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成为全球热议并关注的话题，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科技发展的最高峰，更是因为其有可能超越和凌驾于人类之上，成为替代甚至主宰人而取得主体性地位的智能主体。因此，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人的终极关怀才应是问题的关键。
目前学界对人工智能的社会历史影响研究主要包括两个路向: 一是将人工智能看成是纯粹技术积累的产物，是科学技术创新的成果，进而从哲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伦理学等领域对其对人和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进行审视并给予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对策建议; 二是从一般资本增殖逻辑的角度进行技术批判，探讨其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异化及其扬弃的物质力量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意义。以上研究形成了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探讨人工智能对社会生产方式、人的生活方式和国家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人类思想观念转变、社会政府管理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然而，既有研究大多是从技术史观的角度或一般资本逻辑的角度进行的，前者把人工智能看成一个既定的科学技术事实来探讨其发生作用的领域和应对策略，缺少了人工智能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维度研究; 后者一般性地将人工智能看作资本逻辑控制下的科学技术积累和发展的结果，甚少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本身的再生产过程加以讨论，更少触及人工智能在今天资本增殖逻辑中的作用机理。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人工智能是固定资本之最新物质存在形态，具有物质存在和社会存在双重内涵。就前者而言，人工智能是人类智力对象化之合乎历史规律的必然发展，是人的具体劳动的积累和科技发展大势所趋; 就后者而言，人工智能作为固定资本在当代的最新物质呈现方式，不仅仅是技术存在物，还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因此，考察人工智能的社会性质需要从三个层次展开: 第一，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存在物，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结果，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新的特征; 第二，在以人工智能为新生产力要素的物质再生产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资本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且出现了这种关系再生产与生产的矛盾，并在这种矛盾中必然地再生产出使资本关系解体的物质条件; 第三，正是在人工智能这种新的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在新型资本关系不断再生产出它自身的界限的过程中，发生着生产方式转化的辩证法: 人类社会的解放和劳动的深度异化，它们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由此，我们才能深入到社会历史性中去考察人工智能的现实和未来意义。
人工智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重塑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作为以高新科技面貌出现的人工智能与其他技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具有“智能”内生性和自我生成的特征，这使其具备了成为“智能主体”的根本条件，进而可能达到与人平等的主体性地位，甚至超越乃至替代人，主宰整个人类世界。这足以超越之前任何技术革命对人类的影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度来讲，人工智能的应用符合了资本关系自身重塑的要求。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全面替代了人，也就消除了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从而形成没有人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而在社会生活领域，人的生物特性和人之为人的生命特性在人工智能的控制下全部被纳入资本增殖的领域中，因而重塑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因此，对人工智能社会性质的考察首先要澄清人工智能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这种新型资本关系的形成过程。
首先，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技术存在物，是固定资本之最新形式，这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固定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资本主义简单协作阶段，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还只是以劳动资料的形式，只是作为人的有机体的工具而存在，“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到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分工占统治地位，出现了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但这里的机器还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工人不是根据自己的才能跟工具相结合，而是完全服从于资本的需要，机器和工人按照主观的原则进行分工，成为整个生产过程中局部的工具和局部的工人。到了机器大生产阶段，机器体系与机器之间一开始就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人降为机器的从属部分，以物质形式存在的机器体系同时表现为价值增殖的手段，表现为由资本的发展所决定的特殊阶段上的存在形式，即固定资本。而固定资本的产生， 是“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标志着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只有到了这时，“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工业革命至今，固定资本的物质形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经历了从蒸汽机、电力到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后，又迎来了人工智能这一最新形态。
其次，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危机不可调和的产物。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三起三落，其兴衰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本质性联系。人工智能是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其根本社会背景是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人工智能的产生契合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和新增殖空间拓展的要求。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的图灵受其在二战中协助英国破译德国通讯密码的启示，于 1950 年提出了图灵机的设想，
并发表了《机器能思考吗》的论文，奠定了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1956 年，麦卡锡在达特茅斯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人工智能概念。1973年，由于人工智能技术长期未取得任何有历史意义的成果，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大幅缩减，其发展陷入僵局。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而导致的利润下降及资产贬值问题，让资本不得不另寻增殖道路。加之专家系统在医疗、化学、地质等领域取得成功，推动人工智能走入了应用发展的新高潮。自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启动了工业回迁和再智能化的发展战略，并且积极推动高科技的市场化应用。“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泛在感知数据和图形处理器等计算平台推动以深度神经网络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人工智能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的新高潮。可以说，六十余年人工智能的起起落落与资本主义国家调整自身发展战略而出现的规律性发展轨迹是同步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矛盾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亦得到体现，这也是资本利用科技和政治权力不断寻求新的增殖空间的尝试。
最后，人工智能的背后逻辑是资本增殖逻辑。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科技和资本联姻的产物，某种程度成为替代科技的副本而发挥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马克思讲到: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与 1973 年之前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国家政治权力不断寻找可供金融组织附加其上的科学技术进行金融盘剥。人工智能的出现在肯定的意义上成为推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驱动力，重塑了整个人类生产、劳动的基础，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智能化时代，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发展。但在否定意义上，人工智能成为金融资本主义在国家权力庇护下进行金融投机和对广大人民“割韭菜”的新的着力点。人工智能作为新的科技武器凭借其对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颠覆性影响而成为资本主义进步强制逻辑的帮凶。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就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手段和工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穆勒认为机器发明减轻了所有人的辛劳，机器的这种效果“绝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马克思还指出，在现代机器大工业中，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我们在前面已指出，人工智能是固定资本（劳动资料在大工业时代的形态）在当代的最新物质形态，而采用人工智能“一开始就同时是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发挥作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在一开始就是资本增殖在逻辑上的必然产物，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固定资本之最新形态。在整个过程中，人工智能本身并不会排挤人，也不会造成人类的伦理危机和末日危机，但人工智能的资本化应用会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因 此，我们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辩证地、具体地、历史地看待人工智能产生的特定社会语境和社会关系，对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资本关系再生产的过程给予深入的再思索。
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人工智能再生产出新型的资本关系及其内在矛盾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资料就其本身（使用价值）发展的形态来说并不仅仅是自然的状态，它还是“由资本的总过程决定的特殊的资本存在方式———表现为固定资本”。对于当代人工智能的资本占有性质来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对于这一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早已为我们指明了方法。在《资本论》第 1 卷中，马克思把对机器的论述放在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区别于他在《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将这一部分放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的做法。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扬弃了从分工（机器大工业）角度区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做法，转而从生产方式的改变及其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的角度来区分二者，人工智能作为资本主义获得的新的生产力，在改变其生产方式的同时，也生产出资本主义新型的生产关系及其内在矛盾。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生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首先，人工智能使生产过程具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识”，并改变了人类的工作制度。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两种根本性质的劳动过程，认为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一般规律，是资本把劳动作为自己增殖的一个要素和环节，而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则意味着劳动生产的过程及其由生产劳动所决定的整个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与之前资本主义一切生产力变革不同的是，人工智能全方位、颠覆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劳动过程的物质基础，从人的智能作用于物转变为人创造的智能物作用于物，超越了马克思当年以自动机为动力、包括工具机和传动机构在内的自主运转的机器体系，成为具有一定程度“自我意识”的智能机械体系。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现代工厂制度将逐渐被后现代基于“人力云”( human cloud) 基础上的自由工作制度所代替，结果是，一种更加深层的奴役来临。社会生产过程分解成为几乎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自主联合和计划，以“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整个生产过程建立在具有一定自我意识的智能化系统和智能机器人的基础上，工人甚至不再是死机器的活的附属物，而仅仅成为一种形式上可有可无的东西。工人之间的区分，消除了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差别，而仅仅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劳动过程似乎与工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完全脱离了联系。
其次，非物质生产成为新型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生产的主要劳动过程。人工智能的出现在一般意义上实现了马克思当年预想的体力和智力分离的结果，但是又出现了马克思当年没有预料到和不以为然的劳动过程再智力化的情况。虽然马克思也提及过非物质劳动，恩格斯也提出了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概念，但马克思终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并断言，完成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劳动与智力的分离，只有到未来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实现再度融合。然而，这一现象在后福特时代已然实现，非物质劳动瑏瑦取代了物质劳动，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的主导形式，但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却尚未实现。西方国家出现的非物质劳动形式和劳动过程再智力化现象与西方生产转向是密不可分的。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后盾，于是纷纷启动了建立在本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基础上的“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强调与传统工业社会经济发展类型的差别，强调计算机、信息、人工智能等智力因素加入生产过程的作用，智能因素和人类所特有的情感、沟通等要素分别赋能物质生产过程与非物质生产过程，成为资本增殖的新动力。在新的生产形式下，资本在劳动过程中隐藏起来，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外表，成为每个人明确感知到但仍主动受其蚕食的力量。这也显示了资本主义强大的再生能力。
最后，人工智能必然再生产出资本关系解体的条件。马克思虽然认为科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但是马克思同时也明确将机器本身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区分开来，“科技不花费资本分毫”。非物质生产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这一连续过程的当下呈现，而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则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在此，我们仅就资本主义再生产与生产本身的矛盾进行分析。从资本本身来看，必要劳动时
间构成了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时间中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必定大幅压缩甚至消灭必要劳动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在工人必要劳动时间压缩为零的趋势下与工人同样为零的消费能力相冲突，严重阻碍了剩余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资本通过人工智能这种生产手段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相对剩余价值，而一旦达不到这种目的，资本家就不会采用人工智能这一技术，进而导致资本主义有条件地发展生产力和这种生产力发展的绝对趋势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财富尺度的层面来看，人工智能的应用必然使“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表明，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地使社会财富的尺度由劳动时间被社会生产力即社会个人的全面发展所取代。然而，资本
主义的生产本身就是建立在以价值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前提下的，这是资本主义得以维持自身的最后阶段和最重要基石。这种矛盾表现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创造出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社会财富的同时，却又使其所推动的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劳动时间降格为仅仅起到统计单位作用的次要因素，这种发展的必然后果是“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在为资本生产出丰富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不断地生产出废除这种衡量财富尺度的标准，使资本生产的前提和后果的矛盾发展到不得不扬弃自身的阶段。
从一般利润率的变化来看，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得“同数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辅助材料转化为产品，也就是说，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把它们转化为产品”。这一趋势发展到极限状态，并使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 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在此，马克思其实暗含了一个明显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必然带来一般利润率的不断下降，任何手段都不可能阻止这一规律的发生。一方面，一般利润率的下降逼迫资本不断转换生产的主导领域，不断寻求能够获取利润的生产方向。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促使今天的资本对人的控制已经不再单纯停留在身体的操控上，而是深入到劳动者的心灵、智力、语言和情感之中，实现了对劳动者整个生命的全面操控，这就进一步压缩了资本增殖的未来发展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增殖的有限性发生冲突的最新表现。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使资本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在对人和劳动的压迫发展到极限的同时，又蕴含了资本覆灭的终极命运。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生产力的绝对命令和通过不断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保持现有资本价值及其增殖的矛盾运动中，必然牺牲了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人工智能不仅加速着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矛盾，同时也不断描画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界限和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前夜最有力的推动力量。
解放与异化: 生产方式转换的辩证法
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新型的资本关系在其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必然通过经济危机等方式牺牲已经发展出来的强大社会生产力来保存自己，这与其极力发展劳动生产力以获得经济利润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具有极强的张力: 一极是作为解放的物质力量，另一极则是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完全的异化。具体来讲，人工智能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的物质呈现方式图景中和生产的组织方式中同时消除了人的因素，这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共产主义方向和资本主义异化同时加剧。
一方面，作为人的智能这种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现实存在物，人工智能不断丰富和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并使其在不断展开的历史进程中全面发展起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信息和知识成为生产力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要求人类智能从单个的社会中的个人集中于作为社会全体的人类智能库，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信息和知识流通的阻碍和人为的垄断; 资本增殖的要求不得不以信息和知识的非排他性这个根本生命力为前提，生产资料使用权的意义超越所有权并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取得优先地位;共享理念成为共识，形成新的经济模式，由此，生产资料公有制初露端倪。而智能技术、智能交通和大数据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结合，促使全球自然资源、技术、资本和人力等资源的使用与调配全部由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来进行，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计划性。同时，智能化和信息化使得人们的交往活动和市场交易透明化，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变得透明、平衡和高效，这就要求实施市场需求的计划经济。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和生活领域中的全面应用，将在根本上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为人类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出必要的物质需求; 工厂中的生产由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代替，人类从各种重复的、危险的和无趣的工作中脱离出来，极大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为人类的自由活动、全面发展、创造性劳动和艺术性生活创造出自由时间。同时，工人阶级借助人工智能实现最深入的社会交往，使得具有相同生产环境和生活结构的无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团结起来，并具备了明确自觉的阶级意识、政治诉求、物质力量和战斗素质，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奠定了阶级基础。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资本化应用将进一步增强生产过程的神秘性，增加现代性的复杂性，产生深度剥削、异化和不平等。首先，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消除了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进而也消除了生产过程中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关系。这表明，没有劳动产品的广大劳动者成为人与自己劳动产品关系异化的最大的虚无。此外，当代互联网公司利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用户的免费劳动( 数字化劳动) 为自己创造利润，并无偿占有所有数字化劳动成果。而人工智能技术专家或知识生产者不仅由于其劳动成果被所属公司以知识产权的形式无偿占有而遭受剥削，且一旦其离开生产领域就立即进入了被人工智能控制的生活领域，受到自己劳动产品的奴役。其次，消除了人的因素的物质生产过程同样消除了人们将自己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途径，人们在物质生产领域无法肯定自己，甚至无法直接接触到生产领域; 而非物质生产过程又被劳动者看作自己目的的手段，以无感的方式否定了将人的精神对象化的过程。以智能内生性和自我生成为特征的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智能的浪费，甚至退化，原来作为肯定自己的物质生产过程变成了否定自己的过程，而新的数字化劳动过程又以虚无的方式被数字化劳动者贬低为手段。再次，人工智能以完全理性主义的原则对人类生产生活进行渗透，其结果是将人的类本质驱逐出实践的领域。世界的运行必须按照人工智能系统已经设定好的路线或根据某种原则新设立的路线进行，这就将人的激情、人的自由的个性的张扬贬低为纯粹个人感性的偶然因素，将人当作非理性的动物放入“全景式监狱”中进行监管。那个原来既作为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的身体，又作为人类艺术和审美对象的自然界，现在被当作纯粹有待加工的质料库，因而也就将作为人类生活和人的活动的审美和艺术打发为个人癖好或多余的东西。同样，作为人在其中肯定自我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那种丰富的创造性的类生活在人工智能的控制下变为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导致人的类生活异化的同时也把没有激情、自由、创造性的活动变成抽象的和异化的类生活的目的。最后，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高新技术在全面渗透人类社会生活的同时，以一种对人来说无感的方式隐匿在人与操作界面之后，生产过程以完全理性和不可见的方式呈现，导致人同他人的交往、人的自我生成必须通过人工智能的中介才可以实现，因此，在人工智能生产方式下的人对自己的劳动的空疏本质、对不产生劳动产品的异化的生命生活的关系决定了人同他人的间接和抽象的关系。而在非劳动生产领域和“全景式监狱”生活方式之中，智能生产方式同样导致了以空疏的方式和关系来生活的人与同样无思想的他人一同被规定和被降格为思想或精神的无产阶级地位。智能生产方式导致的异化在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再生产出更深层次的异化，最终生产出无物质生产的人和无思想生产的阶级。
从以上两方面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人工智能不断丰富着人类的需求，使人类的本质力量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展开，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准备了物质基础、制度雏形、阶级力量和自由时间; 另一方面却不断地使剥削的秘密隐匿化并使世界抽象化，同时将人们的受剥削和压迫感削弱化，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无穷的力量(通过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满足几乎所有的愿望) 和无限的无力感(对资本的反抗感到无从下手，并没有物质的力量可以掌握)。
辩证把握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人工智能的资本化应用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并不能天真地归咎于人工智能本身，更不能以此来反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就目前来看，人工智能本身并不能超越和凌驾于人类之上，也不能威胁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人工智能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在认识论上，那种盲目的技术灾变论和同样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对于社会现实发展来说都是无益的; 在方法论上，坚持在发展中扬弃的原则，既要积极地发展人工智能，又要消除人工智能的资本化带来的弊端，并根据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和社会关系不失时机地促成历史的变革。
第一，人工智能重塑和提升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和人的生物存在方式。人工智能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持续调整，使人们从旧式分工中解脱出来，催生了基于兴趣、生活和职业规划的弹性工作模式; 自由时间的增加，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可能。人工智能与基因工程和人工装置相结合，将推动人类从纯生物性质的自然人发展为生物和物理双重改变的新物种。
第二，人类主体地位受到挑战。首先，人工智能的出现打破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唯一主体地位，逼迫人类重新思考人是什么以及人的地位问题。其次，人工智能技术背后的算法和信息传播技术本身会增加人类接受信息的片面性，使得人类的知识构成和价值观念发生改变。最后，算法霸权和人工智能的资本化应用会导致新的社会不平等和大多数人的极度贫困。
第三，坚持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发展人工智能。一方面，现实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仍然要借助资本的力量发展人工智能。因此，就要防止在人工智能的设计、生产和使用中混入资本的原则，尤其防止将算法和研究者自己的歧视和偏见隐蔽于编码之中。另一方面，要实现人工智能的开放共享。防止人工智能的私人占有和使用所带来的垄断和不平等问题，同时扩大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范围。
第四，人工智能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示范作用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短短四十年内经历了前三次工业革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混乱交织的被动型冲击式技术潮。我们应该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予更加深入的思考，尤其对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制造业发展战略的整体实施路径等问题给予重点关注。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和人口优势，如何在人工智能背景下进一步巩固而不是削弱这种优势是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将制造业的模块化生产与人口优势相结合，将人口优势转化为创新人力资源优势等。因此，要在实现城镇智慧化与实体经济融通发展、提高包括网络安全治理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的同时，消弥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人才体系内部贫富差距等问题，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作用。
都超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袁健红：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