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礼俗作为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的具体承载方式，在传统社会事实上发挥了重要的道德教化作用。中国传统礼俗文化通过情境化、仪式化等形式强化个体对国家、社会的道德责任与义务，通过仪式参与、情感体验等柔性方式开展道德教育实践，对现代德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价值。推动传统礼俗文化与现代德育的融合创新，需要在深刻体认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直面传统礼俗文化实践的现代误区，从回归本真生活的哲学立场出发，推动现代礼俗文化建设，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德育场域的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传统礼俗；时代价值；德育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注重教化与修养的统一，强调在道德实践中理解个体对国家、社会、家庭的义务，这些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道德领域的表现，对我们重新理解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坚持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发展，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继承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道德，适应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积极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道德建设的时代性实效性。”如何整全地把握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发掘与传承中华民族独特的“礼乐文明”精神，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时代课题。
一、传统礼俗及其现代德育价值
如何理解传统礼俗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目前，从德育研究的视角来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上世纪80年代末，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研究开始呈现出“复兴”的态势，以国学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与国民精神教育为主要表现形式，主要通过对传统典籍的研究与阐释、记忆与诵读达到道德教育的效果。然而，只重视典章文化的弘扬与传播，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疏离的问题，解读传统典籍中的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固然重要，但如何将其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之中也显得十分迫切。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互联网时代多元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风起云涌，要求我们“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这对于避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陷入“空洞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外显层面的重要表现，包括传统节庆文化、祭祀文化和传统服饰等内容在内的传统礼俗的时代价值便进一步凸显出来，这就使面向生活与实践的传统礼俗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
作为本文研究的另一基本概念，需要对如何理解德育进行阐释。按照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严格意义上的德育（思想政治教育）只存在于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中，德育是维系伦理认同、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在中国传统社会即所谓的“教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国传统社会中并没有明确的“德育”概念，却存在“事实上的”德育传统。《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明确规定，德育即大学教育中的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即思想政治教育。与之相对应的，在西方语境中的“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等概念事实上体现着道德教育的作用。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视为同义词。
传统礼俗作为具有实践内容的德育形态，有助于弥补注重传统典籍教育带来的理论化、空心化的教育问题。具体来说，传统礼俗的德育价值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礼俗可以为现代德育提供历史载体。传统礼俗是中国传统德育的重要途径和表现形式，传统德育大多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仪式展开，也就是儒家伦理提倡的洒扫庭除、人伦日用带来的“濡化”作用。通过这一过程，个体潜移默化地吸收和内化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并在文化群体中的礼仪、节庆、习俗、服饰等传统礼俗中形成自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传统礼俗具有塑造群体认同的重要功能，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最早比较完整地阐释了仪式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有学者指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是在习俗中长大的。当我们从一棵棵刚发育好的幼苗被移植到这个‘前在于’我们的世界时，已有的习俗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丰厚的土壤。我们所在的国家、民族、社会、学校和家庭责无旁贷地为我们浇水、施肥、整枝、嫁接，培育我们长大。在我们的成长中，种种规范、道德、伦理、风俗、习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基于这种“结构功能论”的认识，个体的道德成长与其所处的价值生态具有重要的相关性。当然，以传统礼俗为代表的价值生态并不总是发挥着正向的建构性作用。正如特纳所说，仪式过程是一种社会过程，仪式包含了人类文化结构上的冲突、不对称和异常。在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社会形态中，对伦理本位的强调必然导致对传统礼俗德育功能价值的重视。
目前，在传统美德教育实践中存在着“重美德德目、轻教育方法”的倾向，一定程度存在着道德教育内容与方法“割裂”的问题。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在传统道德的批判与继承问题上，倡导对传统道德教育内容的选择，选择对现代生活仍有价值的一些德目，如诚实、守信、勤奋等。当前，我们对传统美德资源的理解和认识上，主要采取批判和否定传统道德教育方法，吸收部分有时代价值的道德内容，这就导致了把传统美德德目与其产生和存在的社会背景相剥离，作了简单的片面扬弃，未能辩证认识德育内容与形式的内在联系，忽视了德育开展的具体历史空间，这种将传统礼俗文化视为僵死的历史资料用于“展览式”教育的方式，无异于将德育作为简单的“美德袋教育”，其生命和功用性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很值得怀疑。其实，传统道德教育并非人们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即“父母教师灌输幼儿一些道德说教的格言，用诱逼的方式使儿童习惯性地重复……在它背后，有特定的本体论和价值论预设”。质言之，推动对包括中华传统美德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一个整体性继承问题，传统礼俗所兼具的形式德育价值需要得到进一步重视。
二是传统礼俗为现代德育提供伦理观念。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具有集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于一体的体系架构，道德教育是主导形式，伦理道德政治化、政治伦理道德化是其显著特征。以伦理道德为治国的根本原则，是中国传统德育的一大特色。当前关于传统礼俗与德育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习俗文化方面。这包括：人生礼仪文化是认知层面的道德教育，包括成长礼仪、婚姻礼仪、丧葬礼仪等；生活文化是情感层面的道德教育，包括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民俗信仰文化是价值层面的道德教育，包括民俗经典、民俗教育、民俗活动等；节日文化是交往层面的道德教育，包括岁首祭祀节日、农事娱乐节日、商贸集会节日等；生态文化是责任层面的道德教育，包括生态思想、乡规民约、生态消费等；禁忌文化是行为层面的道德教育，包括生活禁忌、生产禁忌、崇尚禁忌等。
传统礼俗既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秩序的根基，也是传统道德教育“活的”存在方式。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社会通行的仁、义、忠、孝等伦理观念无一不是以具体的礼俗活动落实于社会生活之中。正如梁启超所言：“儒家之言政治，其唯一目的与唯一手段，不外将国民人格提高。以手段言，则政治即教育，教育则政治。”德育不仅要体现出“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推行，更要“自下而上”动态映射社会生活面貌，传统礼俗文化的延续、优化与更新推动现代德育不断发展。《纲要》指出，“礼仪礼节是道德素养的体现，也是道德实践的载体”，要“充分发挥礼仪礼节的教化作用”。要充分利用传统节日、重大节庆和纪念日，组织开展群众性主题实践活动，丰富道德体验、增进道德情感等，这充分体现了传统礼俗文化在新时代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价值。
二、传统礼俗实践的工具化误区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礼俗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上世纪90年代，我国就已经开展了有关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一系列研究，出版了以中华传统美德为核心的系列读物，这些研究与探索对于提升现代德育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我们若缺乏对传统礼俗与现代德育辩证关系的准确把握，便会在实践中造成将传统礼俗文化资源工具化的系列误区。
1. 道德变迁张力下的传统礼俗
礼俗是礼仪与习俗的合称。习俗是时代风貌的历史表现。《周礼》有云：“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首重“礼乐”，礼仪与习俗相互交融映射，互为表里，因此礼俗可以视为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的形式与内容的历史化呈现。传统礼俗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传承性。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一种稳定的习惯与传统，在模仿前人、顺从大众化的心理中逐渐凝结成一种稳定的标准化、模式化的生活习惯，这种传承在代际中体现为变化性与稳定性的统一。二是地域性与民族性。所谓“百里异习，千里殊俗”，礼俗的形成往往与某一具体的地域、民族或共同体联系起来，由于传统社会信息与物质交流水平有限，礼俗往往在不同的民族呈现出不同面貌，这种地域性特征构成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心理基础。
礼俗的上述两个方面的特征体现出浓厚的历史性意涵，这意味着对传统礼俗的继承与弘扬不能脱离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根基。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处于小农经济社会形态下，宗法封建制度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超稳定性”特征。然而，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道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被打断，中国社会被动卷入资本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在这一时代变迁中传统伦理道德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发生改变。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伦理的批判发展到高峰，形成了“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社会氛围，以儒家伦理为标识的传统道德被彻底打倒。在这时代风气的影响之下，“传统”二字被打上了“落后”、“反动”的标签被抛弃，传统礼俗自然也不能幸免。历史地看，新文化运动对于启迪民智、启蒙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同时也需要客观地认识到，对传统文化不加甄别的“一刀切”也造成了文化断裂、认同弥散，甚至带来了历史虚无的隐忧。上世纪末开始，在发展文化事业的浪潮中，传统礼俗文化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态势。但若不能客观看待道德变迁张力对于传统礼俗的影响，墨守成规，以传统复兴的名义进行“复古”，便不能真正理解传统礼俗之于现代德育的时代价值。换言之，在经济基础已经发生重大变革的当下，需要批判继承传统礼俗的内在精神，推动对传统礼俗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 表演化与商业化的传统礼俗
传统礼俗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形成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临两方面利益的考量：一是社会效益，二是经济效益。礼俗文化的社会效益是指基于礼俗文化而产生的对社会层面的效果和影响，经济效益是指弘扬传统礼俗文化带来的商业效益。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事业在当前更多的是采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正在文化产业的导演之下成为一种表演仪式，民俗文化的庄严性在商业味的影响下日趋功利，文化内涵日趋稀薄。片面强调礼俗文化的经济效益会导致对文化的过度消费。民族文化的复兴决不能仅是通过对传统礼俗进行商业包装，搞几个“文化标志性产业”就能够实现的，而是要加强对优良礼俗文化生长根基的研究，阐释礼俗发展的理论逻辑，在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原则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就学校德育而言，传统礼俗教育也存在形式化、外在化、知识化的问题。校园仪式作为开展德育的重要手段，通过多年的实践已经成为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升旗仪式、入队（入团）仪式、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历史地看，孕育传统礼俗、仪式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改变，当下的学校场域缺少传统礼俗生发的必要条件，校园仪式是在对传统礼俗进行形式借鉴的基础上进行的时代创新。可以看到，学校仪式中弘扬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科学主义等精神和传统礼俗的内涵已经大相径庭，因此就内容而言，当代学校德育仪式需要深挖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科学主义等精神内涵实质，避免“有形而无神”。同时需要警惕的是，当前一些学校为了“繁荣”校园文化生活，追风逐浪，一哄而上地举办各种民俗节、风情节，这实际上是对校园仪式文化的不当理解。这种表演化、形式化的问题体现出我们对传统礼俗文化的认识还停留在浅表层面，没有把传统礼俗与其背后的世界观、伦理观、价值观联系起来。若不能理解传统礼俗的教育意义，那么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会沦为一种口号。
3. 娱乐化与个人化的现代礼俗
传统礼俗文化的娱乐化与个体化特征是现代性后果的重要表现。现代性的特点即是个体的产生。传统礼俗的价值维系着社会秩序和精神认同，这一精神气质也是现代礼俗需要具备的。然而，传统与现代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石存在历史性差异。在传统社会中，社会秩序是与等级制度、人身依附相联系的，而现代社会秩序是基于民主原则合意形成的。这也就决定了现代礼俗的开展必然要考虑个人的情感、意志和诉求，而不是像传统社会那样片面强调个人对集体的服从。“现代性问题首先是人的实存类型的转变，即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个体的生成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的标志。”现代性不仅涉及社会的总体性特征，更关注到个体的精神存在方式。因此，个体对传统礼俗仪式的选择性认可成为现代社会个体对待传统的重要特征，这是传统礼俗文化必须坦诚面对的历史境况。
以学校德育为例，在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的传统礼俗文化实践中必然遭遇的现实是，学生对待传统礼俗文化的态度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例如，部分学生对传统节庆文化、服饰文化等不感兴趣，特别是传统礼俗繁琐的仪式和过程很难让年轻人全身心参与其中，很多时候都是采取一种应付了事的心态，一旦有其他选择便会立刻选择逃离，特别是在充满商业化、娱乐化的信息社会，不少年轻人都选择把每一个节日变成个人娱乐和狂欢的节日，从而消解了传统礼俗的文化价值。“选择”代表了现代性视域下的个体对于传统礼俗是具有历史主动性的，传统礼俗仪式的个体化也体现为“可选择化”，这种“可选择化”具有道德进步意义，但同时也需要看到，若普遍性的“可选择”发展为唯一性的“必选择”，即个人面对任何形式的礼俗仪式都是可选择的，那礼俗仪式的价值也面临着消解的窘境。因此，我们提倡在学校德育环境中对礼俗仪式进行价值排序，让国家仪式和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等仪式成为必选项，以对抗娱乐化与个体化等现代性思潮对传统礼俗所造成的冲击。
三、现代德育：促进传统礼俗精神的传承
如果说个体化是传统礼俗从文化群体内部所遭遇的现代命运，那么多元化则是传统礼俗不得不面对的文化群体外部的现代命运。在“多元化”的文化条件下，传统礼俗从历史境遇中的“唯一”，转变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之一”。同时，传统礼俗也在现代性境遇中不断推陈出新、自我更新。有研究者指出：“研究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制度的内涵与形式，总结中国共产党在礼仪实践中的经验，探索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中华优秀传统礼仪文化在当代的融合与创新，对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大有裨益。”现代德育从传统礼俗之中汲取精神力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传统礼俗与现代德育的融合与创新：
1. 对现代性异化生活的“还原”——个人层面
德育形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在直面现代性对传统礼俗所造成的冲击时，除了意识到“可选择性”对于现代人的积极意义的同时，还需要从存在主义哲学的维度审视这一现象的本真性问题。换言之，要从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角度来理解传统礼俗精神，是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造成了传统礼俗的意义危机，还是前者背离了本真生活而走向一种异化的存在方式？从哲学史角度来看，强调本真性理想本身就是从对现代性非本真存在的批判开始的。从礼俗文化的角度来看，传统礼俗就像是一面镜子，从某种角度可以映衬出现代生活的非本真性特质。早在 18世纪，在哲学家普遍为理性、科学高唱赞歌时，卢梭却崇尚德性和风尚。“选择性”所依托的现代理性隐含着的风险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发展而逐渐暴露出来。越来越“文明”、越来越“理性”的社会却充满着物质欲望和道德的败坏。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选择增加了，既带来了个性的丰富，也造成了欲望的泛滥。人们开始对各种行为进行测定、权衡和评价，道德逐渐成为一种需要构思并注入人类行为的东西，而不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自然特性。现代人努力创建的 现代道德规则通过理性原则对人类的共同生活进行安排，而先天、自然被认为时一种未经反思的麻烦和冲突需要被理性所克服。鲍曼说道：“道德现象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因为只有当它们优先于目的考虑和得失计算时，它们才是道德的，所以，它们不适合‘达到目的方法’之体系，它们也不必用效用、提供给或者要求提供给道德主体的服务来加以解释。”这也提示我们，要将道德从人为创设的伦理规范坚硬的盔甲中释放出来，重新恢复道德的自然生命活力，随之而来的，包括对现代德育制度现代性的重审。如果说恢复道德教育的本真性就是恢复美德和风尚对个体生命的重要价值，那么传统礼俗便不是必要而成为必需，在避免个人走向一种异化的、伪善的现代性歧途方面，具有本真性气质的传统礼俗应该重新为我们所倚重，并在德育实践中焕发出时代光辉。
2. 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奏的和解——个人与社会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被称为“日常生活理论批判之父”，他关于日常生活与空间的研究受到了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却鲜有人关注到他的节日理论。列斐伏尔的节日理论对于我们思考传统礼俗的异化与本真性问题尤有启发。有人认为，传统礼俗只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已经不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文化背景。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传统礼俗文化日渐式微的表现，却不是传统礼俗的现代价值所在。换言之，如若我们把传统礼俗的现代性消亡当作历史发展的必然，就可能犯了以“实然”为“必然”的独断论错误。所以，传统礼俗的延续与传承不仅需要对其进行改革和调整，使其适应现代社会，还要转换视角，进行现代社会批判，这种批判正是传统礼俗精神在当代意义的彰显。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这种重复性是日常生活异化的源头。赫勒依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批判现代社会里日常生活的异化问题。异化意味着日常生活本真性的丧失，这体现为日常生活的组织化与理性化，日常生活为社会结构所扭曲。列斐伏尔进而认为，节日是理想的日常生活，因为它契合了自然的节奏，也解放了人的感性欲望，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本真性复归具有积极的作用。传统礼俗文化是社会日常生活的时间路标。在古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与自然节律是和谐一致的，如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二十四节气等。在参与传统礼俗的实践中，人们可以通过仪式表达对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的敬畏，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在精神层面达到同一、实现和谐。这种思想与现代德育的社会化功能不谋而合，礼俗仪式所营造的精神氛围超越了被异化的日常生活，实现了现代人身体和心灵的解放。
3. 升华中华民族道德理性认同——国家、民族层面
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多元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冲击，我国学校德育的外部环境已然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中国数千年历史积淀的深厚的伦理型文化传统，尤其是礼俗文化作为活着的伦理传统，在聚合中华民族心理特征、思维方式、价值情感及道德认同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历史性影响。传统礼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传统、文化基因和文化积淀，是当代德育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源，需要我们在直面现代性危机的同时，回应两者之间如何进行创造性融合的时代课题。首先，把继承和弘扬传统礼俗文化精神与现代德育方法有机集合起来。中国传统礼俗文化具有丰富的历史意涵和多彩的呈现形式，这与现代德育的科学方法表现出“形式—内容”的互补性结构特征。要从中华优秀礼俗文化中汲取智慧，就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科学指引，又要从中华民族文化深处寻找到基础性、根源性的价值支撑。通过对传统礼俗德育价值的阐释可以发现，它与现代德育具有深度接榫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其次，要把继承和弘扬传统礼俗文化精神上升到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层面，把传统礼俗蕴涵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在现代德育实践中，能够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礼俗文化，剔除传统礼俗中的糟粕成分，保留其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因素，坚持古为今用。再次，要将传统礼俗文化中的情感主义价值有机融入现代德育过程中，实现以情化人、以情育人的效果。避免走入现代性异化生活的歧途，就需要从弘扬传统礼俗文化中的情感价值，唤醒自然生活的内在觉悟入手，提升个体回归本真生活的意识，促进理想德育效果的实现。最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诠释与树立文化自信结合起来，推动优秀传统礼俗文化在德育视域中的创新发展。传统礼俗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在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时代背景下，其重要性需要在德育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强调。要从根本上扭转一段时期以来仪式文化中娱乐化、庸俗化、媚外化的倾向，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德育场域中的创新发展。
作者：杨文燮，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凤启龙，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