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日本成为北约全球伙伴国，由此正式开启了日本北约合作进程。日本与北约合作呈现出合作走向机制化、突显价值观安全化、开展多领域实质性合作、注重加强互操作性的特点。日本北约合作的成因，从总体来看，双方合作存在共同战略利益，日本希望借助北约实现军事大国化目标，遏制中国；北约则要推动亚太化，拉拢日本应对所谓中国、朝鲜的挑战。
【关键词】日本；北约；合作；中国；亚太化；互操作性
纵观冷战后日本和北约的合作，我们可以看到2012年发生日本“购买钓鱼岛”闹剧事件后，日本与北约的互动合作开始频繁密切，其意图是引入外部力量牵制中国。2013年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访问日本，签订了首份《日本-北约共同政治宣言》,规定了双方合作原则、未来合作概要。2014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二次访问北约总部，发表“日本与北约：必然的伙伴”的演讲，双方互信进一步增强，并签署首份《日本-北约个别伙伴合作计划》。2017年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访问东京，并在日本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称“危险的地理范围已经发生了变化”,全球安全具有不可分割性，并与安倍首相共同发表联合声明。2022年岸田文雄首次以日本首相身份历史性地参加了北约马德里峰会，被誉为日本北约关系的转折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23年1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再度访问东京，与岸田首相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声称“世界正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的历史转折点”,并强调双方应对海上安全和军备控制等安全挑战方面的合作外，还要进一步在网络空间、外空、虚假信息和战略传播、国防科学和技术等领域开展合作。同年，岸田首相参加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并共同签署了新文件《日本-北约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2023—2026),规定了双方合作的原则、合作的战略目标和伙伴关系目标。总之，近些年双方领导人互访频繁，公布多份领导人联合声明和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深化了双边合作。
一、日本与北约合作的特点
日本与北约自1990年代初次接触以来一直进行对话与合作。2008年日本成为北约全球伙伴国，2010年双方签署情报合作协定。随后，二者各取所需，北约亚太化需要寻求日本作为染指亚太的战略支点，日本需要借助北约力量寻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军事政治大国，从而使双方的合作进一步密切，并在这个进程中展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日本与北约合作走向机制化
北约最初作为欧洲大西洋地区军事一体化组织，冷战后得以保存下来，并实现了东扩，将触角伸向亚太地区，走向全球，逐步发展成为政治军事组织；日本在冷战后一心想摆脱二战战败国身份，发展成为普通国家，因彼此存在共同战略利益诉求而加强了双方合作。日本参加北约领导的巴尔干和平支持行动、索马里海域反海盗行动和阿富汗重建。一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北约领导了巴尔干和平支持行动，日本作为一个主要捐助国，为巴尔干地区的成功恢复和重新融入欧洲主流做出了贡献。二是2008年北约在索马里海域开始军事行动，打击海盗。日本积极参与北约反海盗行动，2014年日本自卫队与北约海上部队在索马里海域举行打击海盗联合演训。三是2003年8月北约接管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日本为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阿富汗更广泛的重建和发展提供了帮助，通过组织2012年5月的东京会议，承诺到2015年国际社会向阿富汗提供16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以支持阿富汗的重建和经济转型。这些事实显示出日本不定期、零星地参与北约领导的重大行动。
如今，日本与北约双方的合作逐步向机制化方向发展，表现在日本定期参加北约各级别会议和同北约常设机构建立联系。一是日本高级别官员定期参加北约各级别会议。2020年北约正式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参加外长会，建立起“北大西洋理事会+4”的机制。受乌克兰危机影响，日本岸田首相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四国领导人，首次受邀参加2022年北约马德里峰会，2023年四国领导人再次参加北约维尔纽斯峰会。日本外相林芳正自2022年起连续二次参加北约外长会议。2023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岸田首相发表联合声明，提出日本打算定期参加北大西洋理事会和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斯托尔滕贝格在日本庆应大学演讲时指出，“北约，基本上欢迎日本打算定期参加北大西洋理事会，以及北约的国防部长会议。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可以分享重要信息，并促进双方之间更密切的合作。我认为，遵循这一过程使这些会议制度化或更加定期化”。二是日本向北约常设机构派驻工作人员，保持经常性联系。2018年在比利时正式设立了日本政府北约代表处。2023年4月日本外相林芳正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发表联合声明，日本决定向北约开设一个专门的外交使团。按照双方2014年签署的《日本-北约个别伙伴合作计划》规定，日本将向北约司令部派遣基于合伙人职位概念(PSP)的一名工作人员，已向位于比利时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E)派遣一名联络官，已向位于英国的北约海事司令部(MARCOM)派遣一名海上联络官，这将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北约海上部队之间建立联系；已向位于爱沙尼亚塔林的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CCDCOE)派遣一名专家，就东亚形势开展咨询。这些表明日本与北约的合作已从早期的不定期合作向如今的机制化合作方向发展。
(二)日本与北约合作突显价值观安全化
所谓价值观安全化，就是“国家需要利用话语策略刻画作为国家生存威胁的价值观问题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以获得公众或权力精英等受众的理解与认同。其具体体现为国家有意识地将国际社会分成不同意识形态阵营，主动突出、夸大价值观‘异质’国家对共享价值观国家的安全威胁，从而区分敌我，拉拢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合力围攻所谓的意识形态敌对国”。从这个定义看出，一个国家是否突显或淡化价值观安全化，是根据国家所处国际战略环境变化而作出的主观判断，会经常调整而有所变化。日本很长时期执行“重经济，轻防务”的吉田茂路线，对外交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然而，进入新世纪后，日本开始重视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安倍首相第一任内阁外相麻生太郎主张，积极开展“重视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的外交，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东欧到波罗的海各国，形成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的富裕而稳定的自由与繁荣之弧”。2022年12月岸田内阁公布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调价值观外交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五项基本原则之一，“日本将以维持和支持自由、民主、尊重基本人权和法治普世价值的方式实行它的安全政策，作为一个在当今世界上最成熟稳定的发达民主国家，身处一个复杂和严峻安全环境，日本将与其他志同道合国家合作，努力维持和支持普世价值，引导国际社会”。北约自成立以来一直标榜自己的价值观同盟，是一个十分强调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地区军事一体化组织，冷战后逐步演变成一个政治军事组织，为扩大所谓全球民主政体不遗余力，“冷战后，北约较少在军事防务上取得进步，更多对世界各部分扩张政治影响，为了促进稳定和支持民主体制的出现，北约的扩大不会结束，永远不会结束”。北约2022年马德里峰会批准了一个新战略概念，强调所谓“专制行为体对我们的利益、价值观和民主生活方式构成挑战。它们干扰我们的民主进程和制度，直接或通过代理人采用混合战术，针对性地破坏我们公民的安全。这些行为体还牵头蓄意破坏多边准则和制度，推行专制治理模式”。北约《马德里峰会宣言》夸大其词称，“我们面临着来自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那些挑战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并试图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人的系统性竞争”。日本与北约各自都强调价值观安全化，双方公开发表的合作文件也强调价值观安全化合作。2013年公布的《日本-北约共同政治宣言》中合作原则强调，“日本和北约致力于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的价值观。我们每个人都决心捍卫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我们人民的自由和安全”。2023年公布的《日本-北约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强调日本和北约是可靠的天然的伙伴，“在当今国际社会，支持和平与繁荣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国际法基本价值和原则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方面，维护和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日本和北约合作突显价值观安全化，有针对与之价值观迥异的中国之嫌，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它们价值观安全。
(三)日本北约开展了多领域实质性合作
日本与北约通过签订个别伙伴关系合作计划，发布共同政治宣言，发表联合声明，正在广泛的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包括网络防御、海事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不扩散、科学和技术等，主要在五个领域开展合作。
第一，在人道主义救助和救灾领域合作。
作为北约协调的空中桥梁的一部分，在2023年土耳其发生大地震后提供救济，日本向土耳其运送了数百顶帐篷和其他物资。这是日本自卫队与联盟合作进行的首次国际紧急救援行动。
第二，在网络防御领域合作。
日本注重加强从所有方向无缝保护日本，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调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为了实现积极的网络防御，日本内阁网络安全中心(NISC)将重建一个新组织，该组织将综合性地协调网络安全领域政策。《北约2022战略概念》同样强调网络空间的重要性，“网络空间一贯都是角逐场。恶意行为体企图削弱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干扰我们的政府服务，获取情报，窃取知识产权，阻碍我们的军事活动”。因而，双方在网络领域开展了务实合作。日本专家参加了北约的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御演习“网络联盟”的培训，还成为爱沙尼亚塔林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的贡献参与者。2019年日本和德国专家在日本建立一个高级研究工作组(ARW),发展具体模型引导和组织工作组，讨论网络威胁问题，研判相关国家网络防御状况，有网络防御军事专家为决定网络政治创造更具普遍性模型，这模型将亚太区域作为一个试验案例，提出战略方案。众所周知，网络空间是未来信息化战争陆、海、空、天、网络、电磁、心理七维作战空间之一，双方在网络空间合作，实际上在为未来信息化战争合作做提前准备。
第三，在新技术领域合作。
日本正在参与北约科学技术组织(STO)的活动，加强在新兴和颠覆性技术领域的合作。日本还参与了北约科学促进和平与安全计划(SPS)的项目，这些合作项目涉及硅治疗工程、红外探测、快速治疗等。(1)2020年由来自日本、克罗地亚、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四国科学家发起的多年计划项目(MYP)——硅治疗。该项目通过发展一个快速和有效探测爆炸物、化学生物放射与核(CBRN)或者特殊核材料的技术，来解决海上港口和陆地边界非法走私材料的问题。这个正在进行的项目将发展一个基于半导体的传感装置，该装置通过发射中子和X射线传递一个空间分辨信号，能够识别威胁材料。(2)2020年由来自日本、西班牙、澳大利亚、土耳其和立陶宛五国科学家完成的多年计划项目。该项目旨在创造提高许多类型红外传感器效率的纳米结构，红外探测和成像能提高北约和伙伴国关键军事能力，应用范围从夜视、导弹防御、空中成像、卫星成像到目标追踪。(3)2015—2018年由日本、比利时科学家完成的多年计划项目。该项目通过建造人工一次性皮肤或黏膜贴片在紧急情况下应用，这些贴片提供给遭受化学或物理损害表面组织的平民和军事人员的快速治疗。发生战争就会有伤亡，这些技术成果就会应用到战争，具有军事用途。
第四，在军控、裁军和不扩散安全领域合作。
双方努力推动国际社会军备控制、裁军和防扩散，维护所谓战略稳定。从双方各自发表的文件看，北约声称，“中国正在迅速扩大其核武器库并使其多样化，增加弹头和更多先进的运载系统，以建立核三位一体，同时未能为实现核军备控制或降低风险作出有意义的提升透明度的真诚努力。我们反对以民用方案为幌子生产或支持为军事方案生产钚的任何企图，因为这有损于《不扩散条约》的目标。我们敦促中国参与降低战略风险的讨论，并通过提高核武器政策、计划和能力的透明度来促进稳定”。日本同样认为，“中国快速提高它的军事能力，包括核武器和导弹能力，缺乏足够的透明性”,“日本将同盟友、志同道合国家和其他国家一起鼓励中国提高透明度和在军备控制、裁军和其他方面同国际社会进行建设性合作”。从双方2023年公布的第二份合作文件《日本-北约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看，“在军控、裁军和防扩散方面，日本和北约加深对各自军控政策的理解，推动裁军和防扩散努力，维护国际秩序，加强全球军控架构”。显然，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有针对中国的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之嫌。
第五，日本与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强军事合作。
首先，日本同北约之间开展经常的军事交流和防卫合作。2015年来自日本和美国的军方及政府消息，日本有兴趣加入北约“海麻雀联盟”,这可能是日本首次尝试加入多国军工研发项目。北约“海麻雀联盟”由12个国家组成，负责监管“海麻雀”导弹的研发并分摊成本，“海麻雀”导弹系专为摧毁反舰导弹和空中目标设计的先进舰载武器。这是日本在制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同北约军工研发项目进行合作，为未来防御装备出口计划奠定基础。2022年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海军上将访问日本，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会谈时强调，北约将与日本在从海上安全到网络防御等广泛领域加强务实合作。2023年北约军事代表团前往日本，会见日本高级军事代表，北约代表表达了北约对与日本军事之间的合作持开放态度。其次，日本加强与北约成员国防务合作。日本与北约3个欧洲核心成员国英、法、德都签署了《国防设备和技术转让协议》。2019年日、法、澳、美在苏门答腊岛海域(IPD19)举行联合演习，旨在提高战术技能并加强同法国海军、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的合作。2020年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大波”与英国海军“阿盖尔”号护卫舰在阿拉伯海域举行共同应对海盗的联合训练。2021年日、法、美、澳、印在孟加拉湾举行联合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护卫舰“黎明”,法国海军出动强袭登陆舰“托内尔”与护卫舰“肖克普”,美国海军出动登陆舰“萨默塞特”,澳大利亚海军出动护卫舰“安扎克”和补给舰“休斯”,印度海军出动护卫舰“萨特普拉”、科尔贝特舰“基尔坦”和巡逻机P81,共同参加了演习，目标是提高海上自卫队的战术技能以及与法、美、澳、印海军的相互运用性。2022年英、日、意三国领导人就下一代联合战斗机研制合作发表了《关于全球作战航空计划的联合领导人声明》,全球战斗机计划(GCAP)到2035年发展下一代战斗机，它将加深彼此的防务合作、科学技术协作、供应链一体化和防务工业基础，加强同美国、北约和欧洲、印太全球伙伴的互操作性。2022年日、英两国政府宣布将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机用雷达，雷达联合研发项目将采用最先进的“美洲豹”雷达系统的技术，利用该雷达可在陆海空各领域迅速准确地锁定目标，使敌方监控技术失效。该项目及上述下一代战机发动机联合研发项目表明，日本和英国的国防合作将得到进一步深化。
(四)日本与北约合作注重加强互操作性
“北约将‘互操作性’定义为盟军一致、有效和高效地共同行动以实现战术、作战和战略目标的能力，其中技术互操作性通过技术(硬件、设备、武器和系统)、程序(原则和程序)、信息(作为关键的横向元素)等多个维度支持北约倡议实施”。北约历来注重盟军之间军事技术互操作性，同时也注重同全球伙伴国包括日本之间军事技术上的互操作性。
从双方合作计划看，2014年北约提出《伙伴互操作性协议》(PII),目的是维持和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军事联系。PII为北约伙伴在互操作性和相关问题上的合作推出了一个常设格式：互操作性平台。日本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加强同北约互操作的。从双方2014年公布的首份《日本-北约个别伙伴合作计划》可以看出，日本可以利用与北约实际合作的机会，包括日本和北约官员相互交流活动、参与彼此合适的训练；北约可以考虑贡献资产给日本在印太地区的训练，在那里北约参与将是合适的。这实际上是北约与日本通过双方人员交流，促进技术和军事上的互操作性。2023年通过的《日本-北约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文件，明确将日本和北约促进务实合作、加强互操作性列为合作三大战略目标之一。可见，北约日本合作非常注重加强互操作性，使日本能够更顺畅地配合北约领导的域外行动。
从双方合作实践看，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北约海上武装力量进行了几次联合训练演习。2014年北约与日本两支海上舰队在亚丁湾首次举行联合反海盗演习，以测试通信和战术技能，同步双方的活动和共享信息。2018年北约第一海事大队的海军部队在波罗的海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中队进行了一次通过演习，北约舰艇与学员训练舰“鹿岛号”和驱逐舰“牧波号”一起航行进行演习。2022年北约第二海上集团队舰艇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在地中海进行了联合训练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北约海上武装力量联合演习，加上日本与北约成员国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的联合演习，加强了日本与北约之间军事技术上的互操作性。
二、日本与北约合作的动因分析
北约本是一个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区域军事防务组织，与日本地理上相隔遥远，加之日本战后受和平宪法制约，双方联系并不密切。然而，新世纪以来双方合作却越来越频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探析日本与北约合作的背后动因，总体来讲，是双方合作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日本、北约都有各自特殊的利益诉求，促使双方寻求彼此合作，应对安全挑战。
(一)日本追求军事大国化目标
1982年中曾根康弘就任日本首相后，明确提出日本要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从经济大国走向国际国家；1993年新生党干事长小泽一郎推出其政论著作《日本改造计划》,提出成为普通国家，“日本改变目前仅仅考虑国内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的‘单肺国家’,变成国际社会中的成人化的‘普通国家’”;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时期提出日本迈向“美丽国家”,“把日本从战后历史中夺回来，重新交到日本国民手中”,安倍“打破战后体制”后要夺回的日本是一个摆脱“非正常化”的“军事大国”。为此，安倍政府提出“积极和平主义”原则，成立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通过新安保法案，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二次制定新《防卫计划大纲》,等等，为日本军事大国化做了许多前期准备工作。2021年岸田文雄就任首相后，在安保政策领域完全继承了安倍内阁国家安全政策。2022年岸田内阁推出新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加强日本的防务结构，增强防区外防卫能力、综合防空导弹防卫能力，“我们需要反击能力，当通过导弹防御网抵挡敌方即将到来的导弹的同时，日本能够组织开展有效反击以阻止进一步的攻击”,“按照使用武力三要件，反击作为最少必要措施用于防卫”。拥有反击能力意味着日本向军事大国化迈出关键一大步。
日本要想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军事大国，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帮助其实现目标。在日本看来，北约作为西方军事政治一体化组织，由美国主导，同日本共享价值观，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倚重力量。新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特别提到与北约合作，“日本将在盟友和志同道合国家之间打造和扩展多层网络，加强威慑。这个运用的网络框架包括日美韩、日美澳，还将同澳大利亚、印度、韩国、欧洲国家、东盟国家、加拿大、北约、欧盟和其他加强安全合作”。日本为了向北约靠拢，甚至规定，到2027年将使防卫预算上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水平。这其实是2014年北约领导人在英国威尔士峰会通过的国防投资承诺，受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刺激，北约呼吁所有盟国停止消减国防预算，在10年内将至少2%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国防。北约对日本军事大国化做出了积极回应，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岸田首相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我们还欢迎日本通过国家安全战略，包括从根本上加强其防御能力”。这表明日本军事大国化获得了北约的支持。
日本加强同北约合作争取成为军事大国，一个重要目的是要遏制中国。中国快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居于第三大经济体，引发日本深深的战略焦虑。曾在日本驻比利时大使馆担任北约特别顾问的北冈伸一总结了日本战前导致军事膨胀的几点原因，妄称“中国如同战前的日本，构成日本对中国抱有疑虑的理由”。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宣称，“长期以来，中国快速增加国防费，在此背景下，以核导战斗力、海上和航空战斗力为核心的军事力量、质量和数量都在广泛而快速地提高”,并颠倒事实表述“中国的这种对外姿态和军事动向等，不仅属于我国(日本)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事项，而且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我们必须依靠我国的综合国力以及与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等协同合作加以应对”。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对“中国威胁”的担忧更加强烈，硬是将乌克兰危机与东亚安全牵强联系起来。岸田首相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乌克兰的今天就是东亚的明天”的担忧。2023年岸田首相在北约维尔纽斯峰会上指出：“由于俄乌冲突，国际社会正面临一个历史转折点。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密不可分，俄乌冲突不仅是欧洲问题，而且是全球性问题，这一点被广泛认可。与此同时，我们欢迎欧洲-大西洋地区志同道合的国家对印太地区的兴趣和参与进一步增加。”因此，乌克兰危机促使日本与北约的互动更为频繁，目的是借助北约力量遏制中国，消除对来自中国的不断增长的担忧和焦虑。日本把中国在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地区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统一而采取的正当合法性行动，说成是所谓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岸田首相发表的联合声明虚假叙事，甚至无端指责道，“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在东海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关于中国迅速加强军事能力和扩大军事活动，我们强烈鼓励中国提高透明度，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努力进行建设性合作。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二)北约亚太化
北约驻兵阿富汗是其首次在欧洲以外的防区执行任务，开始承担全球角色，开启北约全球化进程。实际上从北约文本看，《北大西洋公约》并不排除北约在防区外行动。“条款4提供了一个协商机制，这个威胁无论发生在哪里，都可以在北约内讨论，这实质是北约的全球角色。”37需要强调的是，北约全球化，建立全球伙伴，并非成立全球北约联盟。北约前秘书长夏侯雅伯就曾警告说，“北约应该是一个联盟有全球伙伴，而不是全球联盟，有全球成员国”。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方向转移，北约全球化方向便与亚太化方向趋同。2019年北约伦敦峰会首次提及中国，可视为北约亚太化的开端，其动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加速北约亚太化进程。
近年来，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安全形势出现新变化，大国关系持续紧张，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将中国定性为“唯一既具有战略意图，又拥有不断增长能力以重塑国际秩序的最重要战略竞争对手”,遏制中国战略崛起是美国的战略实施重点。同时，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来，美俄关系持续紧张，特别是2022年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北约吸纳芬兰、瑞典入约，美国、西方强力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导致俄乌冲突延续至今，美国、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降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为了赢得大国战略竞争，维持美国全球霸权，美国需要借助联盟的力量，鼓励欧洲大西洋地区盟友和亚太盟友跨界互动，北约由此加速亚太化进程。
第二，受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实施“印太战略”,遏制中国战略崛起的影响。
北约前盟军最高司令克拉克将军曾讲，“北约像一个木偶，背后总有2、6、12根弦拖着，弦的背后是单个国家”。这单个国家，指的就是美国。拜登政府2022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下一个十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期，“中国是唯一的竞争者，既有意图重新塑造国际秩序，又有不断增长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去实行”。美国的对华外交包括三个层面，其中第三层面，“同中国负责任地竞争，为了保卫我们的利益和构建未来愿景。超过同中国的全面竞争，包括技术、经济、政治、军事、情报和全球治理领域，这是必要的”。同时，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美国霸权相对衰落，中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美国认为，同中国展开全面战略竞争，仅靠自身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引入亚太域外的力量——北约、欧盟来共同遏制中国。拜登政府公布的2022年《印太战略》中提到，“(印太)地区外盟友和伙伴对印太地区兴趣不断增长，特别是欧盟和北约。我们将架设起印太和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其他地区联系的桥梁，通过引导共同议程，采取集体行动”。美国的意图就是拉北约和亚太伙伴密切合作，推动北约亚太化，配合美国实施的“印太战略”,遏制中国战略崛起，护持美国全球霸权。
第三，北约自身战略利益驱动亚太化。
(1)保护它的安全关切。北约认为，威胁的地理已经改变，21世纪的安全挑战具有联动性，单个国家难以应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出，“从克里米亚到北朝鲜，从叙利亚到南中国海，不断增长的全球权力竞争影响世界每一个人”,北约需要同全球伙伴应对共同安全挑战。在亚太地区，北约需要同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安全伙伴共同应对中国、朝鲜的安全挑战，从而确保北约自身利益。(2)支持基于(西方)规则的国际秩序。北约错误地认为，中国战略崛起不仅打破国际权力平衡，中国在南中国海、网络空间和关键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威胁到全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北约安全，它需要获得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伙伴支持，去塑造形成国际秩序基础的规范和标准。(3)支持美国。来自欧洲成员国的北约官员认识到，欧洲需要和美国站在一起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通过与日本定期的互动，帮助日本理解欧洲战略关切，北约也能更好地理解它们在做什么，认识到亚太地区发生的许多事情，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支持美国实施的印太战略，和美国站在一起，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
第四，乌克兰危机事件刺激北约亚太化。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北约强化了同澳、新、日、韩亚太四国的合作。2022年拉拢澳、新、日、韩四国外长参加北约外长会，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受邀参加北约参谋长会议。2023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会见岸田首相时说，“亚洲发生的事情对欧洲很重要，欧洲发生的事情对亚洲也很重要。这表明安全不是区域性的，安全是全球性的。乌克兰正在进行的战争证明这场战争具有全球性”。斯托尔滕贝格举例说，朝鲜战争推动美苏在欧洲的竞争军事化，北约进行军事体系升级来证明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印太地区历史上的安全连接性，“朝鲜战争成为(北约)联盟本身彻底重塑的导火索，因为1950年的事件迫使盟国面对欧洲战争仍有可能发生的事实。他们承认这一现实，将北西洋公约转变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字面上看，将‘O’放入北约，配有秘书长，一个永久的军事总部，以及欧洲盟军的最高指挥官，该职位最初由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北约强化同澳、新、日、韩亚太四国的合作，主要担心所谓中国受乌克兰危机的鼓励，试图单方面改变东亚现状，这是北约所不可接受的，因此，需要加强与亚太四个伙伴国共同应对所谓中国、朝鲜的挑战。
三、日本与北约合作前景分析
日本不断推进与北约安全合作力度，并在未来有进一步强化之势。展望未来日本与北约的合作前景，受双方各自战略防御侧重点不同制约，双方整体安全合作水平难以达到日本期望的高度。从北约整体层面看，战略遏制重点仍在俄罗斯。冷战结束后，北约开始在传统防区外采取干预行动，实现功能性转型，寻求合法性存在。2010年北约公布战略构想《积极参与，现代防御》,将集体防御、危机管理与合作安全定义为联盟的三大核心任务。由此，一方面，北约发挥集体防御核心功能，遏制俄罗斯威胁欧洲地区和平与安全；另一方面，北约走向全球化，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干涉亚洲、非洲地区危机管理和寻求安全合作伙伴。随后，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尤其是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约重新将战略重点聚焦欧洲地区，遏制俄罗斯威胁。《北约2022战略概念》指出，“俄罗斯联邦是对盟国安全以及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重大、最直接的威胁”。作为对乌克兰危机的回应，北约启动了防御计划，部署了北约反应部队，并大幅增加其在东翼的部队数量，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至于中国战略崛起和印太地缘政治动态，北约虽然认为其对欧洲-大西洋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但对中国是否定性为北约的安全威胁，北约内部存在分歧。是否直接参与印太地区事务，北约层面也是犹豫的，尽管英、法、德等国已分别出台“印太战略”,但北约层面迄今并没有发表“印太战略”。
从北约成员国层面看，北约内美国和欧洲盟友国家关注地区安全侧重点不同。北约欧洲成员国，希望美国仍然把欧洲-大西洋地区及其周边作为首要战略重点，如果北约将精力过多关注防区外安全事务，会增加欧洲地区安全脆弱性，并认为北约在防区外主要执行非传统安全的使命。而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家，引导北约关注全球安全。美国学者麦德卡夫总结道：“随着非殖民化进程，欧洲在海外影响下降，更关注本地区安全，而美国受多米诺骨牌理论影响，关注全球安全，希望北约卷入全球。”41北约欧洲成员国法、德与中国一直保持密切的经贸关系，不愿意公开与中国为敌。2022年11月，德国总理朔尔茨访问中国，明确表示，“德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脱钩’,希望同中方继续深化经贸合作。德方反对搞阵营对抗，德方愿为推动欧中关系发展发挥应有作用”。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明确表示，“法方主张欧洲战略自主，反对搞对立分裂，反对搞阵营对抗。法国不会选边站队，而是主张团结合作，大国关系保持稳定。法方愿同中方保持坦诚深入沟通，增加互信，求同存异，开放合作”。2023年有媒体报道，北约准备在日本开设联络处，以便与日本和其他主要亚洲合作伙伴举行磋商。若该计划成真，该联络处将是北约在亚洲设立的首个联络性质的实体机构。此举遭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反对，他在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北约是北大西洋组织。北约相关文件明确了“北大西洋”这一地理范围，而日本不在北大西洋。从日本方面看，日本公布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各种文件，将中国构成其周边安全威胁排在朝鲜、俄罗斯之前，妄称“中国在确保日本安全和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呈现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北约和日本各自战略遏制重点不同，分别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各自首要威胁，因而难以为对方的安全作出太多的贡献。
日本与北约合作越来越显示出更具实质性的内容，体现出从全球层面及亚太层面管控和遏制中国、俄罗斯及朝鲜等国的战略意图。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无论日本还是北约，从其公布的文件看，均声称与中国保持建设性接触。《北约2022战略概念》仍然强调要同中国保持接触对话，“我们仍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建设性接触，包括建立对等透明机制，以保卫北约联盟的安全利益”。2022年12月日本公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出，“日本和中国对于维护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有着重要责任，日本将在各个层级通过交流同中国建设一个建设性和稳定性的关系”。由此，中国应该保持战略定力，一方面，保持密切关注日本、北约未来合作动向，未雨绸缪，做好充分应对准备；另一方面，保持与日本、北约安全战略对话，开展交流互动，维护中国国家安全。
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24年第1期
作者：游博，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