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发展研究报告
201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三年多来，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攻坚克难、强基固本，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新局面，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期待。国外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学科与立场出发，结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就中国道路的内涵、方向、前景、困难与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形成了蔚为可观的丰硕成果。
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姓氏”问题，一直是西方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前沿热点话题，姓“资”姓“社”的争议几乎从未停止。从早期的美国学者马丁·哈特、保罗·伯克特、罗伯特·韦尔到后来的爱德华·斯坦菲尔德、黄亚生、巴瑞·诺顿、季塔连柯、C.R.卢贾宁、尼·波波夫、大木一训，甚至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他们要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是某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如“国家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等，要么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是社会主义在当代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如“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十八大以后，国外学界关于中国道路性质的争论并没有停止，2012 年底，著名的Modern China 杂志还出版了一期《“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西学者的对话》专刊，黄宗智和伊万·赛乐尼等人展开专题研讨。他们围绕着政府、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关系格局变动，结合对重庆等地方发展经验的分析，从效率与公正的辩证关系出发，揭示改革开放以后在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动力源泉的变化，并同时将社会公正感的丧失视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挑战。
实际上，无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罢，在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下，其实质都是反映出西方世界对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重新走向富强的不安与忧虑。于是，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便层出不穷，延续至今。十八大以来，对中国道路发展前景与意义的判断总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刻意渲染和吹捧中国强大，既有对中国发展的肯定，也不乏一些意识形态陷阱。第二类是攻击和唱衰中国，同样既包含对中国道路面临困难和危机的客观陈述，也存在某些意识形态偏见和诋毁。第三类是通过对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变迁的研究，对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进行比较研究，来对中国即将到来的第三个三十年进行展望。
曾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国家的衰落》一书的伦敦经济学院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近年来一直从事有关中国崛起及其世界影响的研究。他认为，未来十到二十年，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多数国家主流民意看好中国，因为中国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未来和繁荣。可以说欧洲国家无一不因为中国崛起而受到影响，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着巨大改变。这是一个不断前行的过程：最初是怀疑和质疑，随后是越来越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最后到达认同、参与和热情。著名杂志《经济学人》主编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德里奇从全球治理角度出发，认为当今世界各国正处于第四次革命浪潮之中，其本质是一场国家治理效率和成本的革命，国家的强大主要取决于重塑国家治理的能力。而在这场革命中，西方国家普遍表现不佳，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创造出了直接挑战西方国家传统治理的新模式，并有可能会超越现有的资本主义超级强国。因出版《21世纪的资本论》而红遍全球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谈到中国时指出，由于中国的公共资本占到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权力，那么中国可能在21世纪初找到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并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中国模式的构想——结构更加平等、相比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护公共福利的模式。
当然，除了上述正面肯定之外，也有不少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崛起或强大表达了较深的忧虑。以迈克尔·施瓦尼、菲利普·史蒂芬以及爱德华·路德沃克等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自0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内政外交领域发生转向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变得越来越自信和强硬，逐步进入到一种“大国自我中心主义”状态之中，这种“过分自信”的外交立场将会对国际秩序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影响。以主张“中国崩溃论”而闻名西方的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从2001年开始就不断提出中国即将崩溃的观点。近三年来，他抓住中国GDP增长放缓，出口贸易下滑、地方债务危机等问题，提出中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意味着所有关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假设都会落空。虽然今天人们将中国视为未来的主要力量，但是中国经济的崩溃会让中国重新成为弱国。必须承认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确实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唱空”或“唱衰”中国，甚至一些过去对华友好或温和的学者近两年来也开始对中国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管理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William C.Kirby）等学者在2014年出版的《中国能领导世界吗？抵达权力和增长的极限》一书中也提到，中国的经济成长掩盖了中国政治体制方面的各种严重问题，中国政治改革的缺位可能会最终制约中国的发展。素来对中国持温和立场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2015年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中国即将崩溃》一文，公然宣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并且它在最后阶段旅途上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沈大伟在该文中还列出了他认为中国即将崩溃的五点理由：一、中国经济精英们日益增加的不满；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在面对西方宪政主义时的被动防御；三、政治体制内的形式主义；四、日益严峻的反腐运动；五、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崩塌。当然，在大肆唱空中国的同时，另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随着中国持续保持繁荣稳定，像章家敦这样“中国崩溃论”的观点在现实面前一再破产，西方学者也开始反思这种盲目预言对他们自身所造成的干扰和误导。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一改他在“历史终结论”中作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坚定拥护者的立场，反复强调，对于任何致力于政治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法治和民主的制度建构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其建构可以存在很多种形式，尤其是，千万不要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形式当作普遍模板，而是要从本国国情出发以本土化的方式完成自身的国家建构和政治改革。
除正反两方面的直接评价外，从总体上研究中国道路的第三种方式是围绕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以来中共治国理政的变迁，对当代中国道路进行看似“客观中立”的比较研究。在西方学界，对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进行比较研究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像斯米尔诺夫、乌索夫、劳伦斯·库恩等绝大部分国外学者都主张，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毛时代的否定，从而将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完全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在2016年刚刚出版的由罗伯特·罗斯与乔伊·贝克沃德共同主编的《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国内与国际政策挑战》一书中提到，习近平被认为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最有权力并且最受欢迎的领导人。通过近两年来中国政府刺激性的经济增长与军事现代化可以看出，习近平对于要将中国转变为21世纪超级大国具有坚定的决心。而被誉为美国头号中国问题专家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戴维·兰普顿教授，在稍早前出版了《跟随领导者——治理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一书，详细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的进程。他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期，无论是在民众当中还是在官僚体系内部，都形成了利益主体多元化、诉求多样化的局面，而今天的中共领导又不具备邓小平那样的绝对领导权威，这使得治理中国变得更加困难。尽管从某些方面来看，政府治理的手段和可供调用的资源在不断增加。然而，兰普顿强调，这种手段和资源的增加远远赶不上利益诉求的分化，因此，最大限度地与不同的利益主体展开合作而非对抗，是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要做到这一点，势必需要更完善的制度建设，这将是新一轮改革的核心议题。
二
国外学界研究中国道路的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非常善于从对中共领导层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分析和研究中来研判中国道路未来发展的战略动向。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自国家外文出版社2014年底向全球出版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以来，关于习近平及其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在国外非常热门。绝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习近平是近三十年来中共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他比他的前任们更快、更顺利地掌握了权力，且深受本国人民的支持，是中共自毛泽东、邓小平以后“最强势”的领导人。国外学界之所以如此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及其治国理政，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历经三十年的发展，已经积聚了不少痼疾和矛盾，无论是执政党自身组织还是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治理能力、社会关系，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腐化落后，到了不改革无以图发展的地步，改革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途和命运。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金骏远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届领导层是最后一批有机会尝试成功改革的了。如果没有取得进展，下一届领导层，第六代，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也没有决定改革方式的自由——改革的过程将被此起彼伏的事件推着走，而不是被领导层的决定推着走”。
在习近平时代的改革议程中，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处于最基础的地位，也是国外学界最关注的领域之一。巴里·诺顿认为，中国以往快速的经济体制转变虽然取得了短期效应，但是也释放了巨大的压力与紧张，目前已经遇到较为严重的瓶颈，迫切面临着转型升级的任务。对于新一任领导习近平而言，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克服旧经济模式所带来的巨大惯性与利益掣肘，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改革时机，以及在启动新改革与巩固改革之间的平衡。维恩·莫里森则指出，中国经济尽管在过去十年内有过快速增长，但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投资与出口拉动，以及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出台的强经济刺激方案。考虑到劳动力成本、资源、环境等要素，上述这几种方式从长远来看都已经难以为继，因此，不妨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看作是一种恢复正常的表现。罗森则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从结构上看有赖于两方面改革：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二是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改革的推进。除此之外，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还应当提升创新性，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是十八大以来国外学界研究中国道路发展的另一大热点。美国詹姆斯城基金会研究员林和立（Willy Wo-lap Lam）在2015年出版了《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复兴、改革或者衰退》一书。他认为，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美国霸权的衰落，中国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国家复兴时机。但是，对于习近平而言，前任留下的腐败问题和制度缺陷也是异常棘手的，再加上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公民意识的不断启蒙，利益集团的日益固化，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共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将是习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除此之外，由于习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之后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他在集中中央权力的同时，是否会留下后遗症，新权威主义是否会造成中国政治的后退，也将是一个未知之数。
十八大以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倡导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从各种不同角度去理解和解读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价值建设的成果也大量集中出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威廉·克拉汉姆就认为，通过“中国梦”这一理念的宣传，一方面是为了培养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以及激发民族情感，要让进入新时期的中国人，不再用过去落后卑微的姿态审视自己，而是和美国人一样，可以有着自己的“梦”；另一方面，借助“中国梦”，西方世界可以不再仇视中国，而是将其视作和自己一样的“逐梦人”，这对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与克拉汉姆持相似观点的还有英国利兹大学的金斯利·艾德利博士。在他2015年发表的《构建民族凝聚力和国内合法性：中国体制安全的路径——软实力》一文中，艾德利以体制安全为切入口，详细解释了软实力和体制安全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软实力建设在建构政治合法性和民族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他指出，通过提升软实力，一方面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增进民众对于现存体制的认同；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主导的软实力塑造，更有利于强化现有政权的合法性。两者相结合，可以最终达到维护体制安全的根本目的。
杰索普·费史密斯则指出，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所取得的经济成功并没有让他能够如愿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即便是在胡锦涛、温家宝主政期间，中国倡导由经济发展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社会秩序如何保持长期稳定仍然是一个主要挑战。不仅如此，费史密斯还认为，即便中国能够在未来实现他们的“富强”之梦，恐怕这种梦想也是建立在社会不公正的基础之上。约翰·奈特则具体从四个方面出发，剖析了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因素，阐述了社会不稳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其分别是：第一、现实和预期的收入增长有着巨大反差；第二、收入不平等；第三、经济不安全；第四、错误的治理。针对这四项原因，作者不仅给出具体的应对方法，同时从问题实质上给出了政策建议，即政府要采取激励措施，扩大人们的收入，减少社会公共福利不平等，同时要实行善治。韦伯斯特大学韩裔学者Kim Jih-Un重点研究了中国新型城市化的障碍与限制问题。他指出，中国政府提出的新型城市化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其一，给城市外来人口发放城镇户口；其二，让农民搬到乡镇、小城市或城郊地区集中居住。但这两条路径在实施阶段都面临着一些障碍与限制。例如：实际执行者—地方政府缺乏相应资金；大城市外来人口过多，户口改革远不能解决问题；重新安置的农民难以获得充分的补偿；外来人口或重新安置的农民没有稳定和体面的工作等。中国政府要想顺利推进新型城市化，那么就必须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而朱迪斯·夏皮罗则专门针对中国面临的严重环境危机，指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人能平等地享有发达国家所实现的更高生活水平吗？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严峻到动摇政府稳定、合法性以及统治力的地步了吗？中国的环境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咎于世界范围内的消费模式？中国的崛起是否预示着不利于将环境危机转嫁给世界其他地区？世界上的资源越来越有限，我们怎样建立一个体系，让人们可以在不抢占子孙后代、弱势群体以及其他物种资源的前提下平等地享有资源？
三
身处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既离不开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同时也对世界各国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发展战略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以具体问题和现实对策研究为特长的智库研究是十八大以来国外学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各国的智库，无论官方或民间，多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对中国参与全球竞争中的一些重大战略和政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在十八大报告中，中国官方首次提出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作为落实这一目标的具体操作，中国在东海划设了防空识别区，在南海进行了必要的岛礁建设。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成为国外智库研究的热门话题。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越南等国的学者们纷纷从历史、现实、法理等多层面出发，就东海、南海争议问题的历史形成、归属依据、解决方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大致产生了三种观点。以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英国记者比尔·海顿、新加坡学者爱姆依等人为代表的主流声音认为，亚太地区近两年来陷入紧张的东海、南海问题，主要是地区主导权和自主权的争夺，南海问题各方，包括中国、越南等国在内，都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第二种观点则以美国的智库研究员罗伯特·哈迪克、罗伊等人为代表，他们直指问题的本质在于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其核心是中美两国的区域主导权之争，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强硬回应。哈迪克还特别指出，为了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应当防范中国在南海的势力扩张和导弹部署。最后，还有一些学者们认为，由于南海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矿产资源，东海、南海问题，其实质是一场围绕着油气资源为目标的国家利益纷争。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之后，“一带一路”战略便逐渐演化成为当前中国对外交往中的顶层国家战略。欧亚关系研究所（EIAS）资深分析家方娴雅（Theresa Fallon）认为，习近平的对外政策可以概括为：重写现存的地缘政治格局。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一带一路。这一倡议有三个因素驱动：一是能源；二是安全；三是市场。她认为，习的这一战略举措无疑是眼光宏大的，它标志着中国再也不以局部地区的大国自居了，它开始将自身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对世界的影响力。并且，中国的眼界再也不局限于陆地，它开始重新参与到海洋竞争之中。沃纳·法斯本德在《丝绸之路：世界统治中的政治市场概念》一文中详细分析了丝绸之路从提出到未来发展的全过程。他认为，一带一路会对亚洲，欧洲以及非洲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但与此同时，由于涉及的范围和利益方太多，未来因为利益纠纷而产生的冲突也是可预见的。史密斯从欧亚各国的地缘政治出发，对一带一路的前景进行了展望，他认为，一带一路一方面致力于创造和加强中国和欧亚地区的经济、交通、文化和人文交流，这不仅会为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周边及沿线国家也会因此共同受益，尤其是东欧和南欧；另一方面也会减轻周边国家的冲突和争端。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中亚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国涉足此地，必定会引起大国博弈；另一方面，欧洲的欧盟、东亚的东盟、北美的自由贸易区，这些传统贸易网极有可能会与这一经济项目发生冲突和重合。
除上述热点问题外，像中国设立亚投行、中非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亚洲人的亚洲”、“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外交”等国际交往理念与措施也是十八大以来西方学者们观察中国道路发展的重要聚焦点，他们与传统的地缘政治、大国外交、中美关系等议题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十八大以后国外智库研究的核心内容。
智库专家：
朱菊生：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报告2016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