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报告(2016年第6期)

发布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发布时间:2017-03-06浏览次数:2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2015年年度报告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方面涌现了大量成果。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相关研究著作有500部左右,中国知网的统计(2016331日检索)显示,2015年共有6696篇(平均每天约有18篇)相关理论研究和宣传文章被收录(如下图所示)。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年鉴》(2003-200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年鉴》(2006-2009)、《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2010-2014)等,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代表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具体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性质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体系及其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诸学科的发展、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内容,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经常性论题。2015年,学界在热议上述经常性论题的同时,还重点探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研究,突出了毛泽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总体来说,相关研究呈现以下四大新进展。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研究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韩庆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分为政治形态、大众形态和理论形态。基于此,他强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形态特别是对基本原理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主要包括:“思想路线论”→“初级阶段论”→“根本任务论”→“市场经济论”→“判断标准论”→“科学发展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论”→“行政体制改革论”→“核心价值论”→“和谐社会论”→“生态文明论”→“改革开放论”→“党的领导论”→“民族复兴论”。(韩庆祥.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理[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01: 45.)原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黄百炼认为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大致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认识: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形态;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式理论形态;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形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不仅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还应该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三个方面。(何海根. 不断推进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工作——“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研究30人论坛”2015年学术年会综述[J]. 科学社会主义, 2015, 06: 158.)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领导小组副组长毕京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即从战略环境、战略指导、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重点等方面来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理(毕京京,张彬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王怀超主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二级学科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个学科,其研究对象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或者说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规律性,其逻辑起点应该是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其发展脉络应该是源于毛、始于邓、成于邓、发展于江、胡、习,其基本原则应该包括人本、公正、共富、民主、平等、和谐、包容。(何海根. 不断推进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工作——“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研究30人论坛”2015年学术年会综述[J]. 科学社会主义, 2015, 06: 160.

二、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学者们普遍认为,决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决不能否认毛泽东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进程中的奠基之功。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立、形成作出了奠基性贡献。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先行者。(吴怀友、刘正妙. 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和奠基人——第二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论坛综述[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 09, 156)李捷指出:“在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当今时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王佳菲. 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综述[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 06: 152.)邓纯东强调:“毛泽东毕生的奋斗奠定了中国道路的基础;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艰难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立提供了思想准备,物质条件和经验教训;毛泽东的从政理念,精神追求和价值观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吴怀友、刘正妙. 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和奠基人——第二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论坛综述[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 09: 156.)李佑新认为,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关键就在于其合理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之间的张力,避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围绕“中国梦”提出的“一路一带”战略设计,“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合理构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吴怀友,刘正妙. 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和奠基人——第二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论坛综述[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 09: 158.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全面推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方面构成了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另一方面又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2015年,各种学会、各种智库、各类媒体、各类丛书、众多课题,都着重对习近平总书记201412月在江苏首次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展开了深入研究。经中国知网统计(2016331日检索),2015年有2794篇相关报刊文章被收录,相关进展包括:

(一)在国内

1.着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视角来阐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过程、丰富内涵、理论精髓和重大意义。以《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为依托,以《人民日报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四个全面”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和《“四个全面”党员干部学习读本》(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为权威导向,研究者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李捷),是“实现中国梦的行动指南”(罗志军),是对2020年中国的前瞻和“远见”(汪玉凯),是“习式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布局”(许耀桐),是“新形势下党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指引(曲青山),是“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李君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刘海涛),是“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董振华),是“新时期治国理政总方略”(李升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陈雨露),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法宝”(包兴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邓纯东),构建了“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布局”(韩喜平),要“深刻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李忠杰)。

2.着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阐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性质。学者们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表达”(欧阳淞),是“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面向当代中国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韩庆祥),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秦宣),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应用(彭劲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张乾元),“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石云霞),是“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部署和实践纲领”(吴晓明),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航标”(王永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治国理政思路、治国理政理念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郭建宁),“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方略和与时俱进的创造,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飞跃”(唐洲雁)。

3.着重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解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蕴涵。学者们主要从时代背景、理论基础、逻辑关系、方法论以及现实意义等方面展开研究,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包含“历史、现实、未来三大逻辑……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开辟我们党治国理政新境界”(辛向阳),是“历史与时代的统一”(沈传宝),是“对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的高度总结和概括”(郝立新),集中了“传统儒家、道家、法家、墨家这四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精髓”(姜义华),是实现中国梦之“四维”(贺新元),是“追求制度文明”(邹诗鹏),“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是‘四个全面’的实践基础”(辛鸣),要“正确把握‘四个全面’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关系”(陶文昭),要在“四个全面”论域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吴潜涛),要把“‘四个全面’当作科学来研究,使之理论化和体系化”(孙代尧),要“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这个根本上”学习和把握“四个全面”(冷溶)。

4.着重从“人民性”视角研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价值特性。学者们指出要深刻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人民性”(双传学、袁久红),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的意志与人民意愿的统一”(周溯源),“深化了对执政为了人民的认识,强调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杜飞进),“四个全面”的四项基本工作贯穿了一条以人民主体思想为核心的逻辑主线(石寅),人民群众主体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价值根据”(陈锡喜),“人民主体性是‘四个全面’战略提出的重要依据,也是战略的价值核心”(曹金龙),要“确立理论自信”(丰子义)。

(二)在国际上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6次入选《时代周刊》全球百位年度最有影响力人物。有关人士认为:“习近平的成功关乎中国以及世界的命运”(陆克文,前澳大利亚总理),“习近平将会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全球领袖”(洪博培,美国前驻华大使)。2015年,在一些媒体或继续唱衰中国或炒作中国可能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纷纷就“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出较为客观的声音, 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1.在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上,“汇聚了国家领导人解决迫切问题的方法精髓,这实际上是新的治国战略”(卡尔涅耶夫,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是“实现可持续包容发展”的中国式解答(姜晟振,韩国高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四个全面’的排序很有道理”(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每一个‘全面’都对应着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提供了全面且连贯的战略指导,将使中国的发展更加持续稳定”(马丁·李斯,罗马俱乐部原秘书长、联合国原助理秘书长),“是一个实现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赋予中国发展新内涵”(克里斯坦•德瑞格尔,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部主任)。

2.在理论所能发挥的作用上,是“确保经济转型成功的战略布局”(乌玛尔·朱沃诺,印度尼西亚信息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席),是“令人鼓舞的发展战略”(卡洛斯·马格里诺斯,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原总干事),将“使中国的发展更加持续稳定”(裴胜德,丹麦驻华大使),将“有力推动中国梦的实现,并且打破那些试图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企图”(罗思义,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将“使中国梦成为现实”(John Coulter,约翰·库尔特,澳大利亚经济学家)。

3.在理论的总体评价上,“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期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全面中兴时代来临的关键转折时期,他提出的‘四个全面’无论是站位、视野,还是方式、方法,都是中兴时代的大手笔,有骨有架、有血有肉,可谓高瞻远瞩”(郭生祥,澳大利亚创新金融研究院院长),表明“一个新的发展框架正在形成”(Yuksel Gormez,尤科赛尔·戈迈兹,土耳其中央银行北京经济参赞),它标志着“形成了中国新的发展纲领,是影响深远的理论突破”(詹尼斯·坎巴耶夫,哈萨克斯坦管理经济战略研究院法学院教授)。

目前,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还处于热点关注阶段,国内外研究成果集中爆发,数量增长极快,这一势头还会延续;在此基础上,下一阶段的研究有必要在研究视角多样化的同时,特别增强学理层面的细致研究,充分阐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创新发展,充分凸显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地位,充分凝练习近平总书记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深入开展

理论界一致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宏大系统工程”。《中共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部署,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周叶中.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三个问题[J]. 学习月刊, 2015, 05: 4.

1.侧重从内容创新上建言。罗豪才认为:“软法是现代法的基本形态之一,软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组成 !E 治全面化,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方面,尤其是在加快法治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治理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韩春晖.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软法之治——访著名法学家罗豪才教授[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 06: 8.)李龙建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法治体系建构的基础上,“增加四个重大内容,即:严整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原则体系,科学的依法执政体系,严谨的法治社会体系和完善的法律执行体系。”(李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和基本构成[J]. 中国法学, 2015, 05: 24.

2. 侧重从视野拓展上建言。曾令良提出,法治不仅具有国内属性,也具有国际属性,中国应增强“在国际上的法治话语权和影响力”(曾令良、古祖雪、何志鹏. 法治:中国与世界[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10: 134.)孙国华则主张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置于当代中国的伟大改革实践之中,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视野之中,置于社会关系、社会治理的完整体系之中,置于人类政治法律文化发展的整体逻辑之中来理解。(孙国华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3.侧重从实践效果上建言。庄穆认为:“提出依法治国时间较长但法治实践效果不显,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不统一是其重要原因。实质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形式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蔡晓良. 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论坛(2015)综述[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 07: 154.

总的看来,上述四方面内容构成了2015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研究的主要动态和风貌。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研究,要紧扣为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伟大实践,回应时代要求,着重围绕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实践与21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进行,应当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五大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取得的新成就、新经验等方面进一步加深研究。

  

作者:涂亚峰,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