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度进展报告
2015年，随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以及与改革相关的一系列“顶层设计”文件的先后出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更加清晰、完整地呈现在世界面前，吸引了国外研究者们的高度关注。从国际层面看，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仍然乏力，国家本位主义观念盛行，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因此，对于诸如中国崛起、中国梦与文化软实力、一带一路战略、人民币国际化等热点问题的阐释，由于各自立场的不同而呈现出了较大的争议性。就中国内政问题来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关于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性质、内涵、方向、前景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发展经验，以及当前发展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与挑战的研究是2015年度的一大热点。除此之外，有关中国的创新能力、新型城镇化、环境治理以及法治化等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新的进展。与既往的研究相比，国外学界在2015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是关注热点多，研究论域广，高水平知名学者的新作、大作不断。其次，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学术与应用齐头并进。除一般性理论研究成果之外，以现实政策分析而见长的智库研究成果也蔚为可观，不可小觑。最后，中国学界“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通过与西方学者的直接互动、同场交流，共同探讨中国问题，表达中国立场，传播中国理念。
一、“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
相较于国内政治与学术语境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国外学界更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概念来描述与定义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从时间上看，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他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一文，引起了西方世界的积极响应。自那时起，有关中国模式的内涵、性质、方向等问题就一直成为国外学界研究的热点，它吸引了像阿里夫·德里克、戴维·兰普顿、彼得·诺兰、季塔连科等国际知名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2015年，国外学界有关中国道路到底是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直接争论稍显淡化，大多数学者更愿意从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角度出发，对中国模式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对中国模式的地位和意义进行评价，对中国模式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进行具体分析。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14年下半年出版了其新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该书在2015年受到了学界较高的关注。在福山看来，一个国家真正的政治发展需要在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问责之间取得平衡。其中，“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三者的顺序非常重要，民主有时并不是第一位的，“强政府”才是首要的。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中，福山还专门谈到了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度建构问题。他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建构最大优势在于继承了一套高质量的官僚体制，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遗留的最主要的政治遗产。但是，如果中国基于官僚体制自主性基础上的政治秩序想要长期维持下去，其最终仍然需要“民主负责制”。只是，在如何具体设计民主制度问题时，福山一改他在“历史终结论”中作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坚定拥护者的立场，反复强调，尽管对于任何致力于政治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法治和民主的制度建构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可以存在很多种形式，尤其是，千万不要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形式当作普遍模板，而是要按照自己本国的国情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自身的国家建构和政治改革。
著名的左派学者，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2015年发表的《当代帝国主义》一文中，较为具体地回顾了由毛泽东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并比较了与苏联模式的差异。阿明指出，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经验之一，是没有完全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而是非常注重保护农民的利益。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它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现代民主，但不是那种今天非常流行的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中国的建设与发展都长期坚定地维护着工农之间的联盟。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能在国家建设当中避免像苏联那样的强制集体化以及其他一系列致命错误。而在中国参加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时，阿明也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传播过程中不能被忽略的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影响力的现实体现”。
丹尼尔·贝尔教授（Daniel A. Bell）在2015年出版了其专著《中国模式：政治精英与民主局限》。他指出，在西方世界，人们总习惯于将政治世界划分为“好”的民主政体和“坏”的威权政体。但是，中国的政治模式却并不适用于前述任何一个类别，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已经发展出一套可以被确切称为“政治精英”主义的政治模式，这套政治模式可以被概括为上层精英，中层（民主）实验，底层民主。从抽象的政治制度分析来看，政治精英主义当然有其优点和缺陷，但精英与民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现实政治操作中，精英与民主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被融合在一起。贝尔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出一种道德可欲且政治稳定的民主精英模式，这种政治民主精英模式可以弥补西方选举民主的关键缺陷，对世界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理论层面，以研究现实国际政治和国家政策而见长的各大国外智库在本年度也出现了不少成果。被誉为“世界头号智库”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家副助理国务卿并主管亚太事务的托马斯·克里斯坦森在2015年也以专著的形式，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他在《中国挑战：如何影响一个崛起大国的抉择》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现在已经接近成为美国在全球最可能成为“对等竞争者”的国家，以及为什么它足够强大到动摇东亚乃至于影响全球经济与政治事务。克里斯坦森强调，无论中国取得了多少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就目前而言，中国共产党都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他详细列举了中国在诸如海洋主权争端、世界金融管理、互联网控制、气候变化以及对台湾和香港政策等方面所遭遇的困难和挑战，并揭示了中共在某些问题上的的决定对于国际以及国内稳定方面的重要影响。基于对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华关系的分析，作者提出了一种平衡策略方法，它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不应当打压中国的崛起，而是应当帮助塑造它的选择以阻止其区域性的扩张。美国前财政部长、现任高盛总裁亨利·保尔森在其新作《与中国打交道：揭开新经济超级大国的面纱》一书中，较为详细地阐释了中国是如何迅速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的。他认为，如果中国打算在较长时间内继续深化经济改革，那么，选择竞争的方式将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这种竞争是公正的，且提供了一些基本原则，那么这将是未来中美两国之间交往的主要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2015年被评为纽约时报最畅销图书。
在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问题的研究上，2015年另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动向是：在这一年中，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就中国道路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多学科、高频次的互动与交流，既有“走出去”，也有“请进来”，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自信”。2015年6月19—21日，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十届论坛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主题为“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与危机”，来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与美、德、英、日等十多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齐聚一堂，共同剖析资本主义的弊病与危机，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2015年9月25日—10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德国德中协会、德国左翼党、德国卢森堡基金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人党等欧洲左翼组织在柏林、巴黎、罗马等地共同举办了多场“2015年中国道路欧洲论坛”，主题为“中国道路：成就、原因、问题、对策”。10月10日—11日，举世瞩目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发展”，吸引了400多位中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会。在上述这些会议上，我们听到了不少国外专家学者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与评价。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珍妮·克莱格（Jenny Clegg）教授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单极霸权地位一直处于危机之中，在金砖国家崛起的背景下，国际关系将在单极和多极的跷跷板上更加频繁地摇摆。伴随着经济和多维度影响力缩小的美国霸权，进入了新的军事化阶段，而中国则以“战略力量”（power of stratagem）为指导，以经济激励和文化“软实力”（“亚洲人的亚洲”）为主，并伴随“以牙还牙”有限强制的战略，以非对称和微妙灵活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这将是国际竞争的新形式。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教授多米尼克·洛苏尔多则高度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且具有绝对意义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以公有经济、公私合营和私有经济并存的模式治理着中国很多地区，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通过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创新了社会主义模式，使几亿人民脱离贫困，缩小了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娄德烈·卡托内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新社会不会从白纸上产生。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国道路只有借助于中国伟大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自己的政体形式才会变得更加持久，这将是一个具有历史长久性和复杂性的过程。而法国欧洲议会荣誉议员弗朗西斯·乌尔兹则高度肯定了中国道路及其在促进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作用。他尤其提到，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尊重所有宗教信仰的理念，是一个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完全不同的合作模式。它将把各个国家都联系在一起，用共产主义者自己的方式唤起公众的希望，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二、习近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
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中国共产党顺利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广泛关注和高度期待。随后，在短短三年多时间中，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通过出台了一系列顶层设计的战略性文件和举措，逐渐形成了以“四个全面”为核心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布局。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随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向全球出版发行，国外对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思路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因而也就相应出现了不少讨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新阶段、新变化的研究成果。
在2016年刚刚出版的由罗伯特·罗斯与乔伊·贝克沃德共同主编的《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国内与国际政策挑战》一书提到，习近平被认为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最有权力并且最受欢迎的领导人。通过近两年来中国政府刺激性的经济增长与军事现代化可以看出，习近平具有要将中国转变为21世纪超级大国的坚定决心。无独有偶，2014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兰普顿出版了《追寻领导人：执政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一书。作者也认为，在毛邓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更多是在既定的政治体制框架下通过集体决策的方式，试图激发制度内在潜力，推动中国社会继续向前发展。但是，自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他采取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措施强化领导权威。这说明中国新的领导层已经认识到，在集体领导体制下的中国，不可避免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治理问题。而重新树立中央权威，被视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步。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兰姆认为，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美国霸权的衰落，中国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崛起时机，倘若在习近平时代中国仍然能够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他将会带领全民族实现清末以来几代人的复兴梦想。当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展过程中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不断累积的腐败问题和制度缺陷异常棘手。再加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公民意识的不断启蒙，利益集团的日益固化，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共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将成为习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后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顶层设计的战略文件以改善国家的治理方式与治理结构。卡拉·米勒与约翰·马宏认为，在现阶段中国公共政策和治理的结构中存在着三种模式：一是企业社会相应对的社会关系依靠模式；二是公共事务和公民参与模式；三是以公共管理为导向的，基于科学数据的分析模式。中央政府尽管试图吸引社会多方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但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的多方参与在中国仍然进展缓慢，但值得肯定的是，它始终是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邵兆威则结合当前中国改革背景下的城镇化进程，重点分析了地方政府的治理完善问题。他认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地方政府开始试图扭转过于依赖中央的倾向，通过改善自身治理模式，以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镇化的过程，既是地方政府成长发展的过程，也是整个国家再建构的过程。而加德尔斯则专门刊文讨论了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2015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不是政治宣传口号，而是要以实际行动走出众所周知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同时积极拥抱“第三次工业革命”。
相较于上述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治国理政思路的积极肯定而言，也有不少学者从现实问题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挑战与困境进行了分析。朱安·瓦克认为，习近平是一位有着宏伟蓝图的中国领导人，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习近平在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有些恐怕是在他有限任期内难以真正解决的，在此前提下，集中改革好一个重要领域或许不失为一种良策。他主要集中剖析了五个方面的改革难题：一是极度猖獗的官员腐败，核心表现为制度性腐败；二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影子银行体系；三是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步提高；四是难以平衡例如俄罗斯这样的战略伙伴和国际舆论压力之间的关系；五是大规模的军费开支，以及环境保护收效甚微。巴里·诺顿认为，中国此前快速的经济体制转变虽然取得了短期效应，但是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紧张，目前已经遇到较为严重的瓶颈，迫切面临着转型升级的任务。对于新一任领导习近平而言，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克服旧经济模式所带来的巨大惯性与利益掣肘，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以及在启动新改革与巩固改革之间的平衡。杰索普·费史密斯则指出，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所取得的经济成功并没有让他能够如愿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即便是在胡锦涛、温家宝主政期间，倡导中国由经济发展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但社会秩序如何长期保持稳定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挑战。不仅如此，费史密斯还认为，即便中国能够在未来实现他们的“富强”之梦，恐怕这种梦想也是建立在社会不公正的基础之上。约翰·奈特则具体从四个方面出发，剖析了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因素，阐述了社会不稳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分别是：第一、现实和预期的收入增长有着巨大反差；第二、收入不平等；第三、经济不安全；第四、错误的治理。针对这四项原因，作者不仅给出具体的应对方法，同时从问题实质上给出了政策建议，即政府要采取激励措施，扩大人们的收入，减少人们在社会公共福利上的不平等，同时要实行善治。韦伯斯特大学韩裔学者Kim Jih-Un重点研究了中国新型城市化障碍与限制问题。他指出，中国政府提出的新型城市化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其一，给城市外来人口发放城镇户口；其二，让农民搬到乡镇、小城市或城郊地区集中居住。但这两条路径在实施阶段都面临着一些障碍与限制，例如：作为实际执行者的地方政府缺乏相应资金；大城市外来人口过多，户籍改革远不能解决问题；重新安置的农民难以获得充分补偿；外来人口或重新安置的农民没有稳定和体面的工作等。中国政府要想顺利推进新型城市化，那么就必须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对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变化的观察不仅聚焦于内部变革，同时也包括外交领域在一些理念或政策上的调整。特里萨·弗伦认为，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重写现存的地缘政治格局。这一新型大国外交战略可以从创设一带一路的外交策略上体现出来。这一倡议有三个因素驱动：一是能源，二是安全，三是市场。弗伦认为，习的这一战略举措无疑是眼光宏大的，它标志着中国再也不以局部地区的大国自居了，而是开始将自身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对世界的影响力。中国的眼界再也不局限于陆地，它开始重新参与到海洋竞争之中。琳达·贾克布森则紧扣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亚信会议上提出的“亚洲人的亚洲”观点，阐释了他对中国外交策略的解读。贾克布森指出，关于习近平提出的“亚洲人的亚洲”这一观点，已在西方世界中引起了持续的争论。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国正式开始对美国实行强硬姿态，欲与其争夺亚洲地区的领导权；另一些人则主张，这只是中国国内激发民族情感的需要，回应国内民众对于美国重返亚太的疑问。贾克布森强调，尽管“亚洲人的亚洲”表明了中国试图重塑亚洲新秩序的愿望和决心，但这一愿望能否实现，主要还是取决于中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真正能做些什么，即取决于中国的现实能力和众多制约条件。除此之外，贾克布森与曼纽尔还共同关注了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官僚体制存在过于分散、碎片化的问题。他们认为，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涉外事务越来越多，外交政策体制的弊端愈发明显。由于受到国内政治体制和利益集团两方面的制约，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越来越分散化和破碎化。有鉴于此，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正在努力将外交决策权重新收回中央，以避免分散化带来的种种风险。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内森指出，中国正试图在外交中塑造一种新的国际人权，让外界用一种更加“中性政体类型”的眼光看待中国，这将对民主造成一种新的消极影响。而维姆和T·J·帕佩尔则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有所增长，但是二战以来一些非制度性因素仍然压制着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自主性。考虑到当前中国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重要地位，以及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双边关系，中国领导人必须更加积极地发展新的外交政策以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三、“一带一路”与国际交往新秩序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后，两大倡议合并为“一带一路”倡议，并逐渐演化成为当前中国对外交往中的顶层国家战略。沃纳·法斯本德在《丝绸之路：世界统治中的政治市场概念》一文中详细分析了丝绸之路从提出到未来发展的全过程。他认为，作为近些年来国际上最为流行的热点话题之一，一带一路从提出伊始就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尽管无论美国还是俄罗斯，以至于欧盟、东盟，都没有作出任何清晰的回应，但这一项目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且有世界眼光。文章认为，一带一路会对亚洲、欧洲以及非洲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但与此同时，由于涉及的范围和利益方太多，因为利益纠纷而产生的冲突在未来也是可以预见的。史密斯从欧亚各国的地缘政治出发，对一带一路的前景进行了展望，他认为，一带一路一方面致力于创造和加强中国和欧亚地区的经济、交通、文化和人文交流，这不仅会为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周边沿线国家尤其是东欧和南欧也会因此而受益；另一方面也会减轻周边国家的冲突和争端。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中亚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国涉足此地，必定会引起大国博弈；另一方面，欧洲的欧盟、东亚的东盟、北美的自由贸易区，这些传统贸易网极有可能会与这一经济项目发生冲突和重合。
与西方学界的“中立性”评述相比，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像印度这样的一带一路核心国家的官员或学者，更加关注一带一路对本国利益和外交格局的影响。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学者Karam belkar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印度社会各界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报道和立场。他指出，印度和中国同为世界瞩目的新兴经济体，有合作也有冲突。面对中国提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邀请，印度方面总的态度是比较犹豫。通过综合印度主流媒体（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教徒报、印度快报）的相关评论文章来看，多数印度学者除了关注一带一路的经济影响之外，还从地缘政治出发进行了解读，他们认为中国会借机提高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保障其在亚丁湾的海上安全，对印度形成实际的战略包围。作为应对，印度应与中国合作加深经济联系，同时也可以考虑施行印度版的丝绸之路战略，从而使印度在其中扮演更具建设性的角色而非仅仅做出防范的姿态。印度前外交部长、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也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周边国家之所以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畏惧和担忧心理，本质上来自于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作者认为，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华帝国强盛的标志之一。而从现实角度来看，现阶段不断崛起的中国，一方面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周边国家争议不断，另一方面又同其发展经贸关系，扩大经济影响力。同时，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和印度地区大国之梦，都造成周边小国担忧的“选边站”问题，这也是这些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恐惧心理的现实来源。最后，作者指出，“一带一路受益的不仅仅是中国，沿线沿路的国家都将因此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但是中国如何能够巧妙地平衡各方关系，消除各国恐惧心理，这将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努力”。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亚欧研究所高级研究员Mohd Aminul Karim主要以孟加拉湾为例探讨了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给周边地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认为，从经济上来看，中国此举无疑是一次双赢行动，不仅加强了中国和周边地区的经贸合作，同时提高了双方的战略地位。但从政治尤其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有可能会深陷于此。一方面，东南亚、南亚地区局势复杂，国情差异较大；另一方面该地区大国博弈较多，除了南亚的印度，身处此地区之外的美国也开始“重返亚太”。针对这些挑战，作者认为，所有利益相关方要避开分歧，先选择非传统安全的领域进行合作，同时各方也要给出清晰的发展蓝图。
智库专家：
朱菊生：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报告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