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跨越中国历史语境进行传播、移植与改造，主要采取“解构-转化”和“传承-创新”这两种路径实现其“再概念化”与“本土化”，最终促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概念的建构。该概念在突出创新性与中国特色的同时，也能够兼顾原有概念固有的语境、适用对象及其本来意义，充分尊重了民主的本质内涵，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不断创新与发展。民主的“再概念化”与“本土化”必然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我们必须立足于全球化新时代，聚焦中国问题与中国实践，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始终保持弹性和张力，始终保持理论的科学性和包容性，进而以崭新的民主范式不断拓展全世界民主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跨语境民主；再概念化；本土化；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西方学界对民主概念的理解一直存在广泛的差异。差异的关键何在？能否取得差异性共存？这些问题长期缺乏细致的讨论，几乎成为被悬置的问题。中国在充分借鉴各国民主实践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现实场域，根据中国经验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从这一过程看，民主只有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进行“再概念化”与“本土化”，不断呈现螺旋式演进与创新，才能更具弹性和张力。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能抱着守旧与偏执的态度看待民主的丰富内涵，应当从更广阔的视野，从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角度看待世界民主的发展，期望以新的民主范式不断丰富与拓展世界民主发展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民主的概念之辨
民主的概念最初主要从古希腊城邦政治实践中发展而来。民主从诞生到今天一直备受关注。人们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政治制度与政治立场，对民主的看法也千差万别。为了厘清民主的概念，人们需要从不同语境中看待民主发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多样性，这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民主的本质属性及价值意义。本文主要聚焦民主跨越不同语境如何再“概念化”与“本土化”这一问题，进而展示民主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差异性，尝试发掘民主概念所蕴含的意义脉络，还原民主在现实社会的本真性。
（一）西方语境中民主概念的演进
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民主历经人类不同文明与文化样态的洗礼，在概念、道德、文化与思想等层面上，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与意义。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不断拓展与提升的力量源泉之一。对民主的内涵与意义的赋予主要源自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多元与差异的实践性累积，而不是来自任何一种政体或制度的自我规定。民主概念最初源于古希腊城邦政治。在那个时代，古希腊城邦政治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与粗糙的，在此政治框架下孕育的民主内涵也相对简单，但它却为人类政治文明开创了主权在民的一种崭新模式，为人类政治生活打开了一扇充满希望与美好的窗户。民主从古希腊开创以来，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近现代资本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等不同阶段的洗礼与历练，表现出对传统的不断吸纳、唤醒和组合重构。例如，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到古罗马的共和民主，从欧洲启蒙时期卢梭的主权民主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贡斯当的宪政民主，再到20世纪帝国主义时代熊彼特式精英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等。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演变过程中，民主的意义与特质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与调整，民主呈现出一种断断续续的发展状态，而没有展现出严格意义上一脉相承的现象。
民主到底是什么？人们该怎样去理解与践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人们政治视野中的民主仅限于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活动，表现为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样态。近代以来，直接民主模式逐渐被改造为代议制民主模式，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直接民主造成的弊端，却也逐渐背离了古希腊民主多数人统治的真谛，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民主不但迅速与政党政治结合在一起，也给人们认识民主造成了一定障碍：多数人统治的民主转变为以“三权分立”“多党轮替”“竞争选举”等形式构成的西方民主；以“人民主权”置换为“人民同意”；以“形式民主”僭越“实质民主”。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肢解了民主的原初意义。当民主的传统资源被逐渐耗尽的时候，它却开始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与殖民过程而不断对外输出。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的民主化在非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这些国家自身文化传统中没有孕育出类似的西式民主，所接受的民主主要是从西方政治文化中输入而来，大都是外源型与衍生型的，没有很好地得到所在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有效支持与巩固，也难以很好地实现本土化构建，因此，难免产生诸多问题与困惑。从亨廷顿对第三波民主浪潮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民主化在席卷世界各地的同时，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带来秩序与发展，反而引发党派斗争、部族仇恨和宗教冲突等乱象。
一种民主模式的功能实现根本不在于其模式与架构形式如何，而在于其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与人们的生活惯习等的契合度。民主在跨语境移植的过程中，如果缺少所在国政治与文化的有效支持，缺乏人们的认同与信仰，很可能会陷入文不对题、南辕北辙的困境，甚至会导致“文明的冲突”。民主是世界各国民众探索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人们所依存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生存环境不一样，对民主的理解和认知也不一样。民主不可能具有不变的或普适的模式。因此，在理解民主之时，“必须放弃本质主义、统一主体和普遍主义的观念”，因为民主的内涵与模式应当是多样性的。也正是这种多样性，完成了在不同语境中对民主概念的填补与丰富，进而实现了民主不同形式和意义的匹配。可见，对民主的认知不仅需要来自不同文明的话语阐释，还需要人们具有“领悟”“移情”“情景化”的自觉意识，需要进行“移植”“解构”“创造性转化”等重建民主知识的行动。
（二）中国语境中民主概念的独特性构建
民主一直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反思性和争论性的复杂多变的概念，其在演变过程中，民主的移植存在诸多“是非”与“混乱”问题。民主跨越不同的历史语境“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自身形式与它得以发展的社会环境间的关系”。民主只有找到适合其生存的土壤才能顺利成长。自民主跨入中国历史语境进行传播后，在传播过程中主要采取“解构-转化”与“传承-创新”两种路径，实现中国式民主概念的构建。
一是“解构-转化”的路径。“解构”概念最初源于海德格尔的一个术语，意为消解与揭示等。随后，德里达进一步拓展了“解构”的含义，认为这是一种带着“问题化”的反思，是对一些规范性概念进行解剖，希望发现其不足，然后对其不断加以改造、拓展、颠覆和转化，然后再实现重新建构。例如，在资本主义时代，民主被简化为“民主=民主自由”“民主=代议制”“人民的主权原则=人民的同意原则”“民主=自由竞争”等模式。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对民主研究的自觉意识，依据具体的中国历史语境，重新认识民主的概念及内涵，认清上述模式的弊端，再依据亲身感知、体验和观察到的具体、丰富、鲜活的事实，凭借反思的直觉和创造性联想与既有的民主知识进行对话，然后通过知识再动员和逻辑再建构，按照“概念源—概念反思—概念学理化—概念转化”的演进逻辑提炼出新的概念，形成学理化的表达。
二是“传承-创新”的路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尚书》很早就存在“天惟时求民主”“诞作民主”等表述，包含了丰富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对民主的探索是在传承民主思想精髓的同时结合时代性，既吸取西方民主主权在民、竞争选举等精华，也传承中国传统社会的民本思想，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按照“传承-创新”方式，“赋予新的含义、增添新的内涵”的过程。在近代，民主移植到中国后迅速与“革命”“共和”“解放”“斗争”“独立”等词语密切结合在一起。国人不仅把民主看作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形式，更是把其看成一种民权，一种平民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由“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构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赋予了民主新的内涵与特质。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以来对民主始终不渝、孜孜以求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在不断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与发展的过程中，根据中国实践与人民需求建构的新型民主概念。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炼过程鲜明体现出“对现象的深刻了解以及强大的综合能力”。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建构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对民主勇于探索和创新的能力，是对世界民主政治发展趋势的一种深刻把握，是基于中国百年来民主探索实践的一种综合、归纳与提升。
上述两种概念的建构路径，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即都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其问题意识来源于广大民众的不断实践。这两种路径共同促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新概念的产生，在突出创新性与中国特色的同时，也能够兼顾原有概念依存的语境、适用对象及其本来意义，充分尊重了民主的本质内涵，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中国语境中的民主概念伴随着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的伟大历史进程，完成了从概念移植到概念改造再到意蕴转换的蜕变，最终定型于我们熟知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当今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新景象与新探索，也是人们对民主概念变化的再认识。用“全过程”表达对民主的一种认知，并不是想在民主所依存的复杂学术生态中标榜所谓的正统或主流，而是抱着清醒的现代性危机意识观察当今学界与政界对民主的认识、实践以及方法论等所存在的差异与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意识形态纷争。民主的原初意义与民主的现实内涵具有一定的差异，需要人们认真地去梳理两者之间的历史关系。
跨语境中民主的“再概念化”
从中国语境中看民主的变化，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再概念化”。考察民主跨语境之后的变化，可以从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提出的“理论旅行”观点中得到启发。爱德华·赛义德提出的“理论旅行”主要表现为“四个阶段”：一是发端；二是通道；三是条件；四是改造。该理论的主旨是要说明，一个理论自提出之后，跨过一段时空距离，穿越不同历史地域，无论是被接纳还是遭遇抵制，都要结合当时的环境与条件进行不断改造及创新，否则该理论就会失去应有的价值与意义。“再概念化”也是一种“理论旅行”，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省思与批判意识。“再概念化”从字面理解就是在原有概念的基础上，对该概念再次进行概念化。“再概念化”是一种原有框架、结构不断被打破，新的框架、结构逐渐得以建构的变化过程。当新的框架、结构被建构之后，就会逐渐取代原有的框架、结构，再经过发展，又会被更新的概念所取代。这就会不断促使人们以创新的思维方式看待和理解世界。
（一）跨语境中民主概念的“移用”
民主是最初源于西方文化的一个政治学概念，后来经过不断传播，逐渐在其他文化语境中被接受和被使用，这就形成了人们对民主的多样性理解。事实上，“民主制度和民主体制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贯穿着不同的民主理论建构，因而在现实中和历史上，又存在着（或存在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和体制，共同构成了民主的现实形态”。所以，人们对民主看法差异的背后，是不同的政治架构和不同的政治谋划。基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政体，不同宗教信仰，人们对民主概念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任何以民主形式开展的政治活动都可能存在利与弊。
对民主的研究，要坚持从具体历史语境中理解民主语义传达的信息，把握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内涵及意义，特别是当一个概念从一种历史语境转向另一种历史语境而不断获得新意时，绝不能仅满足于表面形式的分析，而要深入历史的纵深探寻生成这些新意的原因和动力。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民主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而是人们基于现实语境，从不同角度对其形态不断加以探索和再现从而得以不断重构与发展而来的。在跨语境中了解民主，不仅要依托原初语境，还要将其放置于新语境之中，否则，我们并不能真切地把握民主的实质和实际治理效能。民主作为人类文明中的一种重要价值观，从来都不是抽象的符号与口号，而总是与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到处都存在着对民主的差异性理解与多样化探索。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探索都是随着该国人民对民主认识的不断深化而逐步发展与完善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民主观念不断更新的产物。
跨语境中民主概念的“移用”实质上也是一种对民主概念“祛魅”的反思。当前，在西方学术话语依然处于主导性地位的情境下，对异域理论的学习与转化过程必然会经历一段由依赖、追随到逐渐疏离进而最终走向平等对话与交流的过程。这些异域理论与本土的理论、文化与思想若缺乏有效的对接及适应性转化，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同样，如果这些理论遭遇本土实践者的刻意排斥，也会半途而废；即使这些理论资源与本土制度资源实现对接，也被实践者主动推动，但如果没有真正落地生根发芽，依然会遭到淘汰。对此，我们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认知。在中国语境中，民主的概念移植已经展现出鲜明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特别是经过广大民众的切身实践，体现出明显的“创造性转化”特征。这种特征主要是指，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广大民众在吸纳西方民主可借鉴性成分的同时，又能够迅速调动起本土理论资源与其对接和整合，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通过不断实践探索使中国式民主始终处于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并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展现其制度优势。在这一点上，民主理论在中国引进的初始阶段带有一些“经世致用”的特点，通过不断的“创造性转化”，逐渐展示出优越的治理效能，其未来可期。
（二）跨语境中民主的“再概念化”
概念是人类建构知识体系的基石。英国政治学者海伍德对概念的作用这样评价道：“要形成关于政治世界的知识，不能只靠观察，还要开发和提炼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概念。”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主要是通过概念加以框定，并通过概念传播扩大影响。对事物加以概念化的过程，一般都遵循着“先占原则”——对事物的认识和界定谁在先，往往会占据“先入为主”的地位，更容易获得话语权。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之，横说之”，以至于后来的人们再认识和了解这些概念时，往往就会按照以前的框定，用原来既定的思维方式和观点去接受。我们在构建中国式民主体系时，首先应当从民主的概念入手，采取解构与建构的策略，与时俱进地进行学术创新。如何正确地把握概念，英国学者昆廷·斯金纳提出了比较中肯的建议。他说：“不仅有必要把握用于表达该概念的词语的意思，还要把握借助这个概念能够做到的事情的范围……没有一般概念的历史，只有其在辩论中用法的历史。”民主这一概念的不断变化与丰富就反映出概念的发展变化就是不断概念化的过程。例如，民主本身就是靠“人民统治”和“主权在民”这一对原始概念进行界定的，到了中国历史语境中，民主得以不断再概念化，转变为“人民民主”，再由“人民民主”拓展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但实现了与原初民主概念的不断连接，还实现了对民主内涵与形式由“旧”到“新”的限定与转化。可以说，近现代以来，政治发展的特定情境使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使用时被刻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
人类的认识是不断向前的，因此，人类历史中的概念也不是永恒的，而是一直处于不断解构与建构之中。所以，我们“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任何概念都不是永恒和万能的，需要根据人类历史进程和实践过程不断发现和解决新问题，对原有概念的部分内容不断扬弃，同时加以不断丰富与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概念的提出，超越了自由民主基于狭隘的选举方式而形成的精英民主模式；“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对民主的一种静态描述，也不是对民主的一种机械概括，而是基于中国人民对民主不断探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的一种高度概括与凝练，同时又能够密切联系实际，产生良好的治理效果。民主通过不断的“再概念”化，其内涵得到不断丰富与创新。“面对知识的丛林，假如我们不首先加以清理，厘清概念上的误区，对理论和经验加以归纳和反省，未来的实证研究甚至理论再造就会裹足不前”。
“民主”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再概念化”是一个艰辛的理论探索过程，其内涵随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转变，其具体的观念、特质和制度模式等也表现出差异性和多样性。由“民权主义”到“平民主义”，由“新民主主义”到“人民民主专政”，由“人民民主专政”到“人民民主”，最后转向“全过程人民民主”，整个过程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气质，完成了从概念移植到概念改造再到意蕴转换的蜕变，最终定型于我们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解。
民主“本土化”的认知与阐释
民主从一种语境转向另一种语境而获得新意，实质上就是一种民主的“本土化”探索。我们要坚决突破“世界的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这一思维定式，只有这样，才能将“和平、发展、公正、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从西方价值载体和制度形态中剥离出来。民主本土化的推进并不是草率地把西方理论中的案例置换为中国案例，而是通过不断出现的本土化新成果，探索建立具有稳定内核和活力，同时又能够和西方既有研究范式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本土化研究范式。
（一）民主“本土化”的定位与认知
本土化是一个在人文领域广泛使用的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其实，从文化人类学的大视野来看，民主也只能算一种地方性文化的话语，具有一定的本土性特征，是对当地民众真实需求的满足与切实关怀。民主的根基和存在条件是欧洲文化，属于一种地方性知识。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民主思想开始向欧洲各个文化中心辐射，同时越过大洋传入北美大陆，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但是，全球其他大洲与国家具有由不同的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体制等构成的丰富多彩的差异性文明，它们都有符合自己文化传统的政治发展过程。对于民主来说，只有适合所在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才能够真正产生效能。正如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说：“每一代人必须为自己再造一遍民主，民主的本质与精髓乃是某种不能从一个人或一代人传给另一个人或另一代人的东西，而必须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问题与条件构建。”“认识者应当进入被认识对象的思想体系中去，通过他们（内部人）的观念逻辑理解他们的行为，而不是用研究者（外部人）的观念逻辑理解他们的行为。”只有真正地关注在地性、真实性，认识者才能真正理解“内部人”的真实想法，得出的结论才能更接近科学与真理，才能作出更接近本真性的解释。民主本土化的认知，并不是故步自封，也不是随意杜撰同西方主流理论相抗衡的理论方法，而是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依据事物发展的实际状况去研究、去阐释。正是不断推进民主本土化的过程，引导大家去探寻民主资料与文献背后的内在因素，从而揭示民主演变的深层原因。其实，西方民主模式也只是在西方语境中的经验呈现。从民主的演变历程来看，民主是一个阶段性的历史产物，对其研究不能依靠一种方法与途径，而要探寻不同的方法与路径。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如果“用盲从于一元化价值标准来刻意回避价值选择多元化的现实，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种明智之举”。事实上，对“本土化”的认识要坚持辩证法，这不是要质疑来自异域的一些概念、理论、观点及方法在创造性运用于本土时产生的效果，而是要把它们与本土性的传统与实际相结合，配合具有本土性的一些制度性、文化性策略，对所关注的对象进行全面的、客观的、系统的把握，使其真正发挥作用。
（二）民主“本土化”的理解及诠释
学术界对本土化的理解一般采取两种主要路径：一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在地化的实际状况和具体问题为研究前提，对相关理论与观点进行符合在地要求的创造性转化，不断提出新概念或新理论；二是在移植与借鉴西方概念或理论过程中，不断加强“对概念的还原、净化和重新释义，将其从单一的西方形式载体中解放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但要对该概念或理论进行批判性地吸收，还要结合地方性知识与经验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事实上，一些概念或理论可能无法适合本土社会，所以需要不断本土化，不断创新本土化的研究方法，建立比较完整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进而对本土问题及现象提出前瞻性的判断及解释。同时，理论与地方性知识的充分融合，又可以提炼出抽象性的理论与观点贡献给学术界，形成一种新的理论研究范式。哈耶克曾指出，“如果对于业已发展起来的各种制度没有真正的尊重，对于习惯、习俗以及‘所有那些产生于悠久传统和习惯做法的保障自由的措施’缺乏真正的尊重，那么就很可能永远不会存在什么真正的对自由的信奉，也肯定不会有建设一个自由社会的成功努力存在”。
从本土适应性角度来看，民主和本土之间是具有较强的契合性的，这些本土因素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文因素等。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形成与该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对于这个国家今后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具有决定意义。民主实现跨语境的移植与转化，必须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与改革，在调整与改革中形成新的制度和政策，使其具有更多的“本土性”特征。只有当民主不断具有本地性特征时，才能真正适合本国的政治诉求。
民主概念的本土化汲取及创造性转化
在对民主的“本土化”进行正确定位、认知与理解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民主概念的本土化汲取及创造性转化。这需要研究者更多地站在本土政治角度思考民主政治的发展。
（一）民主概念的本土化汲取
民主概念的本土化汲取，本意在于从中国民主发展的丰富实践中去提炼民主的意涵，然后再回头指导民主政治发展。判断一种民主制度是否适合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飞来峰”一词十分形象地说明民主需要扎根社会现实生活之中，从当下的民众政治生活中汲取营养，只有这样，国家孕育民主之能力、培养民主之能力和创新民主之能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同时，这种民主实践还可以为其他国家的社会治理提供启发，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
民主跨语境传播到不同的国家、民族，必须根据各国、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环境，对其进行再认识与再创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对民主再认识、再创造的典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包含着“多数决”与“共识决”。“多数决”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体现出民主的鲜明价值；“共识决”说明民主获得了民众广泛的认同与支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之所以强调“全过程”，是想说明民主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是组成整个民主不可缺少的构件，也正因为全过程，才能保证其得以更广泛、更真实、更充分地实现。从本土化视角看，民主最初移植到中国时并不是很成功，与中国实际状况的契合性较弱，主要是没有很好地吸纳中国的本土资源，没有充分挖掘传统民本思想，也没有认真从近现代民主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不断吸取精华，因此无法彰显民主的治理效能和价值意义。实践证明，在吸收民主本土性资源的同时，“不仅要关注官方文化、正式制度所代表的‘大传统’，也要将民间文化、非正式制度所代表的‘小传统’纳入视野”，特别是要积极汲取民间的一些富有成效的非制度性资源。这些“大传统”“小传统”都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上述这些特质，在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独特属性，对于该国民主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这种特征是基于中国本土的创造力所内生的制度创新，主要来自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这种“内生性”特质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核。
（二）民主概念的创造性转化
“创造性解释”是当代解释学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学者罗纳德·德沃金说：“创造性阐释是在对象与目的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汉语中的“民主”一词即是根据中国政治生活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由最初的“民之主”转变为“民国之主”，再转变为“民作主”，很形象地说明民主的丰富内涵不是仅仅依靠简单的移植就可以具备的，“而必须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所谓“创造性转化”，实际上就是要根据时代状况为社会政治问题提供理论阐释。例如，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解释“使用多元的思考模式，将一些中国传统中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选择出来，加以重组与/或改造（有的重组以后需加以改造，有的只需重组，有的不必重组而需彻底改造），使经过重组与/或改造过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变成有利于革新的资源；同时，使得这些（经过重组与/或改造后的）质素（或成分），在革新的过程中，因为能够进一步落实而获得新的认同”。上述阐释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在对传统性保持足够敬意的同时，要对其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对来自异域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改造与创新，使之为我所用。“创造性转化”的本意就在于，它不仅是对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改造与创新，而且期望通过西方民主理论来对接中国政治话语和实践中的“民主”资源，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新局面。
全过程人民民主呈现出的“创造性转化”，是在传承人民主权思想的同时，积极汲取中国传统的民本和天下为公的思想，不断创造与丰富“人民统治”的多种方式与形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起一套真正保障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完整的、科学的制度体系。这是坚持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高度统一起来，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以人民民主构成民主范式的新典范。这种民主叙事表达直观地呈现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内涵、结构与运行规则。可见，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类社会探索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共识性的和治理有效性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对民主“再概念化”与“本土化”的审思与把握
英国学者阿伯拉斯特对民主的发展样态抱有十分清醒的认知。他指出，如果“认为民主已经或者将在21世纪的某时刻被精确地确立下来，这种观点不仅对于未来的种种可能性缺乏洞察力，而且对我们以往的知识也是视而不见”。因此，不能把票决、分权与制约等要素作为普适性的东西，否则会对世界民主的多样性发展造成灾难性影响。我们要客观地认识到，“西方民主”之所以能够一直“在场”，其合理性、现代性等都值得我们借鉴，对此不能回避，更不能采取简单的非左即右的二元划分，而是要在积极参与民主实践的语境之中，在开展多种形式的民主“对话”中获取并建立自己的“话语权”。
一是要防止“本土化”衍生而来的极端民族主义。我们探讨民主的“本土化”不是为了标榜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而是想证明其是最适合本国国情的，能够为本国民众所接受并且产生治理效能。民主的“本土化”绝不是搞民主的二元对立和意识形态冲突，也不是简单地用一种民主反对另一种民主，把全过程人民民主打造成至高无上的政治图腾，更不是将民主模式作为工具，以一种民族主义来反对另一种民族主义。民主的本土化只是说明，每个国家都必须从本国的特殊情况出发确定合适的发展模式。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二是要保持民主概念的自主性意识。确立起民主本土化自觉意识十分重要。只有对民主概念不断进行“再概念化”，才能真正适合在地化的实际要求，尤其是在对那些普遍性问题的探讨中，要始终明确“中国问题”与“中国方案”的独特性。当前，中国式民主的探索依然在进行中，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新问题、新矛盾，能否提出科学的解释和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成为摆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面前的一项重大议题。我们不仅要关注民主的一般性知识与经验，更要坚持以具体现实问题为导向，通过不断解决具体问题，增强民主的本土化自觉意识，使其展示出明显的理论建构性和经世致用的价值性，从而促进中国理论体系的本土化，使其赢得更多的认同与尊敬。
三是要注意民主“本土性”与“现代性”的契合。本土化研究的目的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把自我孤立于世界发展之外，而是要不断推进地方性知识的螺旋式上升，从而使其进入世界知识体系之中，成为人类文明共享与交流的一部分。这说明民主本身不仅要充分体现所在国家的文化性、民族性等，还要具有现代性。只有这样，“本土化”才能够为学界所关注和重视，才能够对所关注的研究给予最真实的掌握，在汲取本土性优秀文化资源的同时，又能够坚持把地方性知识上升到具有适应性和指导性的普遍性知识。同样，也存在“将一个抽象级别较高的理论运用于一个特殊情境的情况”。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注意民主“本土性”与“现代性”的契合，只有这样，以“本土化”形式出现的民主成果才能够为民主理论提供多样性阐释，能够在不同的民主范式中进行有效对话与交流，不断为世界民主发展提供借鉴与支持。
四是要进一步拓展民主范式研究的大视野。在中国这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后发国家推进民主的本土化建设，必须具备大视野与大眼界。要具备《墨经》所倡导的“同异交得”思维与视野。对于民主来说，其源于对人民主权的确立，世界不同国家大都认同民主，就在于民主的人民性，但在不同国家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民主的形式又表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民主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造就民主整体性和共同性的力量。我们对待民主要秉承“和而不同”的态度，充分尊重其“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创造力，充分释放民主内在的活力。
作者：赵宬斐，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学海》2023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