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直接批评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学家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没有从对商品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价值形式”理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商品章”中颇为复杂的一个理论建构。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到《资本论》第一卷，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推进历程中发现，“价值形式”概念的出现某种意义上标志着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成熟，尤其是对商品的社会形式的解读的成熟。通过价值形式概念，商品的内在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它表明商品的社会形式不仅是一种通过交换和社会化大生产所建构的抽象同一的社会机制，而且是一种矛盾性的机制。不仅如此，我们从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李嘉图的批判，还可以看到将价值形式理论与经济危机理论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理论线索，由此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商品的社会形式的理解。它不仅是一种矛盾形式，还是一种危机形式。这让我们进一步理解商品作为资本主义财富的细胞形式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意义与逻辑起点的功能：作为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起始范畴的商品，已然潜在地包含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命运。而一些当代西方左翼社会批判理论家在把握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形式时，往往只从其建构的抽象同一性维度出发，却忽略了更为本质层面上的矛盾维度，乃至危机维度，并由此弱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力度和解放功能。
一、马克思对“买卖的形而上学平衡”的初步批判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将危机理论与商品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文本线索，是围绕对萨伊定律的批判展开的。萨伊定律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其主要论点是：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并不会出现普遍的危机。对萨伊定律的最初表述是由詹姆斯·穆勒完成的。马克思在早年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就关注到这个著名的论断，但当时并没有对此作出准确的批判。在《大纲》的“货币章”中，马克思开始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买卖平衡”观点的经济学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正因为不同于物物交换，才有了导致危机的可能性。货币的出现一方面克服了物物交换的困难，一方面又以新的方式使内含在商品中的矛盾普遍化。马克思指出，如果只是对产品进行估价，那么在头脑中就可以完成从商品体向价值量的形态转化，而在现实的交换活动中，这种转化却一定需要一个对象化的符号来实现。这是因为现实的商品交换具有如下的困难：一是商品体的自然属性与作为交换价值的单纯数量属性的矛盾所导致的困难，比如分割的困难；二是实际的交换需要取决于一系列时间地点等特定条件，交换“在实际中只是在一定的、由需要决定的范围以内实现的，并且只是相继实现的”。因为这些困难的存在，所以货币出现了。然而，货币的出现事实上只是使得买卖的时空分离得以可能，从而使得交换可以顺利进行下去。而恰恰是这种买卖的时空分离，成了经济危机的可能因素。在“货币章”稍后的部分，马克思指出，以货币为中介的流通过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商品－货币－商品－货币一直无穷的“恶的无限过程”，但实质上包含着商品和货币特有的区别，以及与此相应的买与卖的分离。而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家的错误就在于“紧紧抓住最终结果而忽视促成结果的中介过程，抓住统一而忽视区别，抓住肯定而忽视否定，那是完全错误的”。在以货币为中介的流通领域中，买和卖是两种不同的行为，“在货币作为中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危机的萌芽，至少是危机的可能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不仅增加了“商品章”的内容，而且在“货币章”新增的“商品的形态变化”中，他以更为辩证而系统的范畴推演，进一步展开了货币所导致的买卖分离蕴含了危机可能性的论断。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W-G-W不能简化为W-W。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与传统社会的物物交换具有重要的区别。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造成了生产者的特殊的私人劳动必须先实现为社会劳动，即完成W-G，才能去购买到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即G-W。而在第一个阶段结束时的货币形态上，它可以任意停留一段时间，此即为买卖分离所造成的分裂。“在物物交换时，一种特殊使用价值的交换是直接同另一种特殊使用价值的交换结合在一起的，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般性质，却表现为买和卖的行为的分裂和任意脱离。”所谓“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正是指这种必须实现为一般劳动（社会劳动）的特殊劳动（私人劳动），这种劳动的规定性正在于，它不是一般的特殊劳动，或者私人劳动，而是通过社会劳动的中介获得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定性的私人劳动。而作为社会劳动的直接表现形式的货币，则蕴含了买卖分离的可能性。这也使得商品本身在经历了流通领域的全过程之后获得了买卖分离的特殊属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因此，W-G-W可以抽象地从逻辑上归结为B-A-E〔特殊－一般－个别〕的推理式，其中特殊是第一极，一般是联结中项，个别是终极。”在这个推理式中，货币既是商品交换的中介，同时也赋予了流通中的商品不同于物物交换的商品的新的规定性。
再进一步，虽然流通的总过程表现为W-G-W-G…的过程，但是呈现在现实的流通过程中的总是独立的、偶然的买卖的集合，“这样，过程的形式规定性就消失了。”商品看似只是普通的使用价值，而货币也只表征普遍交换的抽象同一性，是一种随时可以取消的手段。正因如此，商品和货币的交换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误认为与物物交换无异，从而买卖之间始终是统一的、平衡的。马克思针对詹姆斯·穆勒“买和卖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的观点，指出资产阶级理论家总是把资本主义交换简化为物物交换来理解，从逻辑学上来说，就是只看到了买卖的统一，而没有看到分裂，“买和卖在交换过程中的分裂，打破了社会物质变换的地方的原始的、传统虔诚的、重感情而幼稚的局限，它同时又是社会物质变换中相互联系的各要素的分裂和它们彼此对立的固定化的一般形式，一句话，是商业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商品和货币的对立是资产阶级劳动所包含的一切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形式。”马克思强调，货币所带来的买卖分离，一方面扩大了交换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商品和货币、买与卖的分裂和对立。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社会物质变换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绝不是建构起一种“抽象同一”的普遍性，而是蕴含了矛盾和危机的普遍性。
二、从价值形式、商品的形态变化解读经济危机的逻辑脉络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进一步批判了李嘉图等人通过论证“买卖的形而上学平衡”而否认普遍经济危机的观点。虽然这一部分内容具有笔记性质，从而在文本上呈现出诸多重复和断裂，但相较于《大纲》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从逻辑上而言，马克思此处的论述更具有系统性。德国学者沃尔夫冈·缪勒注意到，马克思在此处对资本主义普遍经济危机的论证思路，与《资本论》正式文本中的思路有所不同，因而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在《资本论》第一至第三卷中已经看不到上述手稿中在叙述再生产、积累和危机理论方面存在的明显的直接的犬牙交错情况。”在《剩余价值理论》的这一部分论述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论述不像《资本论》中那样全面，而主要围绕对于李嘉图等人所遵循的萨伊定律的批判，从商品和货币理论切入，构成了一个从抽象的危机可能性上升到现实性的经济危机的理论体系。
首先，马克思指出，危机具有两种可能的形式：第一是商品形态变化而导致的买卖分离所蕴含的危机可能性；第二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带来的危机可能性。
马克思着重分析了第一种情况。一开始，马克思的论述并没有出现什么新的内容，主要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商品形态变化部分的简要重述，只不过是将其整合到了危机理论的体系中加以叙述。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和穆勒等人否认经济危机，否认普遍生产过剩，实际上就是只看到了买和卖之间的统一，而看不到其中的对立。“如果比如说买和卖，或者商品形态变化的运动，代表着两个过程的统一，或者确切些说代表着一个经历两个对立阶段的过程，因而，如果说这个运动本质上是两个阶段的统一，那么，这个过程同样本质上也是这两个阶段的分离和彼此之间的独立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马克思稍后则作出了重要的理论推进。他进一步将买卖的时空分离所导致的危机可能性与商品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联系起来，从而超越了流通领域中商品形态变化的视阈。他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看不到买卖的分离与对立，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商品不同于产品、货币不同于商品的特殊规定性；换言之，他们看不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产品和商品的对立、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以及买和卖的对立。“因此，这里，第一，包含着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的商品变成了单纯的产品（使用价值），因而商品交换变成了单纯的产品的物物交换，单纯的使用价值的物物交换。这就不仅是退回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而且甚至退回到单纯的商品生产以前去了；并且通过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条件，即产品必须是商品，因而必须表现为货币并完成形态变化过程，来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最复杂的现象——世界市场危机。”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社会形式的特殊性，即由于外在的分工和交换体系，使得私人劳动必须表现为社会劳动。正是这一社会形式赋予了资本主义的商品与货币特殊的规定性：“货币不仅是‘交换借以进行的中介’，同时也是使产品同产品的交换分解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行为的中介。但是，李嘉图对货币的这种错误理解的基础是：李嘉图总是只看到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就是说，交换价值=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相反，他忘记了质的规定，就是说，个人劳动必然只有通过自身的转让（异化）才表现为抽象一般的、社会的劳动。”至此，马克思将李嘉图等人产生误认的根源从否认商品和货币的区别，推进到否认商品的社会形式的特殊规定性。这意味着此时的马克思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关于商品的社会属性来自于流通领域的见解。流通领域中货币所造成的买卖分离只是一种表现，它具有更深刻的原因，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商品本身已经内在地蕴含了这种分离。换言之，由于W-G-W这种流通领域中所出现的商品与货币的对立形式，从而使得商品因货币而具有的买卖分离的规定性，实则只是商品内在价值与使用价值分离和对立的外在展开与表现而已。
马克思的思路是，李嘉图等人正是因为不理解资本主义的这种将私人劳动抽象为社会劳动的否定性机制（而非私人劳动直接等同于社会劳动），所以才无法理解商品内在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以及买和卖的对立，从而误认为买和卖是直接同一的过程，而没有意识到买卖的平衡或者说统一事实上只是一种偶然：“它们的一致对商品来说始终是生命攸关的因素”。而有时这种统一则需要依靠经济危机的外在强制方式来实现。
除了商品的形态变化所造成的买卖分离蕴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以外，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的功能时也蕴含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危机的可能性要比上一种更具体些。这指的就是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时，比如作为票据相互支付过程中，由于一个环节的支付无法执行而导致的危机可能性。
马克思强调指出，上述两种危机的可能性还不是危机的现实性。“危机的存在以这些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危机的最简单的形式，并且是危机的最简单的内容，因为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危机的最简单的内容。但是，这还不是有了根据的内容。”马克思的意思是说，上述两种形式虽然蕴含了危机的可能性，但如果不对于危机发生的条件和原因作出充分的说明，那么危机依然是偶然的，或者局部的，而不是必然的以及普遍的。换言之，只有进一步深入到资本主义具体的生产、流通和总过程中，才能发现那些使得危机从可能性上升为必然性的条件。“现在的问题是要追踪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来说明）。”但是，这并不是说，上述两种危机的可能性是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我们将看到这两种形式以新的形态在更具体的条件下得以再现。如果用黑格尔的逻辑学加以说明的话，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已经蕴含在上述两种最抽象的形式中，只是还没有实现出来。
马克思指出，要理解危机如何从可能性上升到现实性，就要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指资本主义各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协调；二是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协调，或者说资本自身不断增殖与无产阶级相对贫困而导致的资本发展的自身限制。马克思对“商品的社会形式”之内在危机特性的探讨。
就第一点而言，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任何要素的变动都会引起比例失调。在货币再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A.假如原料的价值增加，那么转化为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比例就被破坏了，资本不能吸收像以前一样的劳动量。这会导致一部分固定资本闲置，一部分工人失业，利润率下降，从而导致预先确定的利息、地租不能支付，由此而引发危机。此外，由于利润率下降，产品就会涨价。不管产品进入消费领域，还是生产领域，都会影响其他产品的再生产。B.假如花费在固定资本上的追加资本过多，按照新的生产规模，原料也会不够。这种情况是由于追加资本不按比例地转化为它的不同要素而导致的。“这是固定资本生产过剩的情况，它所产生的现象正好同第一种情况［即原料歉收时］所产生的现象完全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一旦涉及到再生产过程，由于资本主义各生产部门的各自分离和独立的特点，使得生产的比例失调是必然发生的。
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等人反对普遍生产过剩的“全部难题的基础”是要么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物物交换，而看不到买卖分离；要么将其虚构为有计划的“社会”的生产：“这种生产中，社会好像按照计划，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所必需的程度和限度，来分配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因此每个生产领域都能分到为满足相关的需要所必需的那一份社会资本。”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在于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而劳动，并非有计划的生产，但是特殊劳动又总是必须表现为抽象的一般劳动，并以这种形式表现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这就导致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不容易建立：“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系，它们之间的限度和比例的建立，除了通过经常地消除经常的不协调之外，用别的办法又怎么能够实现呢?”
有一些经济学家承认一些部门的生产过剩，却否认普遍生产过剩。马克思说，不承认这种普遍生产过剩的幻象的唯一可能，就是把商品流通假设为物物交换，即认为一种商品的买者就是另一种商品的卖者，从而总体上生产总是协调的。“可见，这整个遁辞的基础是撇开货币，并且撇开这样一点：这里的问题不是产品交换，而是商品流通，而对于商品流通来说，买和卖的分离具有重大的意义。”
除了资本主义各生产部门的比例不协调之外，马克思还看到了生产和消费、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协调。这是资本自身发展的限制。李嘉图说，生产是需求的界限，而生产的界限则是资本。马克思说，这恰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自身是不考虑需求的，它只受到资本本身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李嘉图没有看到，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不同的。只要人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就谈不上产品过剩，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品过剩是会发生的。因为生产的界限不是需求，而是利润。“至于生产过剩，它只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以生产力为尺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由于资本一方面只受到自身规模的限制而无限发展，另一方面其自身增殖的规律则是剩余价值剥削，因此无产阶级所创造的需求总是有限的，由此，生产过剩是必然会发生的。
从马克思上述对于危机的一般条件的说明中，我们看到买卖的分离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在对各生产部门的比例失调的论述中，马克思指出，除非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有计划的，或者商品流通是物物交换，才能否认这种比例失调。而事实上，由于货币出现所导致的买卖分离，使得私人劳动彼此间独立且分离。有计划的生产，或者买卖的直接统一，这都不是资本主义的事实。而在资本发展有其自身限度的论述中，马克思指出这也根源于生产（卖）和消费（买）的分离。买卖的分离这一危机的抽象的形式上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条件下，不再仅仅只是一种形式，而获得了具体的有规定性的内容，从而获得了实现。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对于买卖分离所导致的危机可能性的论述虽然从流通领域的商品形态变化转向了对于商品的社会形式的特殊性的揭示，指出了商品的质的规定性在于私人劳动必须转化为社会劳动，但还没有提出科学的价值形式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则对价值形式理论有了系统的阐述，同时提出了对于李嘉图价值理论的那个著名的批判，即李嘉图没有从对商品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的东西。在这部分中，马克思指出，作为抽象劳动的价值对象性还不足以表明价值的全部社会内涵，价值更有其它社会形式来表征它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即价值形式概念。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表明：价值，即商品所蕴含的社会劳动的“同一性”维度是无法直接实现的，商品只能通过与另一商品的交换而表现出自身的价值。并且，必须是以另一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征自身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单个商品身上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分离，就发展为一个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两个商品处于等式的不同位置，既表现出价值和使用价值在新的阶段的对立统一，也体现出商品和货币的对立统一关系的雏形。但此时只是简单价值形式，等价物只是偶然充当某物的价值表现形式。但是商品作为商品不同于产品，它并不能容忍自身所蕴含的能够交换的社会属性无法普遍地实现。在总和的或者扩大的价值形式，乃至推进到一般价值形式中，所有的商品都通过与第三种商品相互交换而实现普遍交换，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这第三种商品就可以表现出其他所有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以其使用价值形态充当其他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由此，货币就通过商品因为无法直接实现自身的社会属性而经历的矛盾运动被建构出来了。货币的出现看似可以实现商品普遍交换的社会性，但其实货币只是通过买卖分离的形式使得商品内在的矛盾普遍化了。如果说普遍交换和社会化大生产意味着商品中已经蕴含了抽象劳动的潜在社会属性，那么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则是对这种抽象同一的社会劳动的否定性的实现：因为虽然通过交换，商品实现了其社会性，但这一实现过程又蕴含着新的分离和危机——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意味着买卖的分离和危机的可能性。归根结底，离开概念运动的世界而从社会历史视角观之，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同一性”的社会属性无法真正实现。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分离、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买卖的分离、各生产部门的分离、生产和消费的分离，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定性。它通过资本的增殖不断扩大其普遍性的同时，也最终实现了必然性的危机命运。这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本身的矛盾属性：商品的社会形式不仅是一种普遍交换的抽象同一性，也不仅是一种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属性，同时也是一种危机形式。
三、从危机视阈超越“抽象同一性”维度的理论启示
对于商品的社会形式的探讨不仅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独特视阈，也是当代西方左翼社会批判理论家非常关注的理论维度。但是，对于商品的社会形式理解的不同层次，也建构起这些理论家不同的批判视阈。这些西方左翼批判理论家往往具有两种理论倾向：一种倾向是认为商品的社会形式仅在于由交换价值建构的抽象同一性，而否认其矛盾性维度。很多将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理论解读为一种社会统治机制的学者，都从《大纲》“货币章”中“抽象成为统治”的论点出发，将“货币的权力”理解为资本主义本质性的统治机制。马克思在这一部分强调了货币所造成的社会权力，使得单个人屈从于这种权力统治，从而造成“人的独立性基础上的物的依赖性”阶段的社会特征。这种统治机制似乎本身无解，而人们在现实的客观条件下只能屈从，毫无反抗之力。部分西方左翼学者在这种单向的物的权力统治维度下，放弃了抵抗的信心与解放的希望。这种理论倾向实质上与马克思所批判的李嘉图的错误具有内在一致性。他们都仅仅看到了商品和货币所具有的抽象同一性的社会形式，而没有注意到这种抽象同一性总是以否定性的方式、矛盾性的方式，乃至危机的方式存在于商品和货币中。
另一种理论倾向则认为，商品的抽象同一的社会形式只是一种拜物教现象，资本主义事实上具有矛盾性，但似乎这种矛盾并不来自于商品和货币自身。比如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提出了“抽象空间”的概念。在国家与资本的携手中，通过“交换”的可替换性的同质逻辑，社会空间呈现出“抽象”性质：“如果一个人尝试列举抽象空间的特性，他首先将不得不把它看作是倾向于吸收使用价值的交换中介（必然蕴含着可交换性的内涵）。”“抽象空间的形式化与数量化功能消除掉了事物特性，诸如那些来自于自然的与（历史的）时间的特性，还有那些源生于身体（年龄、性别、种族）的特性也被消除了。这个抽象空间聚合体，其意义就在于，它摆脱了意义之网的束缚，而反过来成了某种超级象征物：发挥出了资本主义的功能。”同时，列斐伏尔也看到了这种同质化的“统一体”事实上掩盖了空间的矛盾：“这个空间，包含着歪曲它并掩盖它的矛盾的一种‘逻辑’。”列斐伏尔意识到这种同质性逻辑并不能完全掩盖和吸收现实中的矛盾与差异的存在，但他并不理解由交换所建构的“抽象同一”其实也具有瓦解这种同质性力量的功能。
事实上，对于商品、货币和资本所蕴含的“同一性”社会维度，马克思其实也做过很好的阐述。就《资本论》的整体阐述逻辑而言，从商品、货币到资本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递进过程，其实也呈现为同一性逻辑的不断布展过程。就商品而言，马克思指出，虽然商品古已有之，商品生产和交换还是资本诞生的历史前提，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它“变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体现出对于所有产品，乃至所有人类劳动的同一化的衡量尺度。人类劳动也在这一意义上获得了“抽象劳动”的社会内涵。这种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征用”，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吸纳”，乃至“劳动力”对“劳动者”的化约，体现出资本主义社会最为表层的社会统治机制。就货币关系而言，它作为商品可以普遍交换的符号化表征，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同一性”机制。产品、劳动可以被抽象化、同质化，但是商品作为私人劳动被承认为社会劳动的过程，必须通过货币的中介。由此，一方面，人们通过货币中介的商品交换建构起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联系；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而货币自身似乎也忘记了它只是从商品的矛盾运动中被建构出来的必然产物，忘记了它必然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据，而以其自然形态行使着能够普遍交换、统一衡量的“同一性”的社会统治权力。在资本阶段，作为资本的货币不仅表征了普遍交换的“同一性”逻辑，而且还凸显为可以自行增殖的资本逻辑。马克思指出，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不在于流通过程之中，而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之中。在这种不断实现剩余价值增殖的动力驱动下，资本成为普照的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自分工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实现了资本对劳动从形式上的占有向实质上的占有的突破，发展出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使得劳动不仅在交换的客观抽象机制中，而且在现实生产中也成为了抽象劳动；从资本逻辑的空间拓展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将所有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为其附属形式，从一个地区拓展到整个世界市场，建构起全球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彻底改写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路向；就资本逻辑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言，它不仅生产出产品和利润，更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体”幻象、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建构机制，乃至渗透进日常生活当事人每一个毛孔的微观统治权力。
“同一性”维度固然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商品、货币、资本的社会形式及其社会批判效应的重要理论维度，但马克思对于这种“同一性”的理解，始终是将其置于与矛盾性和危机性维度的辩证关系之中的。由此，对“同一性”的这种理解便从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资产阶级物化视阈中的“抽象的同一性”层面，上升到了将内在否定性维度包含其中的、具有历史辩证法色彩的“具体的同一性”。部分当代左翼批判理论家的视阈局限正在于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完成从基于抽象同一性的异化批判向基于具体的同一性的内在矛盾运动思路的理论跃升。而当我们把危机的线索纳入对商品社会形式的解读思路中时，这种蕴含着矛盾的具体的“同一性”的丰富内涵便清晰地凸显了出来。
马克思通过将危机的维度纳入对商品的社会形式的解读，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劳动”总是以否定性方式而实现，而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的必然命运。当然，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关系的科学阐述所要凸显的，是危机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实现的逻辑进程。即便在商品中，危机已然是一个萌芽。就这一点的社会批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发现解放的契机蕴含在每一个看似牢不可破的商品（或货币、资本）所建构的“同一性”的客观机制之中。资本的发展过程，从而也是危机积累的过程。资本积累的程度越高，危机的能量就越大。只要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通过生产方式的局部变革而转移危机的做法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当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马克思就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除了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本质以外，在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还具有运用经济危机这种暴力方式来重新实现其经济平衡的重要功能。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商品的社会形式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时，他所要强调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具有必然的、普遍危机命运的判断是基于私有制经济形式的本质特性的，作为其财富元素形式的商品之中已包含了这种危机宿命。而只能利用危机的暴力手段才能暂时缓解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这无疑是对资本主义物化结构表层所呈现出的看似强势的“同一性”逻辑的有力剥离。在此意义上，我们发现马克思的商品和货币理论的社会批判意义不仅在于对货币权力异化的批判，或者是物化社会批判与拜物教批判，更在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危机本质的逻辑批判。
作者：翁寒冰，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