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今世界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发展趋势下，美国主导“民主峰会”设置了所谓反对“威权”主义、腐败和保护人权等相关议题，反映出其实施大国争霸的真实意图。通过对“民主”与“威权”概念界定及缘由进行分析，我们认为西方话语霸权对“民主”与“威权”进行了深度介入并施加了重大影响。在对“民主”与“威权”关系深入分析与剖析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在人民主权原则下，破除对“民主”与“威权”的简单二分法，警惕对“民主”与“威权”叙事中的贴标签、拉帮结派、搞数字化套路和双重标准。在对待不同政治体制中绝不能把“威权”设置为与“民主”直接对立的工具，无论是探讨“威权”还是“民主”都要坚持回归到治国理政的目标上。任何一种政治体制的价值本真应当坚持以人为中心，彰显其法治、秩序和治理功能。无论是作为一种目的或手段，好的政治体制都应该给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带来更好的国家治理、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更清明的政治和更高的生活质量等。
【关键词】民主峰会；民主；威权；议题设置；叙事批判；
从2021年举办第一次“民主峰会”开始，美国打算每年都举办一次类似峰会，目的是沿袭自我设定的民主话语霸权逻辑，推行其集团政治，炮制出“‘民主对抗威权’叙事，给相关国家扣上‘威权’的帽子，实质是打着民主旗号，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打压他国、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中，以意识形态为工具进行划界选边人为地将国家之间正常的交往划分为“民主和不民主阵营”。美国“把本国定义为民主，把别国定义为威权，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表现”，以举办民主峰会的形式在展示其“民主捍卫者”的虚伪形象的，美国也暴露出分裂世界的真面目。在自身民主情况如此糟糕形势下，美国依然召开民主峰会，并没有提振全球民主自主性发展，反而在全球制造出更多地缘政治危机。
一、“民主”与“威权”的话语叙事认知
自东欧剧变以来，世界历史演进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格局，美国名副其实地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中的主导力量，凭借其话语权霸权，粗暴地把世界国家划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属于“民主国家”行列意味着是对民主的巩固和对专制的对抗，属于“非民主国家”行列意味着对专制的固守对民主的反叛。
（一）对“民主”与“威权”话语叙事的认知
二战之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的铁幕演说。这一演说对欧洲政局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此，欧洲陷入战后的长期冷战阶段，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社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这两大制度的对立，对民主与威权不同政体的划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意大利学者萨托利对民主与威权政体采取了简单的二分法，并提出来若干论证与阐释。美国学者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对该二分法进行了推波助澜，使民主与威权提法逐渐受到人们关注。在《西班牙的威权政体》一文中，美国学者胡安·林茨首次提出了威权政体的概念，采取了比较法对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和前苏联共产主义政体进行比较和阐释，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威权”概念的广泛流行。这种把民主与威权拿过来进行简单二分法的行为也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样一来，西方学界在政治体制中人为地制造出一个“威权”的概念，把其设置成和民主对立的一个极富有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内涵的概念。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也被西方一些谋求霸权统治的国家拿来作为维护推行自由主义民主以及反对其他民主模式的主要工具之一。
对民主与威权二分法涉及以下几个假定：一是民主与威权被看作是对立关系，从而排除了其对比的可能性，这样两个概念之间就是排他性关系而不是比较性关系；二是在民主与威权之间没有留下缓冲地带，两者之间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所以，有学者指出：“二分法的前项被认为拥有道德制高点、运行良好/善治，因而是可欲的；后者则在对立面的意义上得到界定，并辅之以其他参数来‘验明正身’。”民主与威权二分法被构建为善与恶、优与劣的符号象征。在这样的界定下，人们对经验世界的认知被框定在特定维度之中，被定向于特定目标之中。这种二分法具有浓厚的对抗性色彩，不只是冷战思维的一种映射，更是一种霸权行为表现。如果顽固地戴着民主—威权二分法的眼镜来认识理解中国以及其他主张独立自主发展的国家，可谓缘木求鱼。其实，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政体，将多样化的政体简单地二分为民主和威权本身就是不严谨的。美国竭力想在国际社会中制造一种所谓的“威权”概念，很难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这种对“威权主义”的界定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而已，也不可能获得其他国家的广泛响应与支持。
美国通过话语霸权把西方政党制度中“竞争性”“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等标榜为“真民主”，对没有按照这种政党模式建构的其他一些政党攻击为威权型政党或专制型政党，人为地制造话语冲突，搞话语陷阱。在这种话语论调支配下，西方媒体对中国政治体制、政党制度、人权状况、民族问题、宗教事务等报道，从议题选择、新闻素材取舍到叙事结构和观点安排等方面充斥着西方的逻辑思维、评判标准和价值立场。在话语霸权的影响下，西方民主早已经脱离了其原初语境中的本质特征，逐渐沦落为西方话语霸权的工具，即把西方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等相关理论转换成一个普世性概念，渗透至世界上其他国家进一步深化民主和威权的二元对立。民主与威权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二元的对立，问题在于通过话语霸权的介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搞话语标签，人为地将不同政治体制模式划分为民主与威权，把任何对西方统治不满的其他政治势力一律归类为专制和独裁的阵营。任何能够削弱西方民主的对立性力量以及影响西方统治的外部力量，都会被西方认为是“威权”对民主的威胁。如果有其他国家对西方民主展开批评，那么这些国家就会一概被美国划入“威权”国家的阵营。话语霸权介入民主与威权的对立的另一种主要方式，就是根据民主对抗威权的话语叙事，按照自我民主价值观来支配世界民主政治，以此给世界带来动荡和混乱。这种叙事后果就是使一些真正的民主价值被刻意回避或遮蔽了。例如，民族独立和人民独立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民主政治进行的独立自主探索，这些都被西方通过话语霸权形式刻意排除；再者，一些发展中国家乃至中等新兴国家，在民主探索中陷入西方“自己永远正确”“西方中心论”“普世价值”等西方话语霸权的陷阱中，导致这些国家的民主探索不仅被西方的叙事逻辑所主宰，也使民主发展陷入冲突和自我否定之中，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自己国家民主的话语权。
（二）“民主”与“威权”话语叙事的动机
“民主”与“威权”话语叙事的实质就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试图建构出一整套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关于民主与威权的一系列界定与阐释构成了美国话语霸权中的核心叙事，成为其维系全球统治地位的理论基石。那些被排除在民主之外的“威权”国家政治体制及其实践则在这种“民主”话语霸权叙事中落入“塔西佗陷阱”，被人们仅凭感性经验和外在评价赋予刻板印象。英国学者卡洛斯·马丁内斯指出美国早已习惯把自己装扮成“民主典范”，通过“民主峰会”想打出“新冷战”的牌，实质上就是搞“霸权峰会”，这是一场充斥着政治营销和霸权思维的“闹剧”，这句话是对民主峰会给出一个十分准确的诠释。美国举办民主峰会，自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民主国家，依然在全球具有很大的领导力，能够充当全球民主领袖，不仅能够依靠民主峰会继续推行所谓美国民主掩饰下的霸权主义，满足其推进大国竞争的图谋，同时也能够改变全球民主衰败与倒退的现状。事实证明，美国自身民主发展状况令人担忧，一直持续颓废，陷入结构性危机之中；美国却不顾及自身民主身陷囹圄，不仅继续向全世界推行其糟糕的民主理念及糟糕的民主模式，同时，还为了实现打压其他国家的民主探索，妄图以“民主”和“威权”虚假叙事输出美式民主。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坚持以三权分立、多党政治、私有经济来阐释自我民主价值观念，专断地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所谓民主的大国；同时，将其他“非民主国家”发展中遇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武断地归结于是这些国家由于实行了一种“民主缺失”和“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美国对其他“非民主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攻击，在不同的平台上大肆渲染、传播，煽动其他“非民主国家”人民群众的反政府情绪。
美国通过“民主”和“威权”叙事的另一个目的，在于重构并强化其日益衰败的联盟体系。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背后有不少依附于美国进行逐利的同盟国，但是美国把同盟国当作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要求这些“盟友”必须服从美国意志，甚至为了美国利益需要作出“牺牲”。在中东战争、贸易制裁等重大事件中，很多美国的盟国已经对其所作所为失去信心，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体系正在走向解构与衰败。为维系和挽回日渐走向衰败的霸主地位，美国又通过民主峰会，搞出“民主”和“威权”的虚假叙事，试图通过以“价值”和“观念”等方式建构一种新同盟体系，以美式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拉拢其盟友将中俄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这些年，随着美国硬实力的衰落，其价值观体系或许已经成为为数不多能够捆绑盟友和遏制对手的关键。美国想要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如果继续搞集团对抗则不合时宜，开始以“民主”“人权”“价值”标签划线站队，以“民主对抗威权”叙事方式建立新的同盟体系。通过“民主”和“威权”的叙事，也可以为美国在世界制造混乱提供借口。长期以来，美国不断通过利用小国挑衅大国，让大国反击，然后自己则扮成救世主的套路指责这些“非民主国家”如何欺负那些“民主国家”，再号召所谓“民主国家”共同起来反对“非民主国家”。例如，美国挑拨立陶宛等一些小国以台湾问题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当中国出来反对时，美国就用“民主”与“威权”的说辞开始指责中国“霸凌”。此外，美国还把这种套路运用至国际事务与国际交往中。例如，美国国际发展署署长鲍尔公开称中俄为“威权政府”，鼓动西方国家捍卫“民主”，来共同对抗“威权”。以民主对抗威权的话语叙事，为美国制造世界混乱提供一个很好的借口。
（三）“民主”与“威权”的二元叙事套路
拜登自从登上总统宝座以来，一直大肆渲染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二元叙事，企图在其盟友和中俄等国之间画出明显的“楚河汉界”。2021年，美国在举办的首届“领导人民主峰会”中公然以意识形态划线，人为将国际社会分成所谓“民主和不民主阵营”，发起“民主对抗威权”，来制造世界分裂。鼓吹冷战思维，干扰破坏正常国际合作。美国政府“炮制‘民主对抗威权’叙事，给有关国家扣上‘威权’的帽子，实质是打着民主旗号，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打压他国、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事实上，“美式民主”空有民主之名却无民主之实，美国自身民主的百孔千疮已让这个自诩为“山巅之城”的美国沦为“民主洼地”。一方面，美国为了尽量转移国内面临的民主退化、贫富分化以及种族对立等深刻的社会危机，积极在世界挑起代理人战争，对其他国家进行财富掠夺与收割。比如，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视其为从中渔利的机会，非但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停战的有益举措，反而不断拱火浇油，在军工、能源等领域大发战争横财。美国还把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等援助，美其名曰为“民主对抗威权”；另一方面，美国为了把其政治体制中的“竞争选举”“多党轮替”“三权鼎立”等特征转化为民主的“普世”标准；对民主的概念及本质属性进行改造，尽力排除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平等及政府对人民回应性等因素。美国大肆渲染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二元叙事，采取自我扩张和保持自己权势地位的取向来分裂世界，大搞意识形态宣传，自认为民主国家之间更容易维持和平，而非民主国家更容易导致战争，以此，来污蔑和攻击中国政治体制，大搞民主输出。民主和威权的二元叙事加速了世界陷入更为崩溃和混乱的状况之中，特别是在一些接受美式民主输入的国家，纷纷陷入内战、混乱和冲突的困境之中。
把学界还没有搞清楚的“民主”与“威权”的复杂关系，生硬地套在国际政治中，根据自我需求搞出一套“民主对抗威权”的说辞，其实就是把“民主对抗威权”作为美国拉杆结盟的招牌。以“民主对抗威权”使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形成了一个“价值同盟”、民主同盟，他们以“价值”标签划线站队，似乎他们代表了人类价值诉求最高水准。其实，美国一直精心打造“极权主义”一词，当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建立起来时，就攻击“苏维埃民主”，妄图把苏联式民主看成是民主的另类，想尽一切办法把苏联式民主排挤出民主家谱，随着苏联解体和苏式民主的衰落，也让全世界亲眼目睹和深刻体会到这种以民主对抗威权进行“称谓”和“归类”发挥的有效作用。在冷战之后，美国又用这种套路来分析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体和政治行为，鼓动西方国家捍卫“民主”，共同对抗所谓“威权”。其中，乌克兰危机、美西方与俄中等国间的种种矛盾表现都是“民主对抗威权”的现实脚本。即使一个国家探索民主制度与模式无论多么有生机与活力，只要与美式自由民主政体不符合，那么就被归类到“威权”阵营中。即使一个国家无论各方面情况多糟糕，只要被归入自由民主政体，就会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情和怜悯，划到“民主”的阵营中去。我们对以“民主”对抗“威权”这套说辞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躲闪回避，要主动深入了解进行系统分析，揭示其本质内涵，提升学术话语的主动权。
二、“民主峰会”的议题设置及其意图
美国认为要以具体行动推动世界民主政治发展，以“加强世界各地的民主”为名主导“民主峰会”并进行了相关议题设置。“民主峰会”的召开也显示出当今世界民主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拐点，那就是民主如何摆脱政治对抗与对外掠夺的困境，冲破西方话语霸权的约束，真正走向各国独立自主探索民主的真谛与价值。
（一）“民主峰会”与世界民主发展的拐点
美国从2021年12月举办第一次民主峰会以来，至今已经举办两届。据报道，第三届将在美国授意下由韩国主办。第一届民主峰会主要涉及对抗威权主义、反腐败、宣扬人权等议题。第二届峰会是对第一届峰会议题的延伸与强化，本质上就是美国想要从战略上、技术上以及模式上等三方面共同行霸权之实。从战略上来看，美国举办民主峰会表面上是为了推动全世界民主的发展，实际上是拜登政府的重大外交行动，背后的真正意图是为了巩固美国传统的世界领导地位，以挽回民主在美国日益衰败的困境以及满足其对外战略需要。美国政治分析人士加兰·尼克松一针见血指出民主峰会实质就是打着民主幌子，回到搞冷战的旧路，维系美式全球霸权。峰会期间，美国还利用乌克兰危机继续重塑民主与专制（威权）的对立叙事以维护其霸权需要。从技术层面来看，美国借民主峰会召开之际，以人权作为借口来加大对中国数字产品的出口控制，这显然是利用“人权”问题专门打压中国的数字技术。从模式上来看，世界民主不应该局限于一种固化的模式，而应该有多种形式。美国总是自诩是世界民主国家的典范，把自我的民主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随着民主在美国的不断“异化”以及美国多年来肆意向其他国家实施非法制裁，美国早已经不能代表世界民主发展的潮流，因而向其他国家输出也必然遭遇失败。世界民主发展未来会告诉人们，赢得最终胜利的，必定是那些能够找到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模式。
在2022年1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等多个场合的演讲中，美国总统拜登就阐述了所谓“拐点”论。他所谓的拐点是指世界政治正面临着专制与民主之间的较量，认为两者之间的较量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拜登的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拉拢一些国家跟随美国参与一场抗衡所谓威权主义的国际结盟行动。在世界政治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世界民主的发展也处于一个特殊的“拐点”。一方面，在世界大变局中，西方民主体制逐渐陷入衰败的困局之中。西方民主体制以其固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偏见阻碍了民主制度的更新，使西方民主政治和社会体制无法应对社会产生的各种危机。有学者指出西方民主的衰败表现为“结构性衰败、有效性衰败和正当性衰败”。结构性衰败是指西方国家政治权利内部的结构失衡；有效性衰败是指西方民主体制对国家治理效能的丧失；正当性衰败是指民众逐渐对西方民主体制失去信心。西方民主体制的衰败也表明：一是在一些国家中以西方民主为模板的民主政治遭遇着重重危机，美国用其民主体制和意识形态进行拉帮结派越来越不能适应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二是抵制西方民主固化模式的力量不断加强。随着西方地缘政治力量的相对衰落，世界上的非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独立自主探索民主模式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对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民主带来很大的挑战；三是引入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将会更加理性地对其展开反思与批判。一些引入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感知到西方民主并不是解决自己国家问题的灵丹妙药，开始修正民主形式。例如，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和叙利亚等国家接受美式民主的输入不但没有推进本国民主政治有序发展反而制造出种种动乱；美国搞民主输出的真实意图是以此实现对这些国家控制。今天世界上的民主演进两大趋势十分明显：一是不断民主化；二是民主的多元化。不断民主化和多元化必将是世界民主发展的潮流。美国主导的民主峰会重拾冷战思维，根据自己的标准用“民主”“威权”的概念将世界一分为二，显然与世界民主发展潮流背道而驰。
（二）“民主峰会”的架构及议题设置
民主峰会的召开形式，主要是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从民主峰会的主办方来看，第一届主要由美国一家承办，第二届增加了主办方，在美国主导下，韩国、荷兰、赞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等共同参与，这些国家分别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参加的代表基本上都是美国精心物色的。例如，美国拉拢荷兰参加的主要目的是想让荷兰停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芯片光刻机，以支持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芯片竞争；拉拢韩国是因为韩国不仅是美国“芯片联盟”的国家，同时也是美国经营亚太联盟的主要盟友。
从民主峰会的议程来看，第一届民主峰会是美国主持全程会议；第二次民主峰会分为三个板块，包括美国国内高级别会议、参会领导人全体会议以及五个主办国联合举办活动。民主峰会基本架构可以分为：一是一个发起者，就是美国。二是两个考量，即对内和对外：对内是指政策体现政治正确、服务于政治需要；对外是指政策巩固美国领导地位要求其他国家配合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三是三种目标：（1）美国要以民主峰会的形式来重塑美式“普世价值”的全球感染力；（2）聚力打击地缘政治对手；（3）故意胁迫和分裂国际组织。四是四个协办方，即韩国、荷兰、赞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五是五个支持，即美国声称在未来一年内将与国会合作，支持独立媒体、支持反腐败、支持民主改革者、支持民主科技、支持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与政治程序。从议题设置来看，第一届民主峰会主要设定三个主题：尊重人权、打击贪腐、对抗威权主义。第二届民主峰会依然围绕这些主题展开，但议题有所扩充，外延更广、内容更多，还把乌克兰危机、技术与民主关系、强化青年角色、媒体自由等纳入其中。无论议题如何变化，依然围绕“民主对抗威权”进行虚假叙事，把国际社会分为三六九等，搞小圈子，在世界上制造分裂，维护霸权战略服务。美国主导的民主峰会议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民主输出议题设置。
美国通过峰会搞民主输出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制裁和强化经济援助、捍卫他们心中的人类价值观、加强民主输出的国际合作和拓展民主输出的国际交往这四个问题。美国长期以来凭借自身在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实力，把本国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强行向其他国家推销以达到其民主输出目的。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一直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尤其是在俄乌冲突之下，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搞出民主峰会作为自己争霸全球的一个主要手段，以图达到其全球战略目标。当美国设定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这个议程的时候，更多国家担心的是会制造更多对立，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世界会导致世界陷入更多的冲突与分裂之中。
二是数字民主议题设置。
美国在第二次民主峰会中新增“为民主推进技术”的议题。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日益增强。美国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对民主的形式及程序进一步改造，特别注意以数字技术改造民主选举程序中的一些变量，以此来维护西方选举民主合法性。在国际社会中，美国还利用数字技术优势来限制和削弱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可能。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数字帝国主义，却依然抵挡不住数字技术带来的另一面冲击；其实，数字技术对西方虚伪民主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对全球民主制度与模式作出了更加真实的成色检验。美式民主就是被数字技术检验出来的不合格产品。这种以精密程序设计的民主，掩盖了整个社会的高度不平等，也为少数精英统治提供了法理性支持，但是却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其缺陷暴露无遗。
三是民主独尊化议题设置。
美国不仅自诩为“民主灯塔”“民主教师爷”“民主样板间”等；认为只有美国式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即“顺我者民主，逆我者专制”；同时，还自夸自己是“天选之国”，即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独一无二的以自由、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等思想为建国基础的国家，具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之处，因此，理所当然地享有更高的民主地位和更大的民主话语权。比如在民主峰会中，所涉及的所有议题都是美国在出题，要求各国答卷和兑现承诺，并由美国来批卷和评定，整个过程丝毫不具有民主、平等、包容和透明的特质。“这种美国教其他国家该做什么事，该如何建设所谓的‘民主’机构，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如今的美国并不是按照民主国家来运行的，这不是美国开国元勋们所理解的民主。”
（三）“民主峰会”的真实意图
美国举办民主峰会反映出其推进大国竞争与霸权的真实意图：一是想建构一个真正统治全球的平台。美国企图通过平台不仅为追随它的国家提供活动，更重要的是依靠自己的垄断地位而获取利润；美国通过平台企图对世界实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控制。民主峰会的举办恰恰暴露出了美国想要建构一个真正统治平台的意图。多米尼加科学院院士在《今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了美国策划民主峰会的真正意图就是建立一个统治平台以此对其他国家施压，对整个世界造成威胁。二是以冷战思维制造对抗。真正的民主应该具有包容性、多元化，而不是以冷战思维来制造对抗，搞民主固化。民主峰会实质上就是拜登政府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坚持以自我利益为主，进一步构建一个经济和军事联盟，服务于美国统治阶级的霸权利益，并对其他一些独立自主探索民主政治道路的国家进行遏制与打压。美国根据自我意识形态观，按照民主与威权二分法对世界各国进行分类；同时通过冷战思维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人为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制造冲突与矛盾，把整个世界推到冲突轨道上。很明显，民主峰会是拜登政府以冷战思维意图联合一些国家来反对被其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家，搞出的一种带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峰会。三是将民主概念私有化。美国以“民主峰会”为幌子把自己国家的民主定义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制度”，给非西方国家戴上“不民主”“反民主”“邪恶国家”的帽子；同时还抹黑和诋毁这些国家的民主文化与价值观。美国把自我民主打扮成人类社会唯一的“民主圭臬”，凡是与美式民主文化和价值观不相同的国家均被攻击和诋毁为“不自由不民主”。美国还顽固地把自我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打击与自己理念不同的国家。美国在对民主进行改造和修饰的同时，还通过学术交流和宣传机构对它进行神圣化和绝对化的宣传。搞话语霸权主义是美国进行其民主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构的主要手法。美国以“民主价值观”划线建立所谓“民主阵营”，试图以集团优势迫使“非民主国家”“改弦更张”；同时，美国还对民主本来含义进行篡改，对民主形式进行装扮，强调民主是通过选举程序进行统治的一种方法。这样一来，民主就变成了“人民选举统治者”，由“民选统治者对国家实行统治”；“人民统治”被换成了“人民选举”，“人民”变成了“选民”。人民的民主权利体现在“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利和选举活动中；民主由原来的主权在民原则沦落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的形式民主。在美国，社会民众只能通过定期的大选投票表达政治行为，却无法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四是维护自身霸权。在民主峰会上，美国以“民主和非民主国家”进行划线，组织所谓“民主阵营”对其他小国拉拢施压使其依附于美国，同时对“非民主国家”进行民主价值观等攻击以及“自由”和“人权”抹黑，强迫其他国家承认和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确立美式霸权需要。多年以来，美国都享受着全球霸权带来的红利，对霸权形成高度的依赖性，民主峰会的举办似乎更像是美国以民主峰会形式“威逼”其他国家对其民主霸权的承认和维护。根据美国以民主峰会名义邀请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名单就能看出，这次会议真切反映出美国政治的真实企图，也进一步证明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表面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采取霸权主义行动。比如，民主峰会的参与名单里有中国的台湾地区，但是没有中国大陆。根据美国民主峰会，开出受邀请的国家和地区的参会名单来看，与其说体现出其民主作风，不如说更反映美国维护霸权的需要。比如在拉美，美国政府就经常打着民主的旗号使用武力来实施霸权行为，不遗余力通过制裁封锁、扶植反对派等手段颠覆委内瑞拉政权。另外，美国还经常在国际交往中通过“民主价值观外交”来维护美国霸权。
在推进人类民主政治发展中，美国确实做过一些有益探索，结合本国的文化与制度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模式，这种模式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民主模式也不尽相同，不仅对美国的政治文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对其他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对民主的探索绝不可能同质化，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美国通过“民主峰会”设置议题，人为地把世界割裂为民主与威权两部分，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延续了传统的冷战思维，是一种变相的霸权行为表现。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对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国家的强力制裁，同时，又毫无理由地接连退出“伊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和“中导条约”等，对中国也不断搞小动作，难道说美国种种行为是民主行为？更不用说美国搞民主输出，从“布拉格之春”到“阿拉伯之春”，从“颜色革命”到“民主对抗威权”等，难道不是美国借民主之名行威权之事？美国以“威权”为理由攻击和干涉他国内政的理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也无法令人信服。当前，全球正处于一个风险与日俱增的时代，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只会割裂世界，阻碍全球发展和人类进步。世界不需要“新冷战”，如果打着民主旗号挑动分裂对抗，将民主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本身就是对民主精神的践踏，不得人心，贻害无穷。各国应该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还民主以清白之身，还世界以团结和谐，共同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动力。
三、对“民主”与“威权”话语叙事的评判
近些年，虽然美国按照自我的意识形态标准给其他国家进行“民主”或“威权”划界，充当民主的教师爷，但是无法掩盖自身民主政治陷入的长期颓势与衰败。例如，法国《世界报》以及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客》等刊文指出美国民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瑞典智库“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民调也认为美国在民主方面退步十分显著。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都发布报告指出美国民主制度面临系统性危机，美国民众对美式民主深感失望。《华盛顿邮报》和马里兰大学联合调查显示：“美国人对民主的自豪感急剧下降，从2002年的90%下降到2022年的54%。”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显示“67%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有崩溃危险，48%认为美国可能再次发生类似国会暴乱的事件”。在美国陷入民主的重重困境之际，拜登政府又在国际交往中搞出个“民主对抗威权”的名堂，显然与当今世界民主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我们要对这种“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保持清醒的认知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剖析与评判。
一是要始终把握人民主权原则。
民主的本质体现为人民主权原则，即人民是否当家作主，这应当是区分“民主”与“非民主”的关键。在西方民主话语叙事逻辑中，衡量和评判“民主”主要依靠一套由政治精英制定的一些程序，而不是依靠多数人的当家作主支持与认同，对那些没有按照上述标准探索民主的国家来说，“即使多数人支持其体制，如果没有民主程序，它也不会成为民主”。从民主的概念界定和价值取向来看，不论什么样的民主程序都应当服务于民主的实质，形式是服务于内容的，不存在脱离内容的形式。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就明确指出绝不应“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核心转移到外壳”，民主问题的核心在于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的程序应当服务于民主的这个核心。
二是防止“民主”与“威权”叙事中的意识形态陷阱。
马克思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这种观念的作用确能“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话语权是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服务于特定的阶级利益需求，不存在任何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对于世界民主理论本身的发展进路而言，不仅要批判与解构不适合世界民主潮流的霸权话语，破除西方“民主”话语叙事中的意识形态陷阱，而且要对“威权”这一概念进行深刻反思，特别是西方为何屡屡用“威权”当说辞，而且把其当作和“民主”直接对立的概念，只有把其中深层缘由说清楚说透彻，才能更有效抗御民主的异化、僵化和去功能化，促进世界民主健康有序发展。
三是警惕“民主”与“威权”叙事中的贴标签。
美国把与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包装成为“民主与威权”的对决，把自己贴上“民主”的标签，却枉顾本国民意民情，把大批民众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无法有效保障和实现正当权利需求；同时还处心积虑为那些“非民主国家”贴标签、立人设。例如，美国公开地给中国、俄罗斯等国家贴上所谓“威权国家”的标签，企图以“楔子战略”瓦解破坏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密切政治交往，制造区域国家的分裂与对抗。
四是抵制在“民主”与“威权”叙事中的拉帮结派。
美国以民主峰会寻求“价值观联盟”以把其他国家拉到美国的阵营里面。例如，在第二次民主峰会中，美国在亚洲里挑选了韩国作为代表，那么按照结盟亲密程度来说，日本更适合美国目的诉求，那么为何不挑选日本而挑选韩国呢？可能因为日本多年以来一直是死心塌地地跟随着美国，已经被看作为死党，而韩国则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民主峰会也成为美国想要拉帮结派的重要平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想拉拢的国家打造国际舆论“扩音器”，想进一步加大攻击中国、俄罗斯等所谓“威权主义”的意图。
五是破除“民主”与“威权”叙事中的数字化套路。
美国主导的“民主与威权”的对决不仅是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非民主国家”进行打压和战略竞争，更为重要的是处心积虑地利用数字技术搞“泛意识形态化”，以“技术民主”的幌子打压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技术企业。近年来，美国采取多种策略遏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技术发展。美国防部下属机构长期在推特等社交媒体通过操控话题、欺骗性宣传等手段干预中东国家舆论认知，不断激化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强化冷战思维。
六是揭露“民主”与“威权”叙事中的双重标准。
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凡是涉及国家主权、人权、反恐、环保和政治体制等问题时，总是按照自我的价值观念和民主观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进行恣意评判，不惜扭曲、歪曲事实，玩弄“双重标准”，人为地制造一种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其实，这种“双重标准”背后反映出美国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思维惯习。一方面，美国长期打着“民主”“人权”旗号，在处理各种国际与地区事务中奉行双重标准。这种双标做派已经成为这个超级大国的“特有病症”；另一方面，美国对本国民主存在的结构性衰退无能为力的同时，还以各种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四处见缝插针地煽风点火、挑动和激化地区和国际矛盾，试图坐收渔翁之利。美国近年在一些国家中搞出的一些颜色革命、双重标准等，最终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2022）表明美国政府治国能力和民主责任感近年不断下降，在推进大规模改革、解决选举公正以及媒体造假等诸多问题上缺乏有力措施。美式民主政治越来越表现为金钱政治。例如，2022年中期选举两党耗资超过167亿美元，刷新了2018年140亿美元的纪录，超过全球70多个国家2021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巨额的竞选资金消耗并未转化为有效的国家治理。美国国内民主陷入重重困境，越来越成为政客的操弄的根据，失去了应有的治理效能，这也是对美国在国际社会制造的“民主对抗威权”的莫大讽刺。从民主峰会可以看出，美国早已脱离了“民主”的本真意义，对内将民主作为谋取个人和党派利益的工具，对外则把民主作为维护美国霸权的工具。
四、结论与讨论：民主政治的本真及回归
美国长期占据全球民主话语和叙事的主导权，根据自我需求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民主和非民主的国家，这不仅是基于西方社会现在流行的二分法思维，即现代与传统对立、民主与威权对立、西方与东方的对立，而且也彰显出美国依靠话语霸权优势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主制造话语陷阱的别有用心。美国借助于自身发展优势，从自我利益和立场出发，攫取了压倒性的话语权，在全球知识界掌握了强大的统治力和解释力。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在《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专门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行径提出过批评；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也对话语体系和知识结构中的文化霸权问题展开过讨论，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新世界，按照统一的政治标准改造非西方国家，以期推动世界的同质化过程。把那些探索与美国不同民主政治模式的国家一律划为“威权”主义，实质上就是文化霸权的体现；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的民主制度，当民主面对国家治理中重重的社会问题与困境时，便会在一种理想的政治和具体治理实践之间产生一定的落差，如何顺利跨越这样的落差，仍然是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当我们以治理的眼光来看待民主政治时，民主或许就有了其真正的实质性内涵，那就是民主政治不再是完美的，总是存在不断改善修正的空间，需要通过人们的实践探索进行推进。由于各国民族文化传统不同、习俗不同、历史语境不同，对民主的探索必然是差异性与多样化的，不能以一种普适性的民主理念和制度付诸所有国家，必须顾及这个国家与社会真正的具体情况和运行状况。虽然“西方国家建立了早期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又逐步推行普选制。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的进步，但是并不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民主具有独占权，也不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民主政治有着专属解释权”。事实上“从人类社会民主政治发展进程来看，民主的观念不会固步自封，不会停滞不前，更不是强加于他人头上的一种宏大叙事表达；人们对民主的界定和看法也是一个不断调整与发展的过程”。我们必须将民主和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并作为一种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手段的有效方式，这也意味着民主是一种开放性的永无止尽的政治探索过程，在这过程中民主善治的意义将不断被升华，民主应当表现为一种不断修正完善的治理过程，需要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探索中不断丰富民主的治理内涵。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要正确看待和理解民主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不是既定的，也不是封闭的，更不是某少数国家拿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而得到的，这种共同性的形成应是一个各国参与、共同协商、形成民主共识的过程。中国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要建构中国民主自主知识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期望能够对中国的民主政治道路、民主政治逻辑给出科学的解释，还要能够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民主制度选择提供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更期望能够与西方一些国家展开平等对话，助力世界终结西方的话语霸权，迎来世界民主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话语时代。
作者：赵宬斐，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4年第01期
本文系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委托项目“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土化’探索及‘创造性’转化研究”（DDZTZK2023B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