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学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有感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集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方法体系、实践体系于一身的人类解放工程学体系，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以最少的成本实现人民最大价值目标的价值追求，使其必须和必然不断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马克思主义者因三大原因很容易走上教条主义道路，并由此形成强烈的创新需求。当前，我们必须以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为核心研究样本，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体系，才能满足我国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需要。为此，我们必须实现对立性思维方式向综合性思维方式的转变、社会的批判者向社会的建设者理论角色的转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说：“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50年来，在中国这个伟大的舞台上，中国人民几乎把中西方人类发展史上的各种理论和道路都实验过了，最终凝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段历史中，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极其丰富，这给中国学者的理论思维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经验材料，使我们具有足够的资源去突破西方学者基于西方历史背景和经验材料所建构的基本理论框架和价值追求。倘若没有做到这一点，不仅是作为中国学者的耻辱，也将是中华民族的悲哀，真的是“辜负了这个时代”。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根本方法论原则
对于我们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这段话中包括知识体系、价值原则、方法论和实践活动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也揭示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总体方法论原则。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这种集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方法体系、实践体系于一身的特征，使其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工程学体系，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类解放工程学。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自己视为改造社会、解放人类的工程师，包括两个基本点：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以最少的成本实现人民最大价值目标的价值追求（合称工程师的价值原则）。其根本方法论原则就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殷切期待，许多人和我一样，有一个很深切的担忧。因为，习总书记再次重复了马克思主义界的一个经典话语：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这句话毫无疑问是真理，但在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界却经常被异化为一个空洞的教条。这表现在很多人总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套固定的观念体系，而且还仅仅是他所接受的那套观念体系，或者经过党中央或有关权威部门发布的那套观念体系。他们面对每一个理论、观点，尤其是新理论、新观点，包括新的实践方案，都会拿出那套观念体系，以模式匹配的方式进行衡量，符合的就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不符合的就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相反的就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当他们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开放的发展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空谈，是应对他人批判的空洞说辞。当这种思维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界获得主导地位时，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指导功能”就自然异化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束缚功能”。
二、破除教条主义、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任重道远
我们以如此尖锐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是希望把这个问题辨析清楚，使人们能够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
从人类认知和学习规律看，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封闭化是常态。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封闭化的人，也一直是占大多数的。这符合人们学习一个理论体系的基本心理特征，几乎没有人具有天然的免疫能力。对普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者和社会工作者而言，让他们真正用开放的、发展的思维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不现实的，他们遇到问题只会从自己的大脑中寻找现成的答案和方法，让他们深入系统地研究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去解决问题，是很困难的。对此，我们要理解和接受。
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形式看，马克思主义也很容易被教条化和封闭化，做到开放的阻力很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与政治运动联系过于密切，背负了很大的政治包袱。马克思主义在形成之初，理论体系远未完备的时候，就已经与实践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使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形成了政治团体也就有了团体的利益和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也就与各种形态的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总是倾向于维护自己理论的稳定性，因为，理论经常变化不利于凝聚人心、积蓄力量、增强战斗力。同时，在团体内部，占据优势地位的人，常常也就是现有理论体系的受益人，指导思想的改变往往意味着团体内部利益的重新分配，所以，各种政治团体内部都有很强的保守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团体自然运行的结果，也要理解和接受，批判和抗拒是没有用的。对各种政治团体而言，往往都只有在团体面临深重危机时，人们才会愿意改革和创新。但许多领导人既使知道要改革、创新，也会因为个性、能力、利益等原因而无法进行真正的改革，往往需要出现一个具有强烈创新精神和坚定意志的领导人时，才有可能真正启动改革，通过创新带领团体走出危机。而当危机过后，人们在新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方法基础上完成了组织的再造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组织将再次进入稳定状态和保守状态。这几乎是所有具有一定历史连续性的组织的共性，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不例外。
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动员群众，也为了有效应对各种挑战，马克思主义政党往往在不同时期，会将自己的理论凝练为若干基本原则，划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这就很容易促成教条主义的形成。面对永恒变化和无限复杂的现实生活，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画地为牢、自缚手脚，使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实生活面前不断遭遇各种挑战，理论日益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由此又产生强烈的创新冲动。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国家建设和治理方略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脱节，理论不能合理地解释实践，不能为实践活动提供足够的合法性支持。当前，对我国建设和治理方略的怀疑来自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承认我们的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希望外部势力能够承认我们是人类文明发展正常道路，而不是异端。
三、在“纠错”求真中坚持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从内容上讲，马克思主义现有的理论体系，相对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需要，其研究方法和内容都存在一系列比较大的缺陷，这些缺陷不克服，面对现实生活时，我们就很难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很难开展真正的科学研究，只能固守教条。这个问题比较重大，是对人们是否真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严重考验。这里只陈述基本观点。
1.对理论研究而言，样本的选择是决定性的，样本的缺失或错位一定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严重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当年提出五大社会形态理论时没有充分考虑东方历史，后来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和人类历史时，注意到亚细亚社会和生产方式的常规性、普遍性，但苏联人没有吸收这个思想，把五形态理论固定下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理论。五形态理论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孙承叔，《打开东方社会秘密的钥匙：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代社会主义》，东方出版中心，2000）。这个理论严重束缚住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历史实际情况的研究，是我们认识国情的第一大理论障碍，也是我们合理应对西方舆论压力的第一大障碍。
五大社会形态理论虽然一再受到中国学者的质疑，但却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正统观点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的。人们害怕否定这个理论之后，无法说清社会主义革命和道路问题，担心影响人们对现存制度的认同。实际上，否定五大社会形态理论符合中国历史，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及其在我国的指导地位，也无损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活动的合理性。只是它会使我们原来的政治宣传变得不是那么合理。但把错误的东西改正过来，人们会很容易理解的，我们不能一直背负历史包袱不放。
2.马克思主义现有的政治理论和文化理论也不符合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一直是其社会形态理论的附属物，马克思虽然后来修正其社会形态理论，但对政治发展理论和文化理论没有做相应的改变，他们没有注意到亚细亚社会及其政治治理模式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是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恩格斯注意到上层建筑（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但却缺乏详细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马恩与其他西方学者一样，在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发展标准上，都把个体的自由度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原则。所以，现实感不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治理模式和价值观是不能认同的，也使我们在与西方人的价值观冲突中只能处于弱势。我们认为，个人的自由并不是政治发展的唯一指标，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同样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
我们认为，西方人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道路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而是特殊情况下的变态，是极少数。东西方社会的发展的分叉是从原始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开始形成的，此后，二者一直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东方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最发达形态是中国历史。人类社会在从原始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时有两条路径，一条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部落联盟制的路径，一个是通过酋邦制路径。部落联盟是若干部落通过协商的方式形成的，而酋邦是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形成的。部落联盟中没有个人集权，形成民主制，而酋邦则有个人集权，形成个人专制。历史上以部落联盟作为过渡形式的社会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是极其罕见的，仅在古代希腊、罗马和美洲的个别地方偶然出现过，全球绝大多数地方，全部东方社会、非洲社会、美洲的大部分社会，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环节，都是酋邦制。具有悠久民主制传统的国家在政治文化上就会强调个体的自由和个体人格的独立，因为这是人们参与共同体事务即政治活动的基本素质，也是维护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原则。而所有的东方社会早年都属于酋邦制社会，国家只能有一个武装集团以武力夺取政权，然后独立执政。这样的社会相互之间的差别仅在于夺取政权的那个武装集团的形成方式不同（孙志海，《自组织的社会进化理论：方法和模型》，2004，168-248页）。列宁主义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意义是使领导中国的核心武装集团完成从家族制向政党制的过渡，扩大了社会统治集团的群众基础，为东方社会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和现代政治生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3.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的关键就是马克思对宗教的理解是以基督教为样本所形成的，是片面的。西方宗教是启示性宗教，宗教生活以“信”和“守戒”为主，宗教主要通过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而影响个人和社会，所以，这种宗教重外在形式，组织力量强大，宗教是社会对立和冲突的重要力量。而东方宗教是自悟性宗教，重视人的内在德性、心理和人格的完善，强调内在智慧的开发，组织性差，对观念和行为的差异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宗教冲突概率很低，战斗力非常弱，所以，东方的宗教对社会具有强大的稳定和调节作用。建国以来，我们用马克思的宗教思想来解决中国的宗教问题，忽视宗教之间的差别，对所有宗教同等对待，就使我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稳定社会和人心的力量，使中国人失去提升、完善道德人格的核心文化资源，给中国的道德资源带来巨大损失。同时，由于自身宗教传统受到压制，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全面入侵（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马克思主义”这个通道进来的），中国人民失去抵制基督教的核心力量，在某些人和势力的推动下，基督教在我国快速传播，许多人正在幻想利用基督教来改造中国人民的心理，进而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传统。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宗教战争离我们可能就不是很远了。
马克思主义的五形态理论、政治理论和文化理论虽然当年为否定中国传统或进行革命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根据，但成为执政党之后，这些理论就逐渐变成负担。列宁当年说我们要脱离书本搞建设时，也是基于同样的历史情境。我们否定五大社会形态理论适合中国，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用“社会主义”这个招牌了。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建设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所起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就是赋予中国传统的民本思维（群众观点）、均平思想和大同理想以新的理论形态，这对动员基层人民起来改造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些价值原则与建党原则一起，使党建构出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武装政治集团，以其为核心使整个国家上下层联结为一个整体，从而使古老的国家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虽然我们曾经走过弯路，但国家的这种整体感和行动能力却很好地保持了下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给中国人民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这一点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也依然重要。
四、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建议
如果我们要按照人类解放工程学的原则来建构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应该包括：（1）方法体系。包括研究方法和实践技术（包括战略和策略，工作手段和流程等）两个方面。（2）价值体系。主要是价值立场和价值追求。（3）理论体系。即一套将方法、价值和对世界的基本认知融为一体的观念体系。这个体系将随着社会实践、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其必将处于不断的重构过程中，是所有科学性知识体系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例外。在我们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下面几个问题：
1.扎根中国，重新确立研究样本。必须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作为核心研究样本。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树立真正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2.让综合统一思维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必须以新的综合性的思维方式、统一性的思维方式来主导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而不能再以对立性的思维方式来对待各种文化传统（萧诗美，《和谐哲学的三种诠释模式》，哲学研究，2007/10）。当然，对立性思维作为客观事物和思维活动的基本方面不能缺位，只是将其放置在综合统一性思维主导之下进行。具体而言，对西方哲学的抽象的研究方式及其研究结果不能简单否定，还应该在对其进行积极肯定，才能很好地吸收其积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
3.完成建设性社会角色转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将自己定位为传统的批判者、革命者，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宣传、教育活动，面对传统，都以批判态度为主，肯定性思维严重不足。这种思维倾向不利于我们吸收借鉴传统，更不利于进行和谐社会建设。作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者应以肯定性的思维方式来对待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和问题，即使面对消极现象也要从中看到积极的因素，找到建设性的解决办法。
智库专家：
孙志海：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报告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