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 万减少到2018 年底的1660 万，累计减少贫困人口8239 万，农村持续性贫困状况得到缓解，区域性整体减贫已取得巨大成效，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自此，全国扶贫事业进入“后扶贫时代”。
不同于脱贫攻坚“上半场”中整体推进、全方位铺陈的“大会战式”集中性减贫治理，“后扶贫时代”的减贫治理在于聚焦全国整盘的脱贫攻坚工作，尤其是在中西部贫困农村脱贫行动中遗留的“硬骨头”和出现的“新问题”。贫困治理实践所面临的诸如贫困人口“深度贫困”、高返贫态势，脱贫产业“规模小、低水平、同质化”难以应对市场风险，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羸弱”等一系列问题，共同构成了“后扶贫时代”反贫困治理的最大拦路虎。在此背景下，如何在“精准脱贫”的基础上，建构一套稳定、有效、可持续的新型综合扶贫治理体系，既实现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又实现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成了“后扶贫时代”最重要的议题。
一、文献回顾
在反贫困治理实践的“镇—村”场域中，习近平在湘黔地区考察时提出的“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精准扶贫模式”在全国各地得到的实施。各地在实践领域又探索出“综合生态保护扶贫”“电商扶贫”“乡村旅游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等诸多扶贫模式。与之相伴，“镇—村”场域内各类扶贫资源配置的复杂图景备受研究者关注和讨论，具体如下。
从治理工具来看，反贫困技术治理工具的广泛运用与非技术治理工具的实践推广确保了扶贫资源流向具体范畴。技术治理工具既包括地理信息技术( GIS) 、大数据( Big Data) 在内的诸多具体科学工具，它们被应用于精准扶贫数据外业采集、精准识别贫困户、实时监测扶贫开发、脱贫工作开展状况等宏观治理方面，又包括精细具体的扶贫日志、台账、记录表、贫困户档案等数字化的指标体系和程序化的管理方式。但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因过分依赖技术指标而导致的脱贫工作异化，也让人们开始反思技术治理工具带来的风险和弊端。另一类是非技术治理工具的实践推广，典型是在贵州、福建、广西等地的减贫实践中已经取得较好成效的“干部驻村”“包村”“部门联村”等驻村帮扶的制度工具。该类治理工具被广泛用于整合扶贫资源、激活村级组织建设、改造贫困文化，以确保贫困户保质脱贫、贫困村按时摘帽验收。还有一类是脱贫攻坚过程中“送温暖”“走访慰问”等情感工具，注重反贫困治理的情感维度，以思想教育、心理劝解、情感压力的方式调动贫困户脱贫的意愿。在扶贫资源配置中，这两种治理工具都已经成为确保资源有效利用的重要渠道。
从扶贫资源流动逻辑来看，扶贫资源既受乡镇政权的偏好影响，又被农村基层社会的精英俘获。在扶贫资源“下乡到户”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由于乡镇政权直接承担层层加码的扶贫压力，扶贫资源给付、扶贫项目实施中往往会形成“选择性治理”的行动偏好。包括村干部、种养大户在内的乡村精英通常又契合了这种偏好，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共谋”成为可能。他们对扶贫工作的“打折、变通”、对帮扶资源的“截留、分利”，是引起扶贫靶向失准的主要原因。同时，研究者还注意到，帮扶项目、各类扶贫资金的真实目标群体实际上处于权力和信息的边缘，村内精英群体对关键信息的把控截取引致“精英俘获”现象。农村少数精英群体俘获大量扶贫资源及其他诸多原因导致产生反贫困治理的“内卷化”——大量扶贫资源沉没浪费、贫困户发展动力欠缺、村庄内部矛盾激化。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专门讨论了驻村干部、村干部在精准扶贫中所具有的“实践权力”对扶贫工作开展的影响，指出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实际上映射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和治理权威的缺失与不足。
扶贫资源是推动中西部贫困地区振兴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如何确保扶贫资源靶向精准是地方政府和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但学界既有反贫困治理研究仍沿袭自税费改革以来中央政府“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宏观政策下的资源争取、资源下沉、资源分配逻辑，并未对贫困农村的现实状况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的脱贫发展加以总体性把握。有鉴于此，本研究认为，“后扶贫时代”的减贫治理，应首先剖析打工经济兴起和城市化迅速推进社会背景下中西部地区贫困农村的具体现实，再寻求实现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村庄经济振兴发展的治理策略。本研究基于对晋东T 市H 镇的考察，拟明晰“后扶贫时代”中西部地区贫困农村现实困局，探求其背后制约可持续脱贫发展的因子，尝试为中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的脱贫攻坚找到一条较好的阐释路径。
二、反贫困治理的三类基础性要素: 一个分析框架本
研究根据卡尔·波兰尼关于生产和分配秩序的观点以及学界对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按照资源供给原则的差异，将“镇—村”场域反贫困治理的三类基础性要素划分为公资源、共资源、私资源。其中，公资源体现了公共部门的再分配原则( redistribution) ，通常指来源于政府公权力部门( Public Sector) 的项目、资金、政策配套等资源要素; 共资源体现了社区的互惠原则( reciprocity) ，通常指农村社区( rural community) 内部家庭共同体、邻里支持网络所赋予的凝聚力、社会资本等资源要素; 私资源代表着市场的交易( truck and exchange) 原则，通常指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公司等营利性组织提供的资金、发展机会等资源要素。这三者共同构成中西部贫困农村反贫困治理的三维调适框架(见图1)。
图1 中西部贫困农村反贫困治理的三维调适框架(作者自制)
具体而言，“私资源”的划分更多地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市场逻辑对基层治理资源的补充。“公资源”“共资源”的划分源于明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演进中，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相互妥协、衔接、共存的基本机制。在差序格局的传统熟人社会中，“共资源”历来具有较强的自助能力，而“公资源”往往却因下沉能力和渠道受阻而影响力有限。从合法性角度上看，三类资源均具备为贫困地区带来脱贫致富社会期待的行为合法性，符合精准扶贫国家战略对多元主体参与扶贫要求的法律合法性，拥有促进当地扶贫开发、改善贫困户收入状况、提高当地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等方面的绩效合法性。本研究认为，包括贫困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反贫困治理具体措施，不是一种外在的、先验的确定性存在，而是“公资源、共资源、私资源”三者组合、调适产生的治理资源配置结果，进而持续地影响反贫困治理的有效性。
三、案例深描: 晋东T 市H 镇减贫治理困局
本研究者因参与所在高校“校地合作”项目，前往晋东H 镇挂职锻炼，对H 镇12 个贫困村进行了3 个月的田野调查，亲身体会了“镇—村”场域贫困治理实践。为此，本研究尝试通过案例深度描写，厘清H 镇所辖贫困村中“公资源、共资源、私资源”状况，以H 镇的12 个省级建档立卡贫困村为观察窗口，归纳贫困地区在可持续脱贫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普遍性、相似性特征，勾勒出“后扶贫时代”减贫治理困局的整套图景。
(一) 资源型农村转型困顿，“公资源”输入尤为迫切
H 镇贫困村所在的东山山区为富矿区，拥有石膏、煤炭、大理石等多种矿产资源，曾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其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远远高于周边。随着一系列矿产开采严格政策的颁布，H 镇辖区内的中小矿场陆续关停。原来因矿而兴的富裕村日渐衰破，村庄的发展复归到以畜牧业和种植业为主，村集体经济变得普遍羸弱，这12 个行政村在2014 年被纳入省级贫困村行列。H 镇政府2017 年统计数据显示，H 镇12 个省级贫困村的村级经营性收入统计中( 除政府转移支付所得) ，仅有1 个村收入在5 万元以上，2 个村收入在3 万元—5 万元，9个村是集体经济空壳村。“没有产业”成了受访村干部提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矿关了后，现在什么产业都没有，说是种植业为主，其实村民就种点苞谷、谷子，也就是赚个口粮，基本是没发展。大部分还是去山下( T 市区) 打工经商去了。村庄没发展，你书记和村主任就没有威信，工作就难落实，更别说要留住人了，这也是人之常情。( 访谈记录20180722 MJJC)
由于H 镇贫困村受资源型产业转型的影响，村级财政“空壳化”成为常态。这让H 镇12 个贫困村扶贫开发主要依靠省专项扶贫资金和T 市财政配套资金。近3 年来，各级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2000 万元，为12 个省级贫困村提供危房改造、医疗保障、技术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成为缓解当地深度贫困状况的主要方式。随着T 市以“一村一品一主体”为抓手、以龙头企业为引领，提出加快建设生态扶贫示范区，T 市林业局等对口帮扶单位为诸贫困村引进的15 个帮扶项目相继落地，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诸贫困村极度贫困状况，推动了村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正向发展。然而，据入村调研反馈，H 镇小杂粮、山猪、肉驴、中药材等“一村一品一主体”的特色产业扶贫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农家庄园、特色村寨等乡村旅游也尚未发挥带动贫困村脱贫增收的“金钥匙”作用。整体扶贫项目建设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在提升贫困群众收入水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
就我了解的扶贫项目而言，外村的养猪产业发展得不错，孟村组织了一个果蔬合作社，基本上以种些平时吃的蔬菜为主，规模比较小，东村养的肉驴、果树得过几年起来……差不多就这些了，目前这些都是才动员起来的，你说要给贫困户带来多大收益，这个还得看，但至少贫困户每天打工，哪怕是锄草一天也有80 块钱收入嘛。( 访谈记录20180723 ZFNZ)
总之，原有依赖矿产资源开发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消失，现主推的畜牧业、种植业、旅游业等脱贫产业发展尚未成熟，这让H 镇贫困村在“后扶贫时代”的发展状况愈加严峻———贫困户呈现一种低水平维持型的生活状况，贫困村集体经济呈现普遍羸弱发展状况。目前看来，持续的“公资源”输入仍十分迫切，在形式上，“公资源”输入建构了国家“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承诺; 在实质上，“公资源”下沉则是扭转贫困地区持续贫困状态的基础条件。
(二) 持续性人口空心化，“共资源”推动乡村发展乏力
中国农村原子化、空心化是一个包括资源环境禀赋、农业生产发展、城镇化与工业化推进、居民生计多元化转型等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口的空心化是最典型的表现形式，集中体现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离土离乡。这导致农村人口下降和农村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H 镇统计数据显示，就人口规模而言，H 镇12 个省级贫困村现有户籍人口3260 人，常住人口约1200 人，常住人口比重约为35% ( 截至2017 年12 月) 。除董家村、山沟村、孟家村外，包括山岩村在内的剩余9 个村庄的常住人口比重均在40% 以下，西家村常住人口甚至不足10% ( 见表1) 。
表1 2017 年H 镇12 个贫困村人口统计情况
单位: 人
数据来源: 综合H 镇统计办和入村访谈所得
该区域小煤矿、石膏矿场陆续关停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陷入停滞、居民收入减少，人口大量外出务工的状况一直持续至今。打工经济已成为普遍的家庭再生产方式，外出务工谋生几乎成为所有青壮年劳动力的理性选择，留守于村的群体大多是年长体衰的老人、劳动能力较弱的妇女儿童，他们留居在村承担最基本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半工半农、以工为主”成为贫困村中农户维持家计模式的主流。留守人口劳动力贫弱、能力有限，只能在矿场关停后回归生产经营效率低下的旱作农业传统，呈现小农经营与贫困状况高度重合的状况。受访的一位年长的党支部书记这么说道:
咱们张村在20 年前那可是被称为“小香港”，当时每天上山挖煤就有好几万人……但现在村子里只剩下“老的”“病的”和“小的”了，青壮年基本都出去打工了，矿关停后这里啥也没有，基本倒退了20 年，留年轻人在老家种粮食也不现实，主观上你帮不了别人还害了自己(无奈状)。( 访谈记录20180820 MJJS)
尽管有务工经济补贴，但这些贫困家庭仍只能维系基本生存，缺乏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近年来，尽管H 镇在推动各贫困村街巷硬化、村级组织阵地建设、煤改电(气) 供暖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但H 镇党委、镇政府主推的特色农业扶贫、旅游扶贫等扶贫项目却未能得到积极响应。青壮年劳动力依旧外出务工补贴家用，留守在村的贫困农户对于扶贫产业项目大都表示观望，部分甚至是采取排斥态度。部分已落地项目运维管理十分困难，村庄脱贫攻坚工作陷入僵局，让扶贫干部深感疲惫和压力。正如H 镇扶贫办一位负责干部所说:
为了生计，他们没法，年轻人有点想法的都出去了，你这儿的扶贫产业留不住人，你满足不了他们的经济收入，你叫他们怎么回来? 基本上留在村里的都是妇女和五六十岁的老年人，种点东西也是为了饱腹，你让他们去种小杂粮搞特色扶贫产业还是不现实，锄头都抡不了两下(焦虑状)。(访谈记录20180820 ZJHC)
H 镇贫困村人口空心化的趋势让农村社区实质上趋于解构，农村社区的“共资源”显得严重不足，社区内生力量羸弱。这不仅使得村庄形态呈现出村内常住人口显著减少、农业耕地撂荒、农村聚落“外扩内空”、村庄空废化的整体状况，而且让村庄社会变成“无主体的熟人社会”( baseless society of acquaintance) 。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呈现村内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以及熟人社会周期性重现的社会状况。不难思考，伴随着脱贫主体流散分化、村落共同体破碎失效而来的是贫困村脱贫集体行动能力的弱化，社区内生“共资源”推动持续脱贫发展显得十分乏力。
(三) 地理资本空间缺憾，“私资源”进入村庄治理遭受刚性约束
Jalan.J 和M.Ｒavallion 提出“空间贫困”( SpatialPoverty) 和“地理资本”( Geographic Capital) 的概念，揭示了地理区位对于贫困区域发展的吸引和排斥作用，分析了地理空间内部自然、经济、文化等资源分布对贫困的影响。根据这一理论，结合对H 镇贫困村的观察，从自然地理空间禀赋看，H 镇12 个省级贫困村所在区域地处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灌溉、生活水源均存在严重不足，地貌为土石山区且海拔较高、沟壑纵横( 800 米至1500 米) ，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农业优质耕地较少，直接限制该区域第一产业发展潜力。从地理区位看，H 镇12 个省级贫困村连片分布在镇域东部山区地带，既远离晋中盆地的交通干线要道，又远离H 镇广州街附近场镇地带的主要经济中心，这种边缘化的地理区位让其产业发展处于弱势地位。再者，该区域长期受以煤炭、石膏、硫铁矿等资源开发加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和粗放外延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环境污染问题、次生地质灾害问题十分突出，贫困村所在区域整体自然环境状况不容乐观。可见，这种地理资本的空间缺陷直接影响着H 镇脱贫攻坚任务的持续推进。
近年来，H 镇12 个省级贫困村在卫生室、主干道硬化、垃圾池、公厕、村旁绿化、村庄亮化、饮用水保障等方面实现了全覆盖; 同时，H 镇党委、镇政府大力推动招商引资以促进各贫困村扶贫开发，着重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H 镇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较快。然而，在调研中发现，尽管省市相继出台了多项融资、税收优惠政策，并提出“百企帮百村”的精准帮扶号召，支持引导外部企业参与T 市贫困地区精准脱贫事业，但限于H 镇东部山区诸贫困村自然地理条件、地理区位、环境状况等自然地理禀赋先天缺憾，经济要素自发流入的代价高昂，让具有强烈赢利冲动的以社会资金为代表的“私资源”进入H 镇12 个省级贫困村进行商业开发的刚性阻力仍旧较大，贫困村经济发展机会仍十分稀缺。正如H 镇党委书记介绍:
脱贫攻坚行动三年以来，党委政府招商引进的“结对帮扶”企业在推进我镇贫困村脱贫产业建设、提供贫困户就业岗位等方面的确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企业的投资力度还是比较小，企业的扶贫项目投资意向、盈利能力还是普遍偏弱，这主要是因为“先天不足”———建卡贫困村太偏僻、自然环境交通条件的各项限制太多，让企业怎么进来赚钱? 企业进不来，让贫困村怎么脱贫发展? ( 访谈记录20180820 ZCYZ)
总体来看，H 镇东部12 个省级贫困村受地形地貌、地理区位、历史发展条件等地理资本要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风险因素，村内人口规模普遍偏小且逐年减少的多重影响，不仅直接拔高了“私资源”等经济要素流入反贫困治理场景的成本，而且限制了贫困村庄经济要素聚集能力、产业持续发展的能力。地理资本的空间缺憾和市场选择的“马太效应”让“私资源”进入村庄治理遭受刚性约束，共同塑造出贫困地区的“原发性”深度贫困状况。这种状况是“后扶贫时代”亟待攻克的“硬骨头”。
四、减贫困局的突破策略: 多中心治理
“后扶贫时代”中西部地区贫困农村减贫治理的实践，呈现“私资源”进入困难、“共资源”严重欠缺、依赖“公资源”下沉的同构性特点。这些特征为中西部贫困地区现行“因户施策、逐户施策”等普惠型扶贫措施未能带来持续脱贫效果的边际改善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机制。本研究认为，建立以“公资源”主导保障、“共资源”和“私资源”参与统筹的多中心治理扶贫治理体系，最终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耦合衔接，是“后扶贫时代”推动中西部地区贫困农村经济良好发展、社会持续进步的关键。
(一) 制度触底嵌入，确保“公资源”制度性供给
由于贫困地区、贫困群体处于资源要素禀赋、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弱势地位，减贫治理出现“市场失灵”。这时，“公资源”因具有符合国家政策倡导、符合贫困地区脱贫期待的行为合法性，且具有带动贫困村脱贫致富的强绩效合法性，成为中西部贫困地区脱贫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因此，在精准扶贫这一动员型反贫困运动下，应进一步发挥政府等公权力部门推进扶贫工作的主导作用，形成以公权力部门统领的反贫困治理网络，通过“公资源”的制度性供给扭转中西部贫困地区深度、重度贫困的状况，充分发挥“公资源”整合体制内部、外部资源的优势。
具体而言，在行政体系的组织衔接上，各省区市扶贫主管部门应扮演好高位协作的角色。不仅应凸显其在协调农业、民政、交通、卫生等各层级条块部门的功能，尽可能减少组织内部协调成本，防止因各层级条块部门的碎片化运作带来治理成本的成倍上升，而且应根据各层级条块部门帮扶资源的资产专用性特征，如卫生部门善于联通各层级医疗卫生资源、交通部门易于整合区域内各级交通干线网络，尽可能将各类扶贫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合力，“打包成捆”下沉到村。在反贫困具体操作层面，应充分推广“干部驻村”“部门联村”等非技术治理工具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优良经验，推动帮扶资源触底实践，规避扶贫资源在“镇—村”衔接中因信息不对称等漏洞导致的“选择性应付”和“精英俘获”现象。此外，在制度建设上，“后扶贫时代”减贫治理还应探索建立完善包括大病保险、慈善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针对贫困群体的各类兜底保障机制，优化扶贫政策，推动持续脱贫。
(二) 壮大集体经济，增强“共资源”自持能力
人口空心化原子化趋势下的、沿袭小农经营的留守贫困户实际无力承接超大规模的“公资源”压缩下沉，“因户施策”等普惠性扶贫手段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村劳动力的生计方式。H 镇的调研也印证了这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子化的贫困户个体落后的生产方式、分散的经营方式、低效的劳动生产率使得贫困人口抵御市场风险、抵御社会风险能力非常有限。进一步说，脱贫实践中遭遇的贫困户观望心态、“等靠要”思想，实质上是贫困个体避险逻辑下的理性选择，从而间接导致了“后扶贫时代”贫困村低水平维持型的发展状况。因此，做大做强集体经济，提高贫困户的生产收入水平，才是实现农村社区公共性再生产、增强“共资源”自持能力的治本之策。
具体而言，中西部贫困农村首先应深挖本区域内地理区位、环境气候、资源条件、交通基础设施、人口状况、文化传统等发展的基础性禀赋要素，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脱贫攻坚和产业发展策略，发挥比较优势，探索差别化的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其次，应统筹贫困村集体产业发展的域内外资源，吸引、动员多主体参与，推动形成集体经济发展的格局。一方面，在留守农村和返乡群体中挖掘一批熟知农业生产技术、了解本村发展状况、拥有发展经验的“种养带头人、致富能人”，发挥他们在经营社区产业、开发集体上的带头作用，将其个人利益实现与促进集体产业发展相结合; 另一方面，引导贫困户以参与出工、土地入股等方式参与集体产业发展，构建贫困户与集体产业比较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和可持续的受益机制，将分散发展的贫困户再组织，降低贫困户“单户单干”的风险，将集体经济发展与可持续的脱贫攻坚结合起来。此外，还可尝试推进中西部贫困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盘活贫困村有限的村级存量资产，通过集体资产的租赁、集体资源的开发等方式激发社区发展活力，补充村级集体经济增量收益。
(三) 完善支撑保障，畅通“私资源”参与途径
“私资源”因其在推动脱贫攻坚进程中给贫困地区带来的促进功能被广泛关注，但其营利性特征对贫困村营商环境提出较高要求。以H 镇贫困村为代表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处于地理资本的空间劣势，不仅直接拔高支撑保障体系的投资建设成本，而且间接阻碍市场化要素的正常流通，导致贫困村割裂与外部市场的联系，致使贫困村经济发育不足、产业低端分散。
因此，为畅通“私资源”参与贫困村减贫治理途径，首先应继续加强以饮水、电力、道路交通、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硬件支撑保障体系建设，将星罗棋布的贫困村与区域中心市场互联互通，降低市场要素流动的成本，吸引“私资源”参与扶贫建设。其次，应因地制宜制定完善金融支持、税收优惠、区域脱贫规划等软性支撑保障体系建设，改善中西部贫困农村的营商软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撬动“私资源”进入贫困地区。再次，应立足本区域发展特性，聚焦区位、资源的比较优势，实现与“私资源”的精准对接。通过创新利用“私资源”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上的优势，盘活村庄发展要素，培育发展特色旅游、特色种植、特色文化等产业经济，逐步增加扶贫资源存量，发挥“私资源”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画龙点睛”的作用。此外，还应积极引入社会主流文化要素，改造贫困主体安贫乐道、不思进取、唯心宿命等落后思想，着重对富有劳动能力的适龄贫困人口进行实用劳动技能培训，营造贫困村积极摘帽、贫困户积极致富的整体氛围，提振“私资源”参与本地脱贫发展的信心。
(四) 耦合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公、共、私资源”有机结合
精准脱贫是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能否形成持续、高效、稳定的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体系，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优劣。结合H 镇反贫困治理状况的调研，尽管在制度设计层面已经形成了多主体合作、多资源参与反贫困治理的局面，但具体实践上贫困地区转型困顿、人口空心化等复杂减贫情景，让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备受质疑。因此，破解“后扶贫时代”反贫困治理困局，应着力推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发展，以实现“公、共、私资源”有机组合。这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的“做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有机衔接”脱贫发展构想的要求。
从结构上讲，“深度滞贫”导致乡村振兴基础薄弱，“低水平脱贫”致使乡村发展乏力。“持续减贫”打牢乡村振兴发展基础，“可持续生计”确保乡村振兴长远发展。要实现二者耦合，其一，应围绕乡村发展这一根本议题，以满足“农村社区、农村人口的实际需求”为基本政策导向，推动“公资源、私资源”助力贫困地区发展建设。首先，应确保识别、施策、考核机制的流程精准，确保以各项帮扶政策优惠为代表的“公资源”能够无折扣、无偏离地瞄准至具体致贫领域。其次，应以“产业扶贫”为抓手，引入“私资源”参与发展贫困村发展建设，推动贫困地区传统种养产业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布局形态，以实现与乡村振兴战略之“产业兴旺”的首要目标相对接。其二，实现两者嵌合还应围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这一关键议题，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共资源”推进反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首先，以脱贫产业为有力“纽带”，在脱贫攻坚的动态进程中实现贫困人口由持续脱贫的主体转变为持续致富的主体，巩固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体地位。其次，应坚持“生态扶贫”，建立环境支撑的乡村可持续脱贫发展机制，为实现与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要求相衔接奠定基础。再次，应对精准脱贫工作中诸如完善贫困地区滞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扭转贫困群体绝对贫困状况、改善贫困地区整体营商环境等治理经验进行总结，推进基层社会实现“治理有效”，为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做好铺垫。
五、结语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确保贫困地区减贫治理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是脱贫攻坚拔寨的关键环节，对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脱贫攻坚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是“输血政策一到，即刻脱贫; 输血政策停摆，即刻返贫”，应景式扶贫产生了对“公资源”的路径依赖; 持续性人口空心化以及普遍羸弱的村庄集体经济让农村社区内生“共资源”欠缺; 地理资本的空间缺陷以及其引致的产业发育不足、支撑保障不够让“私资源”无法通畅参与减贫治理。鉴于此，本研究认为要实现反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应分析贫困地区脱贫实践中“公资源”“共资源”“私资源”不同的组合状况并探求其背后的致贫逻辑，在脱贫攻坚的动态进程中实现“公资源”“共资源”“私资源”三种力量的系统协调，构建整体性、多维度的“大扶贫格局”。这才是实现脱贫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道。
（原文发表于《学习论坛》第3期，作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孙迎联，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