略来获得更多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在曼哈顿计划中，美国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R.Oppenheimer）牵头整合了数十个研究机构与上万名科研人员、工程师及劳工，通过多年研发与巨大投入，最终完成原子弹的研制。其投入资金之巨、动员人数之多、组织管理之复杂、后续效应之强烈，在当时堪称史无前例。曼哈顿计划的成功标志着大科学、大工程的诞生[17]，集中资源、协同攻关也被证明是从事大项目的有效路径，后来此种组织化的科研模式在大国、强国中得到广泛应用。1945年范内瓦·布什向杜鲁门提交《科学：无止境的前沿》，建议设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FC）并由杜鲁门签署法案成为正式行政机构，以项目发包制方式将国家需求和竞争性配套资金分发给大学科研机构，打通国家需求与大学科研组织的联系通道[18]。这同时意味着，获取国家资源的高校要一定程度上按照政府提供的议题开展研究。在政府的支持下，阿波罗计划、空间站项目、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大科学、大工程不断取得进展，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证明了高校有组织科研在某种程度上是行之有效的。
时至当下，高校与政府彼此互相依赖、开展资源交换，与其他组织协同合作、实施创新活动等，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科学：无尽的前沿》发表75周年之际，202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报告《无尽的前沿：科学的下一个75年》再次强调：政府应对关键研究领域进行集中和持续的支持，推进高校科研的组织化[19]。由此可见，高校有组织科研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路径依赖（同时也是资源依赖、协同依赖）：历史上众多大科学、大工程项目的不断成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稳定、一致、规范的科研组织模式，使有组织科研逐步成为一种被遵循、被推崇的科研制度。需要说明的是，路径依赖不仅体现在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宏观历史发展进程中，而且影响每一个具体的有组织科研项目。在项目实施的初级阶段，每一个决策与行动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关系到该决策、行动带来的直接后果，而且对项目实施中后期的决策、行动有深远影响。
综上，科学研究依赖外部资源、组织协同、历史路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是高校有组织科研成功的必要条件。三重依赖既互相独立、区别，又彼此联系、影响。资源依赖侧重高校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为了生存与发展，高校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受到法规、规章、政策等制度性约束，在与政府的交流互动中获取从事科学研究的资源。协同依赖侧重协同主体的关系：受外在形式化与内在学科化因素的双重驱动，高校对人才、资金、技术、设备、信息等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利用，与不同机构、学科团队开展协同创新。路径依赖则是一种纵向上的经验累积与历史证明：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有序、持续运转有利于维持某项科研行动的稳定、一致，从而实现渐进创新，为科技进步提供一种强大组织化创新典范。三重依赖的关系在于：资源依赖可以推动科研协同，科研协同有利于获取更多资源，路径依赖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肯定了资源依赖、协同依赖的重要价值，资源依赖、科研协同的成功将增强组织的历史路径依赖。
二、高校有组织科研三重依赖的潜在风险
资源依赖、协同依赖、路径依赖本身具有两面性：既是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的基本动力、实践遵循、行动指南，又是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潜在风险来源。无条件的资源依赖、失调的协同依赖、过度的路径依赖将导致科学研究具有较为明确的目标、议题、计划、步骤、过程等，容易使科学研究被外部社会需求、团队领导者、历史经验所控制与绑架，科学研究的多样可能性、颠覆创新性因素减少，制度性、规划性、确定性、单一性、渐进性因素不断增多。然而，科学创新最重要的就是未知性与不确定性，保持自由、多元、兴趣、好奇、怀疑、批评，尤其是高校从事的基础科学，处于前沿未知领域，不确定性更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高校有组织科研的三重依赖是科研形式化、组织化、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它加快、规范科学研究的过程、步骤，但与科学创新的“不确定性”有一定矛盾，可能带来某种潜在风险。
1.无条件的资源依赖导致高校“唯利是图”
资源依赖强调资源对组织生存、成长的重要性，似乎没有外部资源，组织就无法开展创新活动。虽然不能否认资源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事实上，适度的资源依赖的确有利于高校将“有组织科研”转化为“有组织创新”，但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某项研究获得越多资源支持，就能取得更大创新突破。历史倒有不少证据：在没有大规模资助的时代，在没有“有组织科研”的条件下，依靠自由探究，人类科学也曾取得过伟大成就[20]。当代社会，高校不仅是完成某项任务的专业团体，而且成为一定意义上的政治行动者[21]。无条件的资源依赖将使高校丧失科学原则，以获取政府资源而非科学创新为最重要目标。在这种不健康的依赖关系下，高校利用投机取巧的科研组织模式、急功近利的创新成果来迎合资源提供者，过度关注短期创新、功利创新、形式创新，而忽视长期、实质、可持续创新。
无条件资源依赖的风险在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各个环节均有一定体现。以选题阶段为例，高校对政府设置科研议题的盲从或过度响应将抑制其创新潜力。受资源依赖与路径依赖的影响，重大科研议题数量有限，且倾向于依循发达国家发展经验，跟随当前科技热点，关注“卡脖子”关键技术，从而忽略相对冷门、可能产生颠覆性创新的议题。科研个体及其所在组织表现出对政府设定议题的高度响应性，这种“议题锁定”现象导致科研主体缩减其原有的独立探索空间，削减科学探索的多样性。然而，多样性才是创新的基石，“多数—小”策略（向多数研究人员提供小额资助）比“少数—大”策略（向选定的少数研究人员提供大额资助）更有益于科研创新[22]。在这个意义上，狭窄的选题取向阻碍了研究的多元发展，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创新。
对资源极度渴求的情况下，高校不仅服从政府一切关于有组织科研的决策，甚至主动预测政府期望。例如，基于自身及其领导的庞大科研团队的影响力，一些高校科学家试图通过精准对口的研究热点、宏大叙事的论证方式、数量可观的预期成果，争取获批重大项目。然而，个别重大项目或许仅为了合拍某种科学潮流或特定社会需求，实际上对基础学科领域的推动有限，无法产生颠覆性新技术。国家需要的是能够真正带来实质性、颠覆性创新的大科学，而非虚张声势、假意逢迎的大设想、大架构、大蓝图。
2.失调的协同依赖导致合作者“无序徘徊”
协同不总是有益于科学创新，尽管我们倡导协同创新，但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越大规模的协同，越能取得科学突破。倒有研究表明：“诺贝尔奖获得者们的工作显示了一种有趣的小团队倾向。”[23]实际上，真正的研究过程尤其是纯科学研究，仍然主要依靠单个人的创造性或创新力，主要取决于个人的灵感和创新能力，甚至无法避免偶然性，它是难以组织的，更不是人多力量大[20]。组织意味着分工、合作，依据组织协同理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协同并不总是规范与有序的，相反，它往往充满了失调、混沌、矛盾。强迫人们参与团队工作可能会磨灭人们的创新精神，由委员会做出的设计也可能是功能失调的[24]。仅依靠某种外部力量强推组织合作，但组织的协同动力与潜力薄弱、协同结构不科学、协同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协同信念意志不足等，则难以形成有序协同、实质协同、有效协同、协同创新。如果组织合作行为更多受到微观主体各种无序行动结构的制约，则组织的合作将陷入“有组织无序”状态[25]，最终引致各合作方在创新上的“无序徘徊”。
第一，项目认同噪声引致创新目标漂移。高校有组织科研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存在个体研究者、小团体等多种代理实体。代理者基于各自机构背景与学科视角对项目产生不同价值解读、研究取向，在缺乏广泛沟通、互相理解的情况下将导致项目“认同噪声”（或称“认同无序”）[26]，即因缺乏对项目的认同、理解而表现出非结构化、非策略性抵触。噪音不是有思想的科学洞见，而是消极抵触、无序对立的情绪，具体取决于有组织科研的团队与成员特征，如团队规模与结构，成员观念、知识、技能等[27-28]。它不仅阻碍组织成员有效推进项目，还可能产生连锁效应，破坏项目协同氛围，最终引发“创新目标的漂移”。
第二，庞杂、中心化的组织结构阻碍科学创见发挥作用。在高校有组织科研中，少数关键科学家因其专业深度而处于主导地位，为整体研究提供初步架构与策略引导，但多数最核心的创新仍源于科学英才的独特视角与颠覆创新能力，创新的源泉常常涌现于对多元化观点的尊重与吸纳。过分强调组织合作的“结构中心性”将引起“个体创新边缘化”，从而忽视个别科学英才的“非线性”贡献。在一个既有组织又存在无序性的科研合作体中，科学英才的深度洞见淹没在庞大复杂、中心化的组织结构之中。
第三，利益分配模糊瓦解行动者创新动力。重大科研项目合作过程中，申请时合作者往往“同甘共苦”，但在任务分配时常“各怀鬼胎”，到执行阶段更陷入“鹬蚌相争”的局面，这已非学术界之偶发。导致合作困境的关键问题是利益分配不明确或不均衡。科研合作本质是一种没有法律效应的松散合作[29]，子课题组之间的资源交换缺乏明确的交易制度做保证，通过非合同契约关系缔结的合作关系，是一种“协商式的资源交换”[30]。利益分配的模糊、无序、不公使一些在项目中贡献较大但获益较少的科研人员感到不满，抑制他们的创新热情，引发在公开或私下场合中的反抗行为。
3.过度的路径依赖导致创新陷入“历史惰性”
适度的路径依赖，如继承、优化既有技术与管理经验，往往有益于组织，因为无论理论创新还是技术革新，都需基于长期的实践摸索与经验累积。然而，过度的路径依赖有明显弊端，它使系统逐渐失去灵活性，局限于复制低效的解决问题路径[31]。科研固有的不确定性与偶发性常出乎预料[32]，一味地遵循历史经验与传统路径，包括过度依赖学术权威（在某种意义上，学术权威只是过去学术的奠基者），将导致“组织知识固化”与“集体智慧沉默”，组织可能永远处于程序化、零星式、渐进式创新，而不敢追求实质性、大幅度、颠覆式创新。特别是，如果团队的领导层缺乏责任感、拥有不当决策，将使得整体研究走偏走虚，特定的组织风险会被放大，从而令团队遭受大规模损失[33]。过度路径依赖的风险在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实施、评估等阶段均有体现。
其一，负面的研究路径依赖，如创新隧道定势带来创新回音效应。当事物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该路径产生依赖，因为在制度或技术的变迁过程中会存在着一种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34]。当关键决策者就有组织科研达成共识，投入大量资源与精力，就可能受到“沉没成本”与“锁定效应”的影响，组织化科研按照特定轨迹前行。若组织不对运转轨迹进行颠覆性调整，便形成“创新隧道定势”，即项目成员过度专注于既定路径，而对其他研究路径视而不见（不可逆性）。定势的进一步发展会带来创新回音效应：科研团队被困在封闭、高度同质化的“回声室”内，倾向于复制以往创新模式，听不到新的声音。创新定势、回音效应受权威学术话语、已投入成本、利益交换机制等多种因素影响，即使个别学者提出可能的更优创新思路、技术，也难以融入现有的科研框架中。
其二，负面的评估路径依赖，如评估绩效至上使组织滑入创新麻痹的漩涡。有组织科研的任务分配建立在明确的宏观目标基础上，该目标可细化为多个具体、阶段性目标，并按照一定的优先级、时序分配给各研究小组、个人。上述设计本质上揭示了有组织科研的目的导向性、层次结构性、战略规划性，却也无意间强化了评估路径依赖的负面效应。科学研究难以评估，尤其是其质量[35]，相对而言，基于量化方法的目标评估简便可行。因此，长期以来政府对有组织科研的项目评估倾向于以目标为基准、以量化为方法。但是，“如果只从生产率评估人类创新（包括科技创新）的价值，就无法解释过去做过的许多创举：婚姻、家庭、文化、宗教等。”[36]对项目进度、技术实用性、成果产出量等可测量的外部绩效更加关注，忽略了课题研究深度、理论创新性等内隐指标。科技的首要任务是激发与维持创新活力，对短期目标、成果的过度追求使学者漠视颠覆性探索，从而滑入创新麻痹的漩涡。
三、规避高校有组织科研风险的建议
任何科研活动都有一定程度的风险，风险既来自科学内在的不确定性，又源于科研活动外在的复杂性[6]。消灭科研风险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合适，如果完全消灭了风险，很可能就不存在创新了。规避潜在风险则是必要的，应该使高校有组织科研适度依赖政府资源、组织协同、历史路径，摒弃有害、无序的各种因素，增加有益、多元的不确定因素，以提升颠覆创新的概率。
1.构建持续发展、互信共赢的资源交往格局
高校与政府应该适度依赖、良性交互，共同构建持续发展、彼此信任、共享共赢的资源交往格局，推动高校有组织科研走深走实。要实现高校与政府关系的可持续，可以调整资助重点，关照科学的基础、长远、多元发展。在有组织科研的前期部署环节，应当鼓励选题自由，减少盲目追逐热点问题的选题方式，减少唯利益驱动的选题趋势[8]。政府可以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邀请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共同参与选题拟制，设置开放性、多样化项目，避免议题“扎堆”，为不同学科方向学者提供资源支持，鼓励研究者以不同路径探索前沿未知领域，以免科学知识被不可逆转地引向一条道路[37]。在资助对象上，相应地减少对大中型科研项目的资助数量、金额，增加对小规模科研团队的支持。对于某些花销特别巨大的项目，要从科学原则、现实需求等多角度充分论证其可行性、必要性。
政府对科研人员有充分的信任、宽容，是形成互信共赢资源交往格局的关键。有学者指出，科学持续运转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可以归结为两个词：支持与自由[38]。2002年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小柴昌俊接受采访时说，虽然他的研究项目受到政府资助，但他本人一直拥有对研究的绝对自由和自主权。小柴昌俊认为这也是他所从事的研究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39]。不能因为政府是资源提供方，就可以对高校有组织科研大加干涉。政府要在选择资助对象时严把关，一旦进入正式研究阶段，政府力量要一定程度地退出项目，切实维护科学的自由原则。更进一步讲，应当构筑以宽容为基本原则的有组织科研法治体系，为科研人员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科研环境[8]。同时，高校及其科研人员也应当用值得信任的行动去回应政府的信赖与宽容。值得信任的行动并不是一味地附和政府。高校科研工作者，一方面要考量研究的实用价值与政府需求的匹配度[6]，另一方面也要学会正确处理来自外界政府、市场和校内职能部门所带来的政治性压力、商业化诱惑与行政性要求，将专业主义的职业发展与理想主义的真理探索相融合[5]。
2.塑造去中心化、有序激励的协同创新结构
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目的是科技创新，而不是组织协同，组织协同只是途径。换言之，有组织科研是通过组织协同的方式达成科学创新。如果协同结构不利于创新，就要进行变革，塑造利于创新的协同结构。当前学术场域下，高校有组织科研容易形成决策集中、资源垄断的中心化格局，即少数学术权威掌控有组织科研的框架方向。有学者认为，学术权威是学术民主程序下对学术贡献的追认，这种历史性认可既可能让学术权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后果[40]。纵观科学历史，许多创新成果的产生源于对权威的质疑与颠覆，来自青年科学英才的巧思幻想、奇思妙想。去中心化结构将决策权分散到组织内多个部门、成员，减少单一性风险，激励广泛、多元、开放创新。为激发各种创新潜能，政府与科研组织应设计出更科学平等的“共享权力”机制[41]，限制少数学术权威的权力，鼓励小团队、个体发出多元声音，构建开放畅通的去中心化学术结构，让科学英才敢于、乐于、善于冒尖。在这种协同创新结构下，每个小团队内外部沟通无阻、交互有序，能够实现知识、技能与资源的最佳组合与配置。
利于创新的协同结构还要关注激励的有序性。第一，奖励内容有序。应将精神激励与物质奖励有机结合[7]，并把精神激励放在首位，让科研人员形成强烈的学术荣誉感、价值感、成就感，激发他们的内在兴趣、探索欲望等内生驱动力，在此基础上提供外部奖励，如职位提升、奖金报酬等。第二，奖励对象有序。应该按照贡献和成果质量给予（有组织科研）代理人不同程度的奖励[6]，确保每位参与者都能受到公平对待，消除由于人情关系或其他非专业因素导致的潜在偏见或障碍。第三，奖励规则有序。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奖励规则应透明、公正、合理，要提前制定与公布，在实践检验中动态完善。尤其是，要寻求不同参与主体间的“利益最大公约数”，并按照事先约定的规则进行利益共享[5]，这能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协同创新的积极性。
3.探寻颠覆传统、克服惰性的有组织科研新路径
规避由过度路径依赖导致的创新惰性，有必要探寻新的高校有组织科研路径。一是打破对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狭隘认识，形成颠覆传统的有组织科研新认知。有组织科研不只是大科学、大工程，实际上，只要服务于国家需求，且具有一定协同规模的高校科研平台、团队、项目，都可认为是高校有组织科研。更为关键的是，高校有组织科研与其相对应的自由探索各有优劣势。高校有组织科研的优势是集中资源、协同攻关、依循先制，这些优势恰好是自由探索的劣势；而自由探索具有兴趣驱动、个体沉浸、自主决策的优势，这些优势是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劣势。但无论在高校有组织科研中，还是在自由探索中，都既需要组织化制度化因素，也需要自由化开放化因素。高校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是一个彼此补益、共同进化的双重螺旋模型，有组织科研离不开自由探索，自由探索也需要组织化的力量。只不过，双方都有自身的适用领域，具体到每个学科、领域、项目，其对团队合作的需求各不相同，科研的组织化程度不一。比如，生理或医学领域的专家更倾向于合作，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则较为审慎地对待有组织科研[42]。
二是打破技术路径依赖，增添组织化创新新元素。随着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的出现，科学研究正迎来“第五范式”：以虚实交互、平行驱动的AI技术为核心，以智联网和区块链为构建基础，考虑人的价值和知识的融入[43]。高校有组织科研除了是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域的研究人员之间的协同，未来还将是人机交互式协同。积极拥抱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技术，并考虑新技术如何有机融入组织化研究，有助于实现颠覆式创新。
三是打破传统的科研评价方式，建立与有组织科研相适应的评价体系。其一，构建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目标评价机制，既关注技术实用度、成果产出量等可测量指标，又重视项目研究深度、理论创新性与影响力等内隐性指标。其二，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合作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学术互动，呈现出网络状的多方位深度合作[44]，有必要建立契合组织协同结构的跨地域、跨机构、跨学科的成果认定机制。其三，要基于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类型不同，实行分类评价。面对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应用类型科研项目，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形成符合研究特点和规律的评价机制,将评估结果作为滚动支持或纳入科技奖励候选成果库的重要依据[7]。当然，探寻颠覆传统、克服惰性的有组织科研新路径，不应只集中于认知、技术、评估层面，还应该在其他诸如制度、文化等更多层面找寻更多新途径、新方法。
作者：徐东波，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东南大学国防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鲁世林，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中国知网网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