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数字文明的融合互构，是马克思“生产力增长决定文明进步”思想的当代诠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科技发展与文明进步的自觉追求，是应对数字全球化机遇与挑战的现实需要，是在中国语境下建构“中国式数字文明”的必然选择。相较于数字资本主义因无法克服自身矛盾而引致数字异化、数字霸权、数字社会危机等问题，数字文明新形态将人的数字化全面发展视为根本立场，坚持以制度优势消解资本控制的隐患和数字化衰退，倡导以全球数字共同体超越技术民族主义，为世界数字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当前数字文明新形态尚处于起步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迫切需要数字文明进一步蜕变，一是要以党的领导贯穿数字发展全过程，坚持中国特色；二是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文明深度融创，彰显中国风格；三是以数字文明建设的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聚焦中国问题；四是要倡导全球数字治理共建共商共享，展现中国气派。
【关键词】数字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逻辑意蕴；实践路向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崭新的科技手段，以其显性的生产力重塑作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产业数字化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的全面覆盖、数字应用的深度嵌入昭示着人类文明已然步入更高阶段——数字文明。受不同社会性质、制度体制、核心价值、发展路径的影响，数字文明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和多维性。资本主义宰制的数字文明因无法克服数字生产社会化与数据资源私人占有的矛盾，而呈现出数字异化、数字剥削、数字危机等重大风险问题，并日益演变为一种野蛮的“反文明”力量。反观中国以特色社会主义引导数字文明有序发展，使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数字文明在互构中融通创新，因而拓辟出既保留数字文明共性，又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既服务于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又致力于造福世界各国人民；既强调数字应用符合道德原则和法律规范，又鼓励数字内容做大做优的数字文明新形态。毋庸讳言，数字文明新形态作为社会主义文明的当代诠释，不仅能够超越数字资本主义弊端，更重要的是其为建构全球数字发展提供参考，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
一、逻辑起点：数字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
随着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全景塑造，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正在兴起——数字文明。数字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土地上数字文明的铺展，是建立在马克思文明理论基础上，对历史之变、世界之变、时代之变的科学回应，是现代数字技术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交汇相融的结果。
（一）理论起点：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创新发展
数字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生产力增长决定文明进步”观点的当代诠释。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形态更迭时深刻地洞察到，文明进步的根本力量来源于“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增长”，而科学力量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控制整个生产总体的范围和广度”。纵观历史，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曾发生过３次科学技术革命。第一次是工具制造，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的熟练运用使人区别于动物，原始文明自此诞生；第二次是农业革命，野生动植物的驯化使人类由狩猎—采集转化为种植—饲养的生存方式，人类得以从自然界获得更多用以维持生机的能量，迈入农业文明阶段；第三次是工业革命，蒸汽机、枪炮、流水线等现代科技的萌芽使手工业生产转变为社会化机器生产，西方社会加速进入工业文明阶段。站在历史发展的视角马克思洞悉出“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如今，世界范围内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悄然进行，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兴起，正在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崭新的“数字文明”新阶段。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通过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优化生产流程，提高产业链运行效率，进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生产力的提升仅仅只是数字技术变革社会的开始，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数字技术的迭代推动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范围、劳动方式等要素随之改变，这种变化在社会体系内部相互作用链条的传递下最终将遍布全球的每个角落。“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要生发、要进步、要开放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以数字文明促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是马克思文明理论的中国化阐发。
数字文明新形态遵循马克思主义“文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观点的思想内核。唯物史观将文明看作是一个反映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成果总和、标志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开化状态的范畴，换句话说，文明进步的核心就在于现实的人的发展，即人的生存处境的改善，人的观念意识的丰富，人的个性的发扬，人的能力的提升，是人不断克服自身局限性并逐渐走向全面性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看，数字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指向和目标追求与人的发展高度契合，中国的数字文明建设强调人是发展的主体，人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更是数字化转型的最大受益者和见证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发展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生态，是为了延伸人、拓展人、造福人，是对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现代发展。
数字文明新形态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文明性质的界定，即“文明”具有实践性和历史性的基本特征。不同于过去传统文明理论从先验理性的视角出发，将“文明”视作恒定的、普世的、唯一的形而上学范畴。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明”是不断发展的，而且这种发展建立在“自然历史过程”基础上，表现为由低级向高级波折式反复变动但又总体上升的演进趋向。数字文明建立在成熟的工业文明基础上，既延续了文明的一般特征与传统形态，揭示出生产力的进步程度与人的发展状况；又作为历史演进的产物，以数据和算法生态影响整个社会场域，引发人类社会发展和利益分配模式变革和重构，导向一个明显超越以往所有文明阶段的新型技术文明形态。除了鲜明的历史性，文明也具有实践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实践的内在不一致性使文明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同样是发展数字文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完全异质，资本逻辑主导的数字文明走向数字剥削、数字霸权与数字社会危机的歧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获得正确的引导和规训，“数字资本的文明面”被重新激活，使中国走向更加合理的、与现代化模式相适的数字文明新形态道路。
（二）历史起点：吸取近代发展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的必然选择
发展现代科技事业是传承中国古代科技智慧与吸取近代发展教训的经验总结。中国自古鼓励科技发明，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科技水平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在北宋时期达到巅峰：拥有用于炼铁的活塞式鼓风炉、用于军事征服的火药和大炮、用于远航探索的指南针、印刷用的纸和刻板等等被世界称奇的先进技术。科技发展曾使中国立于世界之巅，为世界文明演进贡献强大助推作用。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强调中国发明的重大意义：“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然而进入明清之后，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以及僵化的科举选拔制度成为制约现代科学思维发展的桎梏，致使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步入歧径。历史和实践证明，科技是立国之本，决定着民族兴衰和国家命运，只有吸取近代中国发展的教训，在传承古代科技智慧中聚力科技创新，才能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将科技发展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是中国共产党立足实际、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战略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从事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不足500人，科研机构仅有30多家，现代科学领域近乎空白。新中国发展科技的道路举步维艰，外部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封锁与军事威胁，内部面对人才和资源极度稀缺的科研条件。在此背景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新规划发展道路，力促全党发展科学技术，明确提出“向科学进军”口号，并相继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等8个中长期规划和4期五年科技计划，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制度保障。在党中央坚定不移地发展科学技术的领导下，中国在一穷二白的艰苦条件下凭借自身力量研制出“两弹一星”，并在核技术、喷气技术、无线电技术、自动化技术、半导体技术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仅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加速进行，能否在科技发展的“新赛道”上跑出好成绩深刻影响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发展，提出强化科技创新体系能力，加快构筑支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只有坚持发展数字文明，坚持依靠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才能实现从要素驱动发展转变为创新驱动发展。建国百年的巨大飞跃表明了中国坚持科技创新道路的正确性，扎实推进科学技术创新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路径，是在大国竞争中始终占据制高点的重要保障。
（三）时代起点：把握数字全球化发展机遇与应对数字风险的积极回答
21世纪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社会数字化转型诉求，共同促使全球化模式由传统向数字阶段转化。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指出：激增的跨境数据流动带来贸易的爆发式增长，更带动服务、人口、金融的全球流动，使世界的联系日益深化、宽广化、复杂化，数字全球化将重塑制度框架、激活产业业态、催生社会变革，同时也将孕育前所未见的数字风险。数字文明新形态就是与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相契合、与数字全球化发展机遇相匹配、与应对数字化风险相衔接的中国式数字文明发展模式。
数字文明新形态是把握数字全球化发展机遇，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加速建设的强大引擎。作为全球化的一种新形式，数字全球化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数字平台为载体，建立起国家、企业、个人等数字主体相互联系与深入融通的全球化网络。全球互联意味着持续性发展机遇，根据《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截至2021年底全球网络平台用户达到49亿，占世界总人口的63％。庞大的用户规模将为国际贸易拓辟新的市场和增长点，发挥毋庸置疑的经济价值。除此之外，数字全球化还将带动知识、文化、交往、军事等诸多方面的重大变化。面对汹涌而来的世界数字化浪潮，中国坚持走在数字化建设的最前沿，积极构建数字文明新形态。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构建集做大做强的数字经济、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普惠便携的数字社会、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为一体的数字文明。“五位一体”的数字文明新形态将成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支撑，并显著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和国家软实力，推动中国成为引领全球数字发展风向标。
数字文明新形态是防范数字风险，化解数字矛盾的坚实壁垒。数字全球化建立起个人、公司、团体、国家之间的广泛连接，正因如此也牵涉利益、权力、认同、规则等多元要素，使得利益主体之间更易产生分歧矛盾，国际金融体系更加脆弱，世界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种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对国际安全造成极大隐患。安东尼·吉登斯在采访中曾提到，数字革命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这种改变不仅表现在个人层面，也包括国家、社会甚至自然环境。以新冠病毒为例，在社会数字化转型前从未有任何一种大流行病拥有如此快的传播速度和巨大的传播范围。数字全球化极大增强了社会流动性，使以往局部性、地方性风险扩散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风险。为有效防范和应对潜在的数字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安全建设，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颁布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垄断法、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等相关政策法规陆续出台，为我国构筑制度完善、规则合理、程序公正的数据环境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数字文明新形态力图通过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维护用户数字权益、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引导合理合法平台竞争的方式，打造兼具韧性和稳固性的数字生态。
二、逻辑展开：数字文明新形态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扬弃
人类文明是一个不断前进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同的政治体制、民族文化、社会性质都会使文明呈现不同的形态。在资本主义语境下，数字技术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进步，但同时数字与资本的合谋也造成更隐蔽的数字剥削、更广泛的数字霸权和更深重的数字社会危机。数字文明新形态以人的数字化全面发展为技术应用的核心原则，以全球数字共享发展促进世界交流合作，以制度优势消解资本控制的隐患和数字化衰退，在数字文明形态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样本。
（一）超越数字异化：人的数字化全面发展
数字技术是人类文明向更高阶段迈进的一个基本的、必要的支撑元素，但在资本主义宰制下数字技术却会沦为冰冷的、无情的、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作为生产工具，数字技术与工业文明时代的机器在工作机理上具有逻辑相关性，因此马克思对机器的阐发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技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机器的发展“使人们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提供惊人地增长的产品”，但资本主义文明大规模使用机器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提升生产力，同时也将其作为“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这意味着压迫工人并非机器的一般特性，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私有制使机器背离其本身的目的，异化成为劳动者压迫自身的工具。在机器上不停劳动的工人最终被异化为附属于机器的器官，甚至作为“有意识的机器”被机器排挤。数字时代，得益于数据和平台的非物质性和渗透性，资本主义剥削得以无形中存在、发展和蔓延。马克思曾将资本描述为“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并决定其他一切存在着的色彩，那么数字资本就是“一种与光合谋的特殊以太”，它使资本剥削突破既有的时空界限，表现为更具隐蔽性、欺骗性、迷惑性的数字异化。
首先，数字异化表现为“数字劳动”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数字时代的劳动异化更甚于此。“数字劳动”并非单指从事数字经济生产的劳动，而是广泛包含个人利用自身脑力、时间以及体力，在网站上传信息、知识、经验等内容，从而创造出具有价值的数据的行为。从这一角度看，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分享知识、共享心得的行为都为平台提供数据内容和曝光度，数字劳动的成果被平台所占有，用户却并未得到应有的报酬。不仅如此，随着用户内容不断增多、平台数据库规模越来越大，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对用户的理解和掌握也将更加深刻，并据此引导甚至主宰人们的消费活动。至此，人生产的数字劳动产品成为控制和主导人的异己力量。其次，数字异化体现在劳动时间与空闲时间的边界日渐模糊。资本主义越发展，扩大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欲望也就越强，原本作用于工作场所的劳动控制逐渐延伸到娱乐场所，延伸到社会，甚至延伸到人们的家中。这种极端化控制的尽头便是将劳动者置于“全景敞视监控”中，形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所说的“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人们的活动、隐私信息甚至任何痕迹都被算法所监视，长此以往劳动者将逐渐丧失自身主体性，沦为资本和数据的奴隶。
数字文明新形态力求冲破以统治人、奴役人为核心的数字资本逻辑，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数字发展的核心原则和根本立场。作为一种工具，数字技术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善”或“恶”倾向，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并不是天生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也有可能作为革命力量解放人，而决定技术倾向的根本就在于“技术将为谁的利益而服务”。与西方社会数字技术剥削人不同，我国数字技术始终“为人民服务”，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一切技术包括城市都是人的延伸”，构建数字文明新形态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延伸人，最终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首先，以数字技术延长人的自由时间。中国致力于引导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路、全周期的改造，以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提升劳动生产效率，生产力的极大提升将给予人更多自由的闲暇时间，贫富差距也将随之缩小。“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拥有充足的自由闲暇时间，人才能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充分发挥自由个性，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其次，以数字技术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数字文明新形态鼓励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电子商务的发展，强调以数字技术提升物质与精神产品供应。物质层面，以淘宝、美团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不仅能降低交易时间和成本，使人无论身处城市还是山区都能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而且注重用户体验感和满意度，能够适应现代人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的物质需求。精神层面，数字技术将创构数字态的精神产品，不仅为人民精神生活提供多元选择，更拓展了远程指导、在线会议、开放教学的呈现方式，使精神富裕的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更多偏远地区。再次，以数字技术拉近人际交往关系。吉登斯指出，数字化背景下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彼此互动环境中脱域出来，并在更宽广的空间跨度上进行重组。数字技术通过智能终端建立即时可访问的数据聚合，使人际交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形成链接。数字文明新形态推进建立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安全可靠的区域互联，促进人际交往关系跨越地域边界、种族差异、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释放世界交往活力。最后，借助数字技术重塑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指人能最大限度地克服外在条件限制，自主自愿地发展自己的脑力、体力，是不断突破自我、实现理解自我、展现本我、适应世界发展的能力与手段。数字文明新形态通过拓宽人的发展场域，激发人的发展潜能，为个体未来发展提供更多辅助和建议，使人获得更多主宰自我的机会。
（二）超越数字霸权：全球数字共同体
数字霸权是传统资本主义霸权在数字全球化背景下的延续。霸权是资本主义支撑其全球主导地位的根本手段，随着世界历史的演化，霸权的方式也在不断升级。大航海时代，英国凭借其海军舰队和金融实力四处殖民掠夺，建立起遍布24时区的“日不落帝国”；金融资本时代，美国通过资本垄断和超量发行攫取巨额财富，推动世界格局由地缘政治走向币缘政治。正如马克思所言：“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一路伴随着殖民侵略，在数字化社会，这种掠夺与霸权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演化为更加隐蔽的数字霸权。其一，经济掠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上世纪提前布局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系统建设，占据全球数字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在生产链的每一环节都展示霸权”，进而攫取巨大的垄断利润。研究显示，“三成以上的全球互联网总收入以及四成以上的净收入由美国占有”，而电子垃圾“却被丢弃在拉丁美洲、非洲、东欧、东南亚和中国。”数字资本主义对全球的剥削造成一极是发达国家欣欣向荣的数字业态，另一极是落后国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与数字化危机。其二，平台垄断。从数据流通端来看，以微软、甲骨文、谷歌、脸书为代表的数字平台通过收集海量用户数据，帮助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全球监控体系。用户隐私和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被转化为国际政治、文化、军事竞争等方面的信息优势，使发达国家在“数据战”中始终立于不败地位。近年来，美国频繁打压TikTok等平台在本国的活动，核心原因就在于维系其平台垄断的霸权地位。其三，舆论操纵。在人的数字化依赖日益加深的今天，数字霸权早已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而是转向意识层面的操纵。有机构统计，国际互联网上超过80％的信息由美国提供，凭借高额信息输出和话语操控，美国将西方词汇、西方术语、西方精神持续向外输出，化传统粗暴的政治操控和武力镇压为舆论控制、消费引导和意识操纵。
数字文明新形态跳出传统的霸凌—结盟、敌人—盟友的二分型国际关系，试图缔造一种全球数字共同体的国际新秩序。数字化浪潮促成全球互联互通，同时也促使世界向高风险、高透明、非理性、非人道的方向横冲直撞，跨国数字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网络监听等非传统风险层出不穷。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挑战，西方的数字霸权行为以“治理”之名行“统治”之实，表面伪装成维护全球网络秩序的“善良管家”，暗地里从事侵犯他国数字主权的行为；反观中国基于世界历史的全局性视野，摒弃西方将自我与他者强烈互斥的中心思维，尊重世界多元主体平等的数字主权地位，鼓励世界各国携手共建全球数字共同体：一是以利益共同体超越经济掠夺。数字文明新形态秉承互利共赢原则，以数字经济为轴心推进多边国际合作，既追求本国市场份额的同时，兼顾周边国家发展利益，打造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数字经济利益共同体。二是以发展共同体超越平台垄断。中国发起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倡议，通过共建孵化平台、设立实验室、建立研发战略联盟等多种方式，带动亚非拉沿线国家的数字发展。不仅如此，2022年中国提出《二十国集团数字创新合作行动计划》，旨在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在世界各国的普惠共享。未来中国将跳出西方“小院高墙”的技术独占思维，致力于将数字化浪潮推广至世界每个角落，以弥合国际的信息壁垒和数字鸿沟。三是以安全共同体应对数字风险。在数字霸权盛行的严峻态势下，中国奉行“开放”与“限制”兼顾的数据安全战略，既要坚持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个人隐私安全的底线，同时尽可能推进全球数据有序流动。2020年以来，中国相继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中方关于网络主权的立场》《中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立场文件》，以现实的数字安全布局防备潜在的全球数字风险，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超越数字社会危机：制度优势与技术发展耦合
当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乐观主义极力鼓吹数字技术作为总体经济的增长点为社会进步做出重大贡献时，殊不知更深刻的社会矛盾和价值危机早已深埋于政治经济结构中。一方面表现为社会性数字化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技术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创造新的需求，从而实现经济复苏。然而数字化的广泛应用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得到根本解决，无论是大工业时代的机器还是数字时代的平台与数据，无论是实体货币还是虚拟货币，财富与生产资料永远是被资产阶级所占有的私人资本，而工人自始至终一无所有。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危机不仅从未缓解，反而在数字化的政治经济中加速恶化，并最终表现为数字化衰退趋势。大卫·科次指出：“与以往经济衰退后的复苏期相比，此次复苏的经济增长速度空前缓慢”，尽管政府干预的力度空前未有，可仍无法改变长期持续的次优活动和低于峰值的经济生产。同时，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重组虽然创造了高科技岗位，但也造成更多传统行业劳动者的永久性失业。严峻的就业形势与数字寡头的赢家通吃局面形成社会的两极格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趋尖锐化，进而酝酿着更加剧烈的危机。另一方面表现为“流量至上”引致的社会价值消解。数字媒介的广泛应用使资本积累模式“从追求‘存量增进’转向‘要素流量化’”，在“流量＝变现”的利益驱动下，互联网内容生产者不再注重产出高品质内容，而是生产更多猎奇、低俗、恶意炒作等能够捕捉用户注意的内容。被歪曲的新闻、被颠覆的历史、被塑造的人设、被篡改的事实都成为重要的流媒体素材，社会主流价值被铺天盖地的娱乐文化所掩盖，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之风的盛行。正如尼尔·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被导向畸形、片面发展的歧途。
数字文明新形态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技术创新与制度优势有机结合的成果，超越了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弊端和根本矛盾。数字技术作为一种中立的工具，并非只能将人类引向既定的、不可摆脱的命运。滥用数字技术使文明走向数字社会危机，反之，以制度体系规范和善用数字技术不仅能释放生产力动能，而且能“形成强有力的历史意志，开辟出演进的大道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是引导数字文明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基石。首先，数据资源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结合是化解数字化衰退的根本。马克思指出：“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和流水线归资本家所有，本应属于工人的劳动产品也被资本家所占有；数字时代，技术的数字化和生产的社会化日益融合，而用户的数字劳动再生产出的数字资本却被平台无偿占有，并由此催生出不平衡的数字权力。质言之，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仍然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解决所有制问题才是使数据“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克服数字化衰退固有危机的根本方式。一方面涉及人口、宏观经济、信用、交通、电力等国家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公共数据必须坚持公有制，确保公共数据资源由国家行政机关管理、监督和使用，确保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安全的同时最大化发挥数据价值。另一方面鼓励数字经济的非公有制发展，同时要规范市场秩序，对数据垄断、价格滥用、排他性交易等非正当竞争行为予以严肃处理，引导和规制资本良性发展。只有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相结合的体制，才能使数字资料复归其“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其次，供给侧改革是破除“流量至上”结构性失衡的重要手段。数字内容泛娱乐化是资本与媒介合谋下的失衡模式。只有以规范化、法治化途径引导和掌控数字媒介领域的资本运营，大力遏制私人资本追逐流量的恶性竞争，才能从生产端扭转数字传媒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畸形格局，使内容生产坚持质量第一和“内容为王”，以“高质量”赢得“高流量”。同时，要坚持以主流价值观引领互联网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氛围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遵循生产的数字内容不仅能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更能够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发挥“寓教于乐”的思想培育和文化涵养功能。
三、逻辑归宿：数字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数字中国建设，使中国拓辟出区别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文明路向。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迫切需要以党的领导贯穿数字化建设全过程，以为数字文明建设制定必要的战略引领、顶层设计和治理决策；迫切需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文明的跨界深度融合，以为数字良序发展提供价值准则、道德基础和人文要素；迫切需要补齐欠发达地区数字发展短板，以数字乡村发展潜能推动数字文明建设提质升级；迫切需要开辟出与中国泱泱大国“天下”胸怀相匹配的全球治理体系，以超越西方技术民族主义的狭隘排他行为。
（一）坚持中国特色：党的领导贯穿数字文明建设全过程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数字文明建设最鲜明的特色和最突出的优势，是发展数字文明新形态的先决条件和根本政治保证。中国科技的崛起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构起现代科技事业，实现从筚路蓝缕到引领世界的历史性跨越。如今，面对数字全球化的浪潮，坚持党的领导既是带领我国站在全球发展制高点，最大程度利用数字化发展机遇的强大武器，更是引导中国成功化解数字化风险的制胜法宝。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党统揽全局的政治优势。在党的全面领导下贯彻落实《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推进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的总体布局，为全国数字发展铺就基建底座；完善数字经济、数字平台、数据安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统一数据技术规范；健全数字劳动收益分配机制，激发数据要素市场活力；加快提升数字文明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统筹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生态建设。另一方面以数字化手段打造灵活高效的数字政府。数字时代，能否深入了解数字技术发展动态，掌握数字化治理手段是检验一个政党领导能力的判断标尺。数字风险的隐蔽性和复杂性要求政府以数字技术为改革引擎，通过优化业务流程、打通底层数据、压缩组织冗余提升自身洞察力、决策力、执行力和引导力。没有数字化就没有现代化，要坚持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构建大数据监测系统，推动区块链、态势感知、关联分析、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等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应用，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以高速、高效、高质量的政府治理能力化解数字风险。
（二）彰显中国风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文明建设深度融创
数字文明是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文明数字化与数字文明化的统一，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崭新阶段，因而内在地要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兼顾。如果放任数字技术自由发展，在资本逻辑的主宰下数字技术极易沦为控制的手段和自我增值的工具，缺乏人文价值的引导数字技术将偏离为人的目的，其结果就是物质与精神、人同技术的对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水源泉，是使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冲突中站稳脚跟的文化根脉。鉴于此，深刻把握中国式数字文明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加快中华文明与数字文明的深度融合是当前阶段构建中国式数字文明的迫切需求。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以民为本”“天下大同”“革故鼎新”思想内核为数字文明新形态提供价值准则和方向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而成的人生观、社会观、道德观、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对于回答怎样建设数字文明、建设什么样的数字文明、为谁建设数字文明的根本问题提供了明确方向。数字文明新形态旨在构建数字化发展体系，提升社会生产力，以数字技术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以数字共同体构建“天下大同”的全球数字发展，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力量。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数字文明新形态提供深厚的道德基础和良好的社会氛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埋于中国人民的精神之中，铸就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思想和观念。这种传统美德使中国人在处理个人与社会、自己与他人、国家与社会的问题时有明确的道德判断、道德指引和道德要求，为解决社会数字化转型中的潜在利益冲突、主体矛盾、风险问题提供有益支持，为数字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道德基础和深厚的成长沃土。
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数字文明新形态植入人文元素、创新传播内容。近年来，随着数字媒体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数字内容也呈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提升数字内容质量，打造优质网络文化供给，引导正向舆论氛围是关系到我国网络文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汉服华饰、诗词歌赋、书法绘画、遗迹文物等丰富内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矿藏。通过“传统文化＋数字技术”的深度结合，将历史文化遗产以数字形式重新复现，打造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国潮文化，不仅能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更能为数字平台注入海量优质内容，彰显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
（三）聚焦中国问题：以数字文明建设的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
数字文明建设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系统性工程，其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因此不仅需要宏观层面的战略谋划和整体布局，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为指导，关注中国问题、聚焦社会发展。在数字中国推进过程中，乡村地区和东北、西部地区因数字资源禀赋先天不足、主体数字化素养偏低、技术供给与现实需求不匹配等方面原因，表现出数字发展的阶段性滞后。数字文明新形态以全体人民的数字化全面发展为根本立场，在数字文明发展路上，所有人都应当享受到数字发展的有益成果，一个都不能掉队。因此应当以“优化环境、个体赋能、分类指导”多管齐下的方式，补齐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短板，切实解决数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而以重点突破带动数字文明建设的整体推进，开创数字文明发展新局面。
以数字专项建设优化数字发展环境。近年来数字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农村和偏远地区通信基础设施水平显著提升，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但数字化、信息化、智慧化水平与城市和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进一步优化数字发展环境需要通过群众走访、实地调研、数据对比等方式，在考量地方差异性的基础上开展数字专项政策。针对已覆盖网络地区开展5G网络覆盖行动；对偏远落后地区给予必要的技术与资金援助，并积极采用卫星、微波等手段接入网络。此外，应重点提升教育、医疗、电商等专用网络的速度和稳定性，以远程服务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以个体赋能激活内生动力。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是推动数字乡村长久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广泛调动基层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性，鼓励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参与到农民数字培训工作中，运用虚拟仿真、人工智能和可视化技术搭建实验与教学平台，向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群体提供沉浸式、多元化、个性化的数字培训服务。另一方面针对欠发达地区居民数字技能薄弱的问题，可以组建一支专业数字帮扶队伍，不仅指导群众掌握数字平台、智能设备的使用方法，更重要的是帮助群众体验数字化致富方式，使他们的思维认识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从而激发持续性数字“造血能力”。
以分类指导为产业插上数字“翅膀”。不同乡村、不同地区在环境资源条件、产业结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数字技术下乡最重要的就是因地制宜和分类指导，只有选择最适合的指导方案，才能保证技术供给始终接地气、合民意。例如川渝地区结合丘陵众多、农田碎片化的特点，应推广适应山地发展的采摘、灌溉、喷洒机器人以及配套智能农业设备；华北、东北地区地势平坦、田地集中，适合机械化、规模化、智能化生产；新疆、青海地区气候特殊、日晒时间长，适合以智能监测系统辅助特色农作物研发。
（四）展现中国气派：推进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共建共商共享
数字时代，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趋加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与世隔绝、独善其身。面对数字全球化日趋凸显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是各国人民朴素而真实的共同愿望。只有全世界联合起来，构建共建共商共享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着力解决数字鸿沟、分配差距、治理困境等问题，才能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应当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谋世界之大同，以数字文明新形态领跑全球数字体系建设，彰显数字文明的中国气派。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全球数字鸿沟。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报告统计，截至2022年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尚有72亿人口未接入互联网，占全球未接入互联网人口的27％。这些地区接入互联网的成本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基础移动宽带套餐的成本约达到全球平均成本的4倍。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不同引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显著的信息落差、知识隔离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加剧了全球数字鸿沟的形成。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致力于构建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一方面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等方面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解决发展中国家设施不匹配、核心技术欠缺、数字人才生力军不足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开展技术研发、项目合作、产业交流的多边合作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培养和创造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使发展中国家自发诞生数字动能，从而跨越数字鸿沟。
数字贸易重构全球价值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贸易以“外围”发展中国家资源服务于“中心”发达国家，众多数字贫困国家被排挤到全球价值链的末端，只能充当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背景下，数字技术将改变传统价值链大而全的生产方式，把产业链拆分为一个个微小的模块化、集成化单元，变相降低落后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门槛，打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垄断格局和“赢家通吃”的竞争规则。加快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将成为中国与世界把握经济发展机会的“金钥匙”，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定制、完善数字贸易市场准入规则，在开放与安全的前提下促进跨境数据流动，积极推动数字贸易国际体系的建立。
数字传播凝聚全球共识。进入数字时代，国际传播媒介由传统大众传播向网络传播、社交传播和智能传播的三重叠加转型，新的传播机制将塑造新的国际传播格局。在此背景下，中国既要深入了解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机制的最新变化，掌握数字传播的内在规律和发展逻辑，综合运用信息技术手段精准识别、有效瞄准传播对象，达成传播目标。同时也要倡导开放、包容、多元的治理理念，推进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更加民主化、合法化的方向发展。
作者：闫铭，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孙迎联，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2023年11月《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