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以来，这一中国方案作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由倡议上升为共识、由理念转化为行动，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国际社会逐渐接受。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让人困惑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当我们倡导在同一个地球村里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时，是否意味着两种社会制度将趋同？对此，我们有必要对“趋同论”进行再分析，澄清人们的思想认识误区，从而更加积极地投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之中。
一
关于两种社会制度趋同的思想可追溯至20世纪40-80年代。“趋同论”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Sehumpeter）、美国未来人类学家托夫勒（Toffler）、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恩（Galbraith, J.k.）以及荷兰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Jan Tinbergen）等。其中，丁伯根的思想观点最具代表性。“趋同论”的主要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相互学习、彼此吸收、慢慢合成，形成新的混合经济。丁伯根发现东欧国家中的南斯拉夫和波兰强调经济领域自治、去高度中央集权、大部分小企业私人化、对消费给予足够重视的特点。他在《塑造世界经济》一书中指出，两制在许多方面是共同的：来自彼此的部分可以合并形成新的混合系统。目前的西方经济是介于19世纪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混合物，经济科学告诉我们，最优的是混合系统。接着，他在《生产、收入和福利》一书中指出，东方国家集团没有最大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西方国家没有最大化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部分被引入东欧经济，计划部分被引入西方社会。在西方经济政策中经济和劳动就业是必须予以考虑的。
第二，为了论证“趋同论”思想的正确，需要给社会主义重新定义。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专指这样一种制度模式：其生产手段和生产过程都受制于一个中央当局，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个社会中，经济事务原则上属于公众而非私人范围。丁伯根声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采取科学研究的态度，用所有可获取的证据去发展新的见解；面对新情况，社会主义概念需要重新归纳。为此，他引用卡尔森（Adler Karlson）的功能社会主义概念来取代科学社会主义者使用的社会主义概念——社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中心特征，社会主义化的过程是生产资料逐个部门地从私人到公有的转化。不是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化，而是被社区管制的功能社会主义化。
分析“趋同论”者的主要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其一，他们强调两制趋同实际上是采用避重就轻的办法。他们强调的“趋同”，如计划与市场、社会保障制度、就业与消费等，是具体经济运行中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机制或体制。两制在这个层面的制度可以做到“同”，这种“同”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就已经开始了，也是客观存在的“同”。其二，对于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根本标志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不同”，他们则采取模糊、回避或者干脆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办法，以便突出他们所谓的“同”，否则，他们就无法做到自圆其说。如果是实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熊彼特提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中央当局必受制于资产阶级统治，本质上还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卡尔森、丁伯根的功能社会主义观点，如果只是部门、社区实行社会主义，全社会还是实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那这个社会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最本质内容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与资本主义制度最本质的区别，无论社会怎么变化，它们是无法做到趋同的。因而，丁伯根等学者提出的“两制趋同”是无法实现的。其三，我们不妨借用英国学者拉卡托斯（hnre 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提到的对科学理论分层的方法来看待两制的“同”与“异”。在拉卡托斯看来，任何科学理论都可以区分为理论硬核——这与库恩（To-mas Kuhn）的学科基质概念类似——和对理论硬核起保护作用的辅助假设和保护带两个部分。借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理论硬核、辅助假设、保护带概念，我们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一步步从低级到高级社会形态的演变、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硬核，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是永远正确的。而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特定时代曾经作出的某些个别结论、个别观点、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等则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辅助假设和保护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对某些理论观点作出调整甚至抛弃。引入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的运行机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用，这并不影响理论硬核的科学性，当然这也就出现了资产阶级学者突出强调的所谓两制趋同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硬核不会与资本主义制度趋同，这是“异”；而理论的辅助假设和保护带部分有可能与资本主义制度出现趋同的现象，这是“同”。
二
以上我们剖析了两制“趋同论”的本质。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我们如何再次审视两制“趋同论”？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要进行分层剖析。首先，从两制国家的制度运行机制看，两制国家彼此借鉴学习的东西会越来越多。邓小平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国家还可以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则可以从社会主义国家那里学习借鉴社会保障制度。再从两制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彼此的经济互动非常密切。大家在开展贸易、金融、投资等活动时，都要遵守共同制定的规则。全球产业链已经将世界各国“串联”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如果某些环节出了问题，整个利益链就有可能受到影响甚至发生中断。各国之间的竞争更多体现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上具体位置的角逐。这即是说在基本制度的运行机制、经济联系方面，两制国家趋同、交叉现象越来越明显。其次，从两制实行的基本制度看，政治上，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坚持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资本主义国家则坚持资产阶级专政；经济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或者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允许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补充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则实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思想上，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则坚持指导思想、价值观多元化。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两制的差别是并存的。可以说，在两制国家实行的基本制度方面，两者是根本对立的，除非资本主义制度将来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否则是永远无法趋同的。
作者：游博 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9年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