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及其对中国道路的启示
一、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当今世界，政客们提及的“全球化”，常常指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政新闻中出现“全球化”一词时，记者和观察家们也主要是指1970年以来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化或与之相关的货币主义、民族国家效力的降低、福利制度和社会安全的破坏、跨国公司的壮大以及纵向整合的世界工厂等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公共话语中，“全球化”的内涵中往往并不包含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过去一直被视为一种民族性的事业，常常与全球化的进程格格不入。甚至有人认为，直到1989年东欧被彻底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后，全球化才真正开始。可见，这些说法都忽略了二战后至今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参与和重要贡献。那些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全球化唯一引擎的看法扭曲了社会主义世界的历史，让西方人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内向的。
其实，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全球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城市文明大发展的时期。研究世界经济史和全球史的学者们则主张用更为宽泛的尺度来界定全球化，将全球化看作是地球各个部分相互联系不断增强的过程，这一过程在近代地理大发现后开始，并在此后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从19世纪后期兴起，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因各国经济民族主义的盛行而暂停。这一时期的全球化依赖于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由奉行自由贸易的不列颠帝国主导。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是自1950年代开始的，发生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此时世界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事实上，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之外，还有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然而，在国际学界以往对全球化进程的考察中，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探讨很多，对社会主义全球化的问题却关注很少。
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参与，20世纪后期至今的全球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在1980年代社会主义扩展的高峰期，社会主义国家囊括了世界1/3的人口。社会主义国家是20世纪后期主要的全球性发展事业和矛盾冲突的一部分，其中很多国家是重要国际组织的创始国。在1970年代早期，单是苏联就参与了200多个国际性的政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尽管社会主义国家限制其内部人口的流动，但其余外部世界的联系总体上一直在不断增进。在我们的研究中，全球化是一种整合性的过程，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多层面同时席卷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国家。
二、国际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全球化的研究动向
学界以往对社会主义全球化的研究不足是有现实原因的。首先，对全球化的研究兴起于1990年代资本主义似乎大获全胜的时候，那时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信建立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共产主义遭到重创的基础上。当时的西方人认为，共产主义象征着那些曾经防范全球化因素渗透的枪杆子和铁丝网，这些东西直到苏东共产主义政权垮塌后才消失。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全球化整合与相互联系对西方人而言几乎是盲区。其次，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常常以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形象自我标榜，在早期与国际组织共事，并对有关人类社会未来的问题出力时，也是用一种对抗的姿态来表明自身的合法性。共产主义者书写本国或本民族的历史也不是在全球视野下进行的。第三，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国家的史家热衷于抛弃共产党执政时的国际主义情怀、重新寻求书写本民族的历史，对自身所在的国家与社会参与全球化的历史兴趣不大。第四，国际学界对后殖民主义与后共产主义两派学者的划分，使得人们直到现在依然对整合社会主义世界的历史兴趣寡淡。研究共产主义的史家依然很少与研究帝国史或全球史的专家对话。
然而，近期世界局势的发展使得国际学界对社会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萌生了兴趣。1990年代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看法如今已让位于一些新的共识：正在或曾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并非毫无质疑地在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中国虽然在抵制资本主义世界中一些“自由“的东西，但在亚洲和非洲范围内却成功地发挥了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影响。越南则在走中国式的道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经济层面的自由主义，同时依然在军事科技领域充当着俄罗斯的战略伙伴。俄罗斯已经远离西方，在其反西方同盟中公开追求其主张的多极世界理念，但其反西方式的结盟依然是建立在冷战时期苏维埃国际主义的国与国关系基础上的。在维克多·奥尔本(Victor Orban)领导下的匈牙利，学者和政客们已经在重新发掘该国与莫斯科的交往史，以及双方共同对抗西方自由主义的倾向。而古巴以及其他被社会主义者掌权的委内瑞拉、尼加瓜拉等国则支持俄罗斯在高加索南部和乌克兰的新帝国主义。此外，叙利亚和埃及的世俗独裁者们也在接受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军事支持，就像与五十年前接受苏联的援助一样。而西方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左翼和右翼也在寻求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式。南欧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们则试图摆脱西方模式，解决全球循环中的发展多样性问题。这些地缘政治的变化似乎在带动着全球化历史的转变，也促使历史学家去挖掘社会主义走向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三、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影响
社会主义的全球化主要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这一过程得益于欧洲殖民帝国的解体和追求进步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诞生。苏联在斯大林死后放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路线，将目光转向全世界，这也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如果考察1950年代，则不难发现那时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在与别国增进相互联系时采用了新的形式。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对当时的非殖民化国家建立自己的经济主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等国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后，受苏联东欧的启发建立了威权式社会主义。进入1970年代后，新形势下市场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发展，也使得东亚和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效仿的兴趣。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航运能力的提高缩小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时间距离，有益于这些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为社会主义走向全球化提供了硬件支持。专家网络在社会主义世界的形成和运作则是推动社会主义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媒介。20世纪中后期一些技术和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来自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技术工人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类学术研究中一起工作、相互交流而实现的。
当然，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并不单单是苏联东欧国家向第三世界传输先进的东西。社会主义全球化的进程是一部多向度的历史。施惠者往往也是受益者，受益者也会向外布施。苏联也常从与第三世界的互动中获得对自身发展有益的东西。中国接受苏东国家的援助，也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派出专家。自1950年代起，中国专家顾问对非洲和中东一直有着很高的援助热情。在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曾试图扮演东西方阵营中发展中国家领导者的角色。自1964年起，中国开始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无条件的援助。最著名的项目就是对非洲坦赞铁路的援助，这项工程只为证明两个国家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立场下可以联合起来的可能性。毛泽东思想在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保守主义倾向的批评者中，以及在那些激进地反对帝国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很有吸引力。再比如，从1970年代开始，常常受到苏联援助的古巴，组织了自己的军事、教育、医疗队伍，通过政府和民间渠道向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进行援助。
有西方学者认为，苏联、东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非西方式的或反西方全球化的替代性联系。如果仔细考察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还可以发现，第二、第三世界面对美国及其他西方殖民国家的阻力，为建立一种新的全球经济体系曾开展过广泛的合作，不结盟运动就是这方面的鲜活例证。只有到1980和1990年代，在第二、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遭遇挫折后，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才开始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推动全球经济并从中渔利而通力合作。也只有到此时，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才成为了全球化的代理人。事实上，二战后至今的全球化单靠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主义走向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对世界历史和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是北半球经济、政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推动了世界现代化。以往国际学界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研究各自为阵，对话不足。近年来，有研究全球化的学者开始弱化东西方冲突，指出东西方现今共有的工业化是从北半球起源，继而传入到南半球的。而在工业化从北半球传入南半球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世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现代性的缔造者，也是现代性的全球传输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有共同点的，都鼓励城市化、相信进步和世俗化、热衷于发展福特式的生产方式、科技、高等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大众动员、国际合作、控制和管理人口。因此，社会主义对现代文明的定义与其想象中西方人对现代文明的定义并无太大不同。冷战时期，非洲和亚洲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从两大阵营都寻求过专家指导。比如，越南在1979年时，外来专家中有24%的人不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去往欧洲的留学生有的被派往了瑞典。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一直在国与国层面、执政党与执政党层面进行着整合，也在与不结盟国家进行着整合，这种整合加深了世界不同地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程度。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的全球化势头在实际中带动了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更大程度的整合。1960年代社会主义刻意制造的全球化为1970年代跨越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工业现代性的做法，而是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更为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直接视为原料产地。到1970年代中期，西欧和东欧的企业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工业项目上走到一起，东、西欧经济的联系有所增加，中欧国家日渐重视向西欧国家市场的商品出口，经互会与欧共体在1970-1980年代的联系也不断增多。在东欧和东南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了允许西方企业在出口加工区内自行办厂的实践，这为社会主义世界引进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有益因素。社会主义全球化也对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产生过刺激作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修改反垄断法、允许跨国公司做大做强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大型企业的竞争刺激下进行。
四、社会主义全球化对中国道路的启示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1949年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兴起进行的，中国的“一五”计划中，三分之一的国家项目离不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助和帮助。数以万计的专家从苏东国家来到中国各地，而中国向苏东国家派去学习的学生和技术工人则要比援华的外来专家的人数还多。1950年代的中国社会在诸多方面曾受到苏联的影响，从教育体系到农业政策、党政军体制、文化制度以及干部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挪威历史学家奥德·阿尔恩·维斯塔德（Odd Arne Westad）认为这是人类史上最大的援助项目，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直到2002年，中共政治局委员中依然有1/3的人曾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过。今天的中国教育法律和政治制度中苏联制度模式的影子似乎还未消失。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苏联一样，都对第三世界的国家间整合进行过指导。而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几乎都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西方世界的立场上。因此，中国和以往的苏东国家一样，是社会主义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曾受益于社会主义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也为全球化做过贡献。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说明这些事实的同时，或许也说明了另一些中国人在发展自身道路时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至少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中大力学习美国和东亚的日本等国，某种程度上了主动调整了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也使得二战后的社会主义全球化过程呈现出一种新局面。如今，中国被世界公认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为全世界供应着工业制造品，并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向非洲地区大量地输出资本和劳力，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举世瞩目。但是全球化并非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它是政治、文化、科技等多层面的。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实力并不能代表或代替文化软实力。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和欧洲所代表的文化目前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更大、更广泛的吸引力。所以，加强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恐怕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努力的重要方面。
其次，中国的发展始终在影响着社会主义全球化的趋向。在当下复杂多变的世界中，社会主义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全球化齐头并进，甚至在交错发展。但是需要注意的，有些全球化的动向并不关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比如说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其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扩展主要是在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很难定性这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中国在参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努力超越过往的意识形态斗争，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和全球历史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要努力使得本国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名符其实。中国当前的道路有时也被西方人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而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大概与其既往三十多年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城乡差距等问题有关，这是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当然，事实已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建立对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理论的自信，中国学者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展示出了极高的热情，但是建立理论自信需要建立在对本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如前面所言，国际学界对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历史研究还很薄弱，鉴于此，中国学者不妨加快自身对这一空白领域的研究，立足于自身参与全球化的历史和现实，研究社会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全球化的研究中需要也应该有中国人的声音和视角。如果中国学者可以在全球历史的编纂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对中国人提高对其发展道路和发展理论的自信是有益无害的。
智库专家：
James Alexander Mark：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袁利宏：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编译）
本文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报告2016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