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绿色创新推动绿色发展：绩效、路径及政策选择
当前中国经济正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2016年前三季度GDP平均增速为 6.7%，比去年增速继续回落，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2016年1月31日，美国耶鲁大学发布的《2016年环境绩效指数报告》（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2016 report）中，中国空气质量得分在所有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9位，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2009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向国际社会承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按照“十三五”规划目标，中国能耗的强度要下降15%，碳强度要下降18%，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要达到15%；在2016年G20峰会前夕，中国率先与美国一起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参加《巴黎协定》法律文书并发布《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成果》。而要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时积极参与应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需要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刚性和人口红利释放殆尽的背景下，抓住绿色创新这一着力点，坚持把绿色发展作为基本途径，通过创新生产要素供给和生态效率提高，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中国绿色发展现状与问题
与工业化时代以生态、环境、资源过度消耗为代价的发展方式不同，绿色发展是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手段，协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了认识我国不同区域绿色发展的现状和影响因素，我们分别对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在2000-2011年间的经济绩效（ECE）、环境绩效（ENE）及绿色发展绩效（GDE）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中国绿色发展的绩效与人均GDP呈现U形曲线关系，即当人均GDP到达某一转折点后，绿色发展绩效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提高，这表明绿色发展绩效的改善从根本上还是一个发展问题，必须在经济发展中逐步解决；同时，期间的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绿色发展绩效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中，2000-2004年，ECE由0.599变化到0.554，同时，ENE也由0.890降至0.886，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出现了“双重恶化”的现象；2005-2008年，ECE由0.554上升为0.561，ENE则出现下滑，由0.886变化为0.836，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整体呈现良好态势，但一些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片面追求GDP增长，造成经济产出与环境管制的脱节，实质上使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受损；2009年以后， ECE、ENE和GDE指标均出现回升，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逐步趋向良性耦合。以样本期间平均ECE和ENE指标的中位数MECE=0.52和MENE=0.87为分界点，对30个地区进行（2×2）统计分组分析表明，绿色发展绩效呈现显著的地域分化特征。北京等九个省份的ECE和ENE都比较接近生产前沿面，初步实现了协调发展。辽宁等九个省份呈现经济高效与污染排放低效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典型特征，这些地区应该成为污染治理的重点区域。青海等五个省份则出现经济和污染排放双重低效，无论是经济发展的质量还是效益均亟待改善。
为进一步分析影响绿色发展绩效的本质原因，我们以欧亚大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选择“两横三纵”经济轴带中的62个重要节点城市，分别测算经济效率、环境效率和生态效率，得到：62个城市的平均经济效率为0.66，平均环境效率为0.40，平均生态效率为0.42，这表明资源强度还有34%的改进空间，而在保持现有资源消耗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污染物的最优排放强度应为实际污染排放强度的60%，资源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在平均意义上可以优化58%。62个城市中，北京、唐山、秦皇岛、青岛、烟台等23个城市是实现了相对经济有效。北京、青岛、烟台、无锡、深圳、长沙、海口、三亚、昆明9个城市实现了相对环境有效。北京、青岛、烟台、无锡、深圳、长沙、海口、三亚、昆明9个城市实现了相对生态有效。它们扮演着“创新者”和“效率领跑者”的角色，可以作为区域“两型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增长极和带动者；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效率结构模式，北京等9个城市经济效率、环境效率和生态效率均位于最优生产前沿，属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强可持续发展模式，初步实现了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秦皇岛等16个城市取得了较高的经济绩效，但却忽视了对污染物排放的控制和管理，较低的环境效率拉低了整体的生态效率，属于资源节约型的弱可持续发展模式，其下一步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点在于提高环境效率；广州等17个环境效率和生态效率相对高效，属于环境友好型的弱可持续发展模式，其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点在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废弃物的资源化水平，减少资源浪费，提升经济效率。呼和浩特等20个城市的经济效率、环境效率和生态效率均较低，同时存在资源浪费严重和污染物过度排放的问题，属于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的强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其发展模式改革路径应为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环境友好型的弱可持续发展模式→强可持续发展模式。尽管不同区域的效率结构模式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影响生态效率缺失的主要因素由高到底前三位依次为经济产出不足、污染排放过量和资源利用低效。
绿色发展的本质是提高生态效率，绿色创新是提高生态效率的着力点。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投入的增加与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要素投入和生产效率对产出增长贡献的此消彼长，往往是判断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依据。但要把握和分析从传统经济增长到绿色发展的转变过程，需要将以经济产出为单一目标的传统生产效率，转变为以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高水平协同创造为目标，同时考虑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的生态效率，从本质来看，生态效率包含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两方面的内容，可以分解为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率两个维度。经济效率反映了投入资源创造经济价值的效率，衡量了经济增长对资源节约的状况。而环境效率反映了以污染物排放为环境代价产出产品和服务的效率，可以用环境效率衡量经济增长对环境友好的程度。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率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生态效率的内涵。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发展动力不断减弱，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打造发展新引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产品创新多种方式，为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从而持续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开辟我国发展的新空间，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然而，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实践来看，创新对自然生态系统而言并不总是那么友好。创新的灰色属性造成了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这种危机又会反过来削弱了人们的福利水平并对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形成刚性约束。创新不可或缺，关键是如何变“灰色创新”为“绿色创新”。所谓绿色创新，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生态资本消耗“全面脱钩”的创造性活动的总称，它包含绿色产品创新、清洁工艺创新、环境管理创新、生态组织创新、绿色制度创新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以环境友好型科技创新为重要内涵的绿色创新，改善或消除了工业革命以来许多科技创新的环境负外部性，具有提高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率的双重功能，是化解经济中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矛盾，实现经济与生态双赢的关键。
二、以绿色创新推动绿色发展的路径和措施
要以绿色创新推动绿色发展，需要针对当前制约生态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进行对策设计和措施选择，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促进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因此，要在提高经济产出作为第一要务的同时，系统考虑降低污染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必须建立健全绿色科技体系，大力提高绿色科技创新和应用能力，以绿色创新，支持从微观层面企业生产要素供给、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到宏观层面产业体系构建的全过程。
首先，以绿色创新支持供给侧的传统生产要素创新。绿色发展需要注入新的生产要素，这些新型生产要素包括：生态环境资本、数据资源、信息资源、智慧资源以及新材料、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这些新型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结合，不仅能提高经济产出，还分别具有对自然物质生产要素的约束、节约和替代效应。因此，要加大力度，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增加新型生产要素供给，提高生态效率。同时，以绿色创新支持生产要素创新还需要考虑区域发展的特点。城市化地区应充分利用其人才和科技优势，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互联网+能源体系，构建能源互联网，形成支持绿色发展的动力机制。农业化地区则应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和生态化进程，发展绿色农业，延伸农产品加工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生态化地区应充分利用其生态资本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形成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互相促进的良性局面。
其次，以绿色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新型生产要素的引入，不仅需要改变已有的生产方式，也需要打破既有的要素配置模式，因此，不仅需要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和组织模式，更需要政府通过建立健全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和市场定价机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改革现有管理体制机制，遵循要素创造和流动规律，打破制约生态效率提高的要素耦合关系，促进新型生产要素与物质、资本等建立新的要素耦合和配置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具体到不同主体功能区定位的地区，其侧重点有所差异。城市化地区应着力推动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为依托的城市集群式发展，实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并以资源和污染物总量控制倒逼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农业化地区则应重点发展生态化农业以及通过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实现资源的逐级利用。生态化地区应变革资源利用观念，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和创造旅游资源的有机链接。
最后，以绿色创新构建新型产业体系。建立企业和金融机构环境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建立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评级体系，建立公益性的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和数据库。完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生态保护区域财力支持机制以及森林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市县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要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时“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绿色发展目标，迫切需要构建具有与自然生态系统互利共生的新型产业体系。一是把绿色创新作为构建新型产业体系的战略支点。要促进从生产要素创新、生产方式创新、产品创新到商业模式创新的创新链与产业链间的有机连接；并在协同创新平台支持下，通过产业开放、跨界融合的方式，促进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构建高效的产业生态经济网络。二是以绿色创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服务创新、文化创新，引导物质型消费需求向更高层次的服务型、安全型、精神型消费需求转变，以新型和高端需求拉动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跃迁。三是以绿色创新推进产业空间布局优化。根据区域资源能源禀赋、环境容量、产业发展状况，创新政策设计，通过差异化的监管体系和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等政策，促进东部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绿色转移和合理集聚，实现区域间产业协调共生。
三、需求升级和环境政策双轮驱动下的绿色创新政策选择
绿色创新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共同驱动。《国务院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提到，在资源开发与节约中，把节约放在优先位置，以最少的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坚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在资源得到高效循环利用、生态环境受到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为了考查消费者需求和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投资决策和绿色创新的影响，通过设置价格优先、性能优先、环境优先三种消费者需求情景，以及无环境政策、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如：环保法、排污标准、许可证、限额等）、市场型环境政策（如：碳税、排污权交易等）、信息型环境政策（包括：环境监测、环境统计、环境信息公开、环境标签或标志计划（包括环境认证、环境听证等）四种环境政策情景，组合出24种情景来比较不同消费者需求和环境政策下的绿色创新的演化过程，进而识别出需求升级和环境政策双轮驱动下的最优绿色创新政策。
首先，如果消费者更愿意购买较为便宜的产品，那么除了命令控制型+信息型环境政策组合外，其他的环境政策也拉低了生产技术的进步速度。但是，除了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外，其余的环境政策则有利于提高产品性能的改进速度。诚然，环境政策能够有效促进排污效率和污染治理效率的改进速度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在信息型环境政策工具单独使用和命令控制型与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组合使用两种情形下，产品消费过程中的环境影响的改进速度有所下降。但从整体上看，如果消费者需求产品价格偏好型，则市场型+信息型环境政策更能促进绿色创新的实现。
其次，当消费者更重视产品性能时，除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单独使用，或者与信息型环境政策工具组合使用两种情形之外，剩余环境政策则会阻碍污染治理效率和产品性能的改进速度。而该情形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排污效率的改进速度，但其余类型的技术进步都有所改善。进一步考虑到复杂的环境政策设计会产生额外的成本。因此，如果消费者需求偏好产品性能，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更能促进绿色创新。
最后，当消费者更注重企业的环境表现时，环境政策的引入有效提高了产品性能的改进速度。但是，除信息型环境政策外，其他类型的环境政策却阻碍了产品消费过程中环境影响的改进速度。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会促进生产端技术的进步。而其它环境政策要么会阻碍生产技术的进步，要么会阻碍生产端环境技术的进步。因此，当消费者需求偏好企业的环境表现时，命令控制型或者信息型环境政策更有利于绿色创新。
智库专家：
王文平：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报告2016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