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文化意义与政治策略
【内容摘要】“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外交、国防活动与经贸活动一起正在重构以欧美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国与欧美的冲突不可避免。为了更好地推动新世界体系的建构，我们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应当避实击虚，以欧美力量薄弱的陆上为主，以中亚的开发为重心，由此深入到西亚、中东、东欧、中欧和南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利用文化冲突，发挥儒家文化在交往中的优势，联合和改造伊斯兰文化，共同应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压力，为建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和谐共存的新世界秩序而奋斗。
“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我国在外交和国防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步骤，这些步骤与我国的经贸发展一起正在事实上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从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最重大的国际事件，由此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地日益加剧。对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应对是非常得当的，也是非常积极的。本报告试图系统全面而简要地思考这种冲突的结构和未来走向，为我国的未来发展提供系统的思路和战略。要想准确理解未来世界结构体系的演变，我们就需要对世界结构体系的历史做一个简要地考察，重点考察我国在世界结构中地位的演变及原因。
一、重思世界“四大文化圈”
在现代国际秩序形成之前，全球有七个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东亚）、以印度为核心的佛教文化圈（南亚、西亚，中国属于这个文化圈的外围）、欧洲基督教文化圈、以阿拉伯为核心的伊斯兰教文化圈、北美印第安人文化圈、南美印第安人玛雅文化圈、非洲中南部文化圈（北非前后属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后三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处于相对封闭状态，构不成一个文化实体。这一时期内，对当今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国际事件都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四个文化圈的交往中。
在这四大文化圈中，印度文化处于开放状态，内聚力不强，在政治上不断被各种外部势力所统治，主要以宗教文化精神的相互认同而保持自己的文化圈的相对独立性，在政治和经济上没有竞争性，也因此其人民少受痛苦，其地盘后来不断遭受伊斯兰文化的侵蚀。因此，世界体系的竞争性力量主要是儒家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
由于地理和文化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过去，伊斯兰文化圈相对儒家文化圈而言，伊斯兰文化处于进取状态，不仅表现为伊斯兰教渗入到中国各地，而儒家文化却没能渗入到伊斯兰教地区，也表现在中国西部的伊斯兰教部族多次入侵我国儒家文化区。比如我国西部原本属于佛教或印度文化圈，后来完全被伊斯兰教并吞。这是由于伊斯兰教相对于佛教和儒家文化具有很强的进取精神或侵略精神造成的。这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一点。
而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则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这种状态延续至今没有实质性改变，近来出现强化趋势。这对我国是非常有利的。而儒家文化圈与基督教文化圈则因地理原因和政治原因在过去交往一直很少。其中的政治原因就是伊斯兰世界强行将二者分割开来，切断了古老的丝绸之路所连接的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基督教像伊斯兰教一样具有很强的进取精神或侵略精神，因此，其与伊斯兰文化具有很大的冲突，对印度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则同样具有很大的侵略性。这也是我们需要牢牢记住的。
儒家文化因其具有强烈的世俗精神，尤其是其以家庭为核心、家族至上的价值观，使儒家文化传承者的世俗生存能力、个体和家族之间的竞争能力都很强，这是我们个人和种族都能历经磨难而不倒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是我们应该继续发挥的文化基因。当前，由于这种精神的削弱导致我们许多个体的个人承载力下降，表现为自杀现象的明显增多。但这种精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就是使整个民族的整体竞争精神不强，使我们缺乏集体性的进取精神或侵略意识。这就是所谓的“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为家族奋斗），一群中国人就是条虫（没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内聚力）”的原因。我们整个民族的竞争力需要借助以皇朝家族为核心的中央政府的联结作用才能形成一个整体，在对外交流中才能展示出来。而中央政府的力量则取决于皇朝家族的凝聚力和力量。中古以来的中国都是借中央政府或地方割据势力形成一个整体，并借此向外扩张自己的文化影响力。这是中国文化和政治发展的一个规律。
儒家文化的另一个与家族制相一致的重要特征是：中国人在与人交往中重情重义重利，但不重视抽象的精神原则。这使中国文化更亲近人性，在私人交往中更具有渗透性和冲击力，由此使个体的适应能力很强。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只要给他一片天，他就能创造一个世界。儒家文化的这种精神将随着中国人大规模进入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或其他所有地区，从而对它们产生很大的冲击力。因为，人终归是情感动物和物质存在，利益和情感结合在一起所向无敌。这是儒家文化的优点。这种优点随着全球化的扩展，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对侨民保护能力的加强，在世界范围内会更能显现出来。更重要的是，这种优点并没有随着家族文化的衰落而衰落。但这种文化的缺点则是，由于对抽象原则的不重视，使中国人没有严格的法治精神，有规则，而无规则的统治，这对整个国家的整体力量的维持是不利的。但其另一个优点则可以弥补这种损失：这种文化能够使杰出人才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这样的局面：一个英才创造一个伟大的时代。当然，缺点是庸才的破坏性也能充分发挥。如果我们的人才选拔工作、组织工作做得好、监督教育工作能够做好，则这种文化的优越性就能得到极大的发挥。也就是说，我们并不需要基督教文化中的那种严格的法治精神，我们应该继续发挥我们的人治文化的优势，只是需要在组织管理上借助法治文化的精神改进我们的组织管理能力。这将是西方文化对我们的最大贡献。
二、近现代世界体系的建构与冲突
近400年来，西方人以科技和文化为核心，以经济和军事为物质力量，建立了自己的全球秩序。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人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创新，比如，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和运用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等等。正是依靠文化和体制的力量，西方人统治了世界，建立了一个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其他文化圈或者被消灭，或者沦为附庸。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人消灭了南北美洲土著文化，使美洲基督教化，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同时，西方人在将非洲强行拉入自己的世界体系的同时，摧毁了非洲人的自治能力和独立性，沦为欧美的附庸，继续作为一个分散的、没有竞争力的文化共同体存在于世界的边缘，无力主动地参与世界体系的建构。欧洲人同时成为印度人新的管理者、统治者，并在这个过程中唤醒了印度人的世俗精神，使之积极参与到国际秩序的建构活动中。当然，印度人也仅仅处于边缘区。
在这个世界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欧洲人所遇到的真正对手是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虽然，欧洲人一开始成功地在政治和精神上打入、征服了阿拉伯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但很快二者又重新凝聚起来，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地位。但由于二者对基督教文化的不同态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由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本身的敌对性质，阿拉伯地区的大部分国家的核心社会组织还停留在部族时代，这导致其国家治理能力相对落后，所以，阿拉伯人缺乏整体性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战略和策略，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市场经济的领会和民主制度的借鉴等各个方面都相对落后。这种落后状态使阿拉伯文化圈的整体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都相对较低，这对儒家文化圈都是有利的。目前，伊斯兰世界正在借助石油资源和宗教精神重新组织对西方世界的反击，并正在利用西方文化的弱点展开积极地进攻。但如果他们不能走出部族政治建立以个人或政党为核心的国家政治组织，则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
与伊斯兰文化不同，儒家文化具有强烈的世俗精神和务实精神，我们的国家组织和国家治理早在秦汉时期就超越了部族政治，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国家组织能力、治理能力和教育能力。在儒家经典的学习和传播过程中，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也获得良好发展。所以，当儒家文化传承者遇到基督教文化冲击，在渡过初期的震撼后很快重新组织起来，重构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从而使儒家文化圈很快适应了基督教世界体系的运作方式。同时，借助自身文化的优点，儒家文化圈正在快速成为基督教世界结构的强力冲击者。首先取得成功的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其次，是中国大陆。而日本、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本质上是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合作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本质上也是基督教文化（通过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合作的结果。只是，这里所说的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不能被机械地理解为经典文本中的文化，而应该理解为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当然，以经典为精神核心。但儒家文化圈对基督教文化的学习、借鉴并不是基督教化，其学习、借鉴的恰恰是基督教文化在近代的制度性建制，即科学技术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法治。但儒家文化圈在学习这些制度时，其内在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依然是儒家的。即事实上，我们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三、“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的文化与政治策略
儒家文化圈对近代世界体系的冲击力随着我国的崛起而逐步显现出来。这种冲击不仅使我国从基督教世界体系的边缘区向中心区转移，调整其内在结构，更重要的是它将重建整个世界体系。而重建的过程就是基督教世界体系的解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欧美世界自然会想出种种手段来遏制，至少是制造麻烦。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顺势而为，利用现有规则积极发展自己。（1）我们不能因为欧美的遏制就不发展，不继续调整世界结构，而是要积极稳妥的发展，以合乎自身需要的方式通过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推动世界结构的改变。（2）我们也不需要积极主动地对抗西方世界，不需要积极主动地改变世界的规则，只需按现有规则采取行动，通过行动自动地改变世界结构。以无为之式行有为之事。世事皆变、物极必反，西方人建立的这套制度和文化正在变得对西方世界不利。当前的西方福利国家问题、伊斯兰教移民事件等就是典型表现。（3）我们要对西方人玩弄现有规则的行为保持警惕，一旦发现坚决抵制。同时，也要善于利用相关事件，利用欧美人的自私心理积极推动现有国际规则的改变。
其次，要坚决维护国家领导核心的稳定和权威。这是我们取得“一带一路”战略成功、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核心之核心。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都是建立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即威权体制）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形成强大的内聚力，人民才有时间、精力专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我国的国家独立和后来的经济建设都依赖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从而使我们保持着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所以，保证领导核心的稳定和权威，保持领导核心的廉洁和高效，是儒家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保障，失去这一点，可能就失去了一切。为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选举性的民主政治，反对国家权力的分散。但在政府和政党内部要建立起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并建立广泛的民众监督机制。
再次，战术上要避实击虚，但遇到挑战又要敢于亮剑，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比如，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我们应更积极地在陆上用功，我们应该花更大的力气开发中亚，通过中亚再进入西亚和中东，再深入东欧、中欧、南欧等欧洲薄弱地带。因为，欧美在这里力量比较薄弱。同时，这个地方也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联合伊斯兰世界与欧美国家展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竞争。如果我们与中亚诸国建立和谐而牢固的关系，将为我国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大后方，也为我国进入西方世界提供一个不受美国控制的路径，便于对欧美之间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如果我们与中亚诸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就会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树立典范，由此开展与伊斯兰文化圈的全面合作，两大文化圈联手，一定能给现代世界体系以致命的打击，从而为建立三大文化圈合作并存的欧亚大陆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并使中国处于这个新的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奠定一个良好基础。当然，我们决不走西方式霸权道路，而走中国式和而不同的共生、包容式发展道路。海上丝绸之路对我国未来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考虑到近400年欧美都是海上强国，美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都有强大的军事存在，我们在海上竞争会遇到诸多困难，一时难以取得优势，并会遭到欧美的极力挤压，南海问题就是证明。所以，在积极发展海上力量、海上联系的同时，重点发展陆上联系，通过中亚深入到西亚、中东，对我国未来发展更有深远意义，也更容易做到。但在海上遇到问题时，也要积极应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同时，管控问题，把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使其扩大，在必要时适当妥协。此次南海问题的解决方式可视为经典战例。同时，我们要充分利用欧美选举政治领导人更替快、国家领导核心不稳定的弱点，分散孤立、各个击破，以减轻欧美国家的海上压力，为我们发展海上利益争取更大的空间。可以这样说，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和对外交往经验的成熟，欧美世界体系崩溃的进程将大大加快。
第四，积极建立东方式政治话语体系和政治价值体系，消解西方式政治话语体系和政治价值体系在全球的统治地位（本人的另一个研究报告《如何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是我们谋求、发展儒家文化圈内部的相互认同和团结、建立对外部文化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与伊斯兰教文化圈建立政治互信、政治支持的理论基础，是东方社会崛起，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理论基础。我们与东亚各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核心媒介并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的相互认同。其核心思想是宣传西式选举政治和严格的法治不能解决儒家文化圈内部的问题，以社会协商为基础的权威体制和适当的法治才更适合儒家文化圈的发展。这一政治文化战略同样可以用于中亚和西亚等伊斯兰地区。同时，利用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加深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巩固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
第五、发挥儒家文化优势，更加注重民心沟通。在中亚和其他伊斯兰地区，我们在积极落实“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则，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民心相通。由于文化的差异和过去多年交流不畅，我们与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民心相通工程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对此我们应该有针对性的采取积极行动。在这里我们应该更注意充分发挥儒家重视家庭、重情重义的精神，在与他们分享利益的同时，让他们体验到儒家文化的魅力，使儒家文化对他们产生向心力。这也是我们过去能够消化各种文化的秘密所在。我们通过宣传西方式个人主义所导致的种种个人心理和精神问题的弊端，宣传国家福利主义的弊端，让人们更关注中国式的家庭生活的益处，使人们远离西方、亲近中国。对此，除了在当地加强媒体建设、信息沟通外，我们还应积极推动个人与当地居民包括通婚在内的私人交往活动，发扬我们的文化优势。
第六、江苏人对新的世界秩序如何做出自己的贡献。江苏省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江苏人很好地继承了儒家文化精神，苏商大多也是儒商，并具有很高的教育水平。同时，佛教文化在江苏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江苏人除了在经济上可以对“一带一路”战略做出重大贡献外，在弘扬儒家文化精神、广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也可以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江苏省委省政府可以更好地引导人民自觉地以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为核心开展文化研究和对外交流，教育、培训、引导外出人员与当地人民开展私人交流，培训相关人才，树立苏商和江苏人民在当地的美好形象。同时，建立合作交流机构、利用多种媒体，扶植相关工作开展，从而在为江苏未来经济、文化的发展开辟更广阔市场的同时，服务国家复兴战略，推动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智库专家：
孙志海：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报告2016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