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立国之基，文化命运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华文明含垢蒙尘，一度丧失生机和活力。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接续锻造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与发展，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铸就了一脉相承的文化自信。
历史车轮行进到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到了一个新的关键节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在百年变局不确定的时刻，党的二十大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当前，我们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智慧与精华是中国式现代化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中国式现代化也必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文明的强大力量，二者同向同行、交相辉映。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短短一句话，有三个关键词：“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这里的“世界”，是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为什么这样讲？我们近年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其实这里的逆全球化也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也好，在我们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放眼全球，从印度到墨西哥，从日本到美国，从韩国到欧盟，并没有出现我们所强烈感受到的这种认知。正如《美国经济评论》主编戈德伯格女士所说，正如预期的那样，尽管美中贸易下降，但许多其他国家的出口——包括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却增加了。“贸易流被重新分配，而不是减少。”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变局”。
何谓“大变局”？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的5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大变局”的根本诱因就是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为什么当年美苏之间的竞争没有导致如当前经济全球化不确定性的加剧？美国学者罗德里克认为，是因为苏联集团经济分量不重，其占全球GDP份额从未超过2%。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7%以上，中美之间地缘政治竞争如果管理不善，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
“大变局”之所以百年未有，是因为一百多年前那场大变局，已经最终以清王朝的落幕剧终。李鸿章当年在认识到“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后，发出感叹：“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李鸿章虽有此认知，但并没有考究出原因。不然，他也不会对孙中山先生的上书置之不理。
李鸿章当时所不明白的问题，著名历史学者雷海宗先生曾经做出过十分精细的论述，学者许纪霖对此概括如下：“中国过去所遭遇的外敌，一种是像佛教那样有文明而没有实力，另一种是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有实力而没有文明，这些都好对付。然而鸦片战争之后所出现的西方，既有实力，又有文明，都比中国要高级，于是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
李鸿章当年所不明白的，恰恰是大清帝国在西方异质文明冲击下，产生了一场根本性的文明危机，因应对失据最终覆灭。当前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如何应对？我们认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夯实文明的根基，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抓手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从容越过这段历史的险滩激流。
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未来的世界将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这里的“动荡”，既含有如今的俄乌战争、以哈冲突，亦包括美国对我国的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芯片战等。如何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智慧和执政能力。
三十年前，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这种似是而非的“文明冲突论”颇有影响，甚至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拿来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所谓理论基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文明不分高下，历史现实中存在的所谓“文明冲突”，其实质是“文明”与“非文明”的对垒，而非不同地域、文化、政治等表现形式所反映出的不同文明特征之间的冲突。
中华文明之所以源源不绝绵延至今五千年，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怵惕警惧的忧患意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时代命题。“两个结合”是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根主线，也是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根本线索。“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
我们以为，“第二个结合”开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三次启蒙运动。近代以来， 中国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或曰启蒙运动。第一次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以“五四运动”为标识，其特点是“救亡压倒启蒙”；第二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以加入WTO为标识， 其特点是“增长压倒启蒙”；第三次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以“第二个结合”为标识， 其特点是“守正创新”。
第三次思想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要在物质发展和经济体量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发展阶段，亟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破解高质量发展困境，提供更加厚重的历史性人文性基石。换句话说，就是要赓续第一次启蒙运动中“救亡压倒启蒙”而中断的对于现代民族精神的不懈探索，纠正第二次启蒙运动中“增长压倒启蒙”所造成的非均衡发展，重构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第二个结合”为主要标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发、铺展、实现，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福音，亦给世界人民带来无穷的发展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发展创造新机遇。”
中国式现代化所内蕴的厚重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色，决定了促其行稳致远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人类文明公约数”。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郑重地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之一提了出来。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不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接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第二个结合”再启新时代伟大启蒙运动，为构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文明最大公约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世界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全新选择。
作者：杨英杰，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2024年1月24日《成都日报》第07版理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